梭羅逝世160周年｜生活在别處

有人說，這個世界上隻有兩種人，一種是讀過《瓦爾登湖》的人，另一種則沒有。其實，更加準确的表述應該是：這個世界上隻有兩種人，一種是被《瓦爾登湖》影響的人，另一種則沒有。過去兩百年來，我們居住的這個藍色星球上誕生了浩如煙海的書籍，但很少有像梭羅的《瓦爾登湖》那樣産生世界性的廣泛影響，而且這種巨大的影響力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會一直持續下去。考慮到梭羅的名聲（顯然不及愛默生、福克納、海明威等美國著名作家）以及他所開創的自然随筆這一文學體裁（至今依然是一種小衆的非虛構文學類型），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空前絕後的奇迹。自上世紀80年代末著名詩人海子卧軌自殺以來（懷中揣着的正是《瓦爾登湖》），梭羅和他的這本代表作在中國的熱度持續攀升，上海的紹興路上甚至出現了以“瓦爾登湖”命名的店鋪（店主收藏了超過210個版本的《瓦爾登湖》）。對于如今這一世代的中國人來說，“瓦爾登湖”不隻是一個地理坐标，更是一種心靈的寄托，一份“詩與遠方”的召喚，一個曾被兌現的桃花源。似乎就在一夜之間，梭羅成了一位“生活在别處”的精神偶像，一個圖書世界裡的流量級明星。然而，我們真的讀懂梭羅了嗎？要想開啟真正的“瓦爾登湖”之旅，我們或許可以從梭羅三問開始。

梭羅肖像

務虛 or 務實

猶記得很多年前觀看美國電影《死亡詩社》，男主角尼爾·佩裡和他的夥伴們第一次加入“死亡詩社”時所朗讀的宣誓詞：“我步入叢林，因為我希望生活得有意義，我希望活得深刻。吸取生命中所有的精華，把非生命的一切都擊潰，以免當我生命終結，才發現自己從沒有活過。”一種濃郁的理想主義氣質瞬間抓住了一個處于青春期的少年的心，正如電影中那些渴望自由、浪漫和詩意的鮮活生命，于是第一次記住了這個叫亨利·大衛·梭羅的詩人。直到後來翻開《瓦爾登湖》之後，才發現這種對梭羅的最初印象是多麼偏狹與可笑。要知道，梭羅在《瓦爾登湖》的開篇談的不是自由、浪漫和詩意，也非四季、閱讀與孤寂，而是一個完全反詩意的主題——經濟。

我真正想說的是，與大多數人對梭羅的刻闆印象完全相反，很少有比他更加務實的詩人。原因恰恰在于，梭羅不僅僅隻是一個詩人，更是一個勞作者、一個自然觀察家、一個精通數學的測量專家，一個經濟問題的思考者。1845年的秋天，就在梭羅開始粉刷他在瓦爾登湖畔的小木屋之時，他也開始了對金錢、資本、經濟必需品等主題的深入思考。就此，梭羅正式開啟了《瓦爾登湖》這部不朽著作的創作之路。《經濟篇》不僅是《瓦爾登湖》中篇幅最長的一章，也是全書首個讨論的主題。除了對富蘭克林的《财富之路》（The Way to Wealth）的戲仿與諷刺，梭羅的興趣不僅在于日常生活中的經濟（比如一頓飯1.0475美元，這是典型的梭羅式的幽默與荒誕），更在于那些足以改變世界的經濟理念。

《瓦爾登湖》（注疏本）

事實上，整個《經濟篇》可以看作是梭羅對新經濟思想，尤其是亞當·斯密的經濟思想的回應。他顯然熟谙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以及讓·巴蒂斯特·薩伊等人的作品，于是我們看到，斯密等人使用的基本術語為梭羅提供了諸多論題。斯密認為：“對于一個人來說，任何東西的真正價格所包含的是要得到它而經曆的艱難困苦。”梭羅十分認同這一觀點。但在勞動分工問題上，梭羅與斯密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在《國富論》中，斯密極力宣揚這樣一種如今似乎已成鐵律的觀點：将鐵釘制造分成18道工序（一個人抽鐵線，下一個人拉直，再下一個截切……），有助于提高鐵釘的生産率。然而，梭羅卻認為勞動分工導緻了人性的泯滅與異化。他所倡導的是一種完全相反的勞動方式，“由一個人負責所有工序，既充當水手，又擔任船長；既是船主，又是保險商”。

關于勞動分工的分歧背後，其實隐藏着梭羅和斯密的一個更為根本的重大分歧：後者基于國家财富的視角，倡導消費最大化；而梭羅則希望将消費降至最低最簡的程度。事實上，他對生産也抱有類似的觀點。在瓦爾登湖的第二年，梭羅非但沒有增加豆子的産量，反而縮減了種植規模。所有這一切的背後，正是他所倡導的簡樸生活的哲學。在他看來，前往瓦爾登湖獨自生活是一項人生實驗，初心便在于發現自己真正的需求。是的，梭羅之是以“步入叢林”，是為了用實際生活來檢驗他的經濟學思想和人生哲學理念，正如他的自白：“做一個哲學家，并非意味着擁有微妙的思想或建立一個學派，而在于過一種簡樸的、獨立的、寬容的和有信仰的生活。每一個人都應該擁有這樣的生活。”

對于梭羅而言，這樣的生活必須深入自然，遠離車站、郵局、酒吧，進而接近“我們生活的本源”。在這一偉大實驗的過程中，他逐漸“把一切不屬于生活的内容剔除得幹淨利落，把生活逼到絕處，用最基本的形式生活。簡樸，簡樸，再簡樸”。正如一句格言所說：“要盡量簡單，但不能更簡”。令人驚歎的是，梭羅将這種簡樸生活的理念落實落地落細到每一件微小的物品之上，于是我們看到在自己動手建造湖畔小木屋所詳細羅列的物品和價格的旁邊，還赫然标注着“多數系舊（木）闆”“買貴了”“買多了”“大多自己背”等字樣。而在《經濟篇》的結尾，梭羅以這樣一則意味深長的故事作結：真正享有自由的樹木隻有柏樹，因為它從不結果實，而其他樹木“各自都有它适當的生産，一定的季節，适時則茂郁而開花，不當時令它們便幹枯而萎謝；柏樹不屬于這些，它永遠蒼翠”。

正所謂“智者所見略同”，這與兩千多年前的中國哲人莊子在《人間世》篇中所講的那個關于“無用之用”的著名故事幾乎如出一轍。

原始 or 文明

一種教條式的文明觀認為，所謂的文明就是逐漸擺脫原始狀态的漫長曆程。梭羅的最大貢獻在于，他要用自己的人生實驗向世人證明，還存在着另一種更具人性的文明觀。在他看來，原始不是需要被擺脫的狀态，而可以與現代文明對話甚至融合。如果說，在吟唱詩人荷馬的時代，神話就是自然的語言，梭羅要創造的，正是一個現代版的神話。他要将久已失落的野性融合到那個被金錢、資本和機械充斥的物欲僵化的人造世界。但如果你認為梭羅式的野性就是退回原始社會的狀态，就大錯特錯了。他所要嘗試的是，将物質生活的簡樸和精神生活的豐盈相結合，并将兩者都推向一種極緻，這便是他簡樸生活的要義。對此，他在日記中寫道：“世上有兩種簡樸，一種是近乎愚昧的簡樸，另一種是明智的簡樸。智者的生活方式，是外在簡樸而内涵豐富。野人的生活方式則是内外都簡樸。”

《夜色與月光：梭羅散文選》

對于梭羅來說，創造和踐行這種嶄新文明觀的一個重要方式就是散步。從某種意義上，散步成了他一生最具象征意義的隐喻。在無數次的遠足和散步中，梭羅将時間、空間和思想融為一體，進而為散步賦予了極為豐富的内涵，并成就了他那篇具有超前自然保護意識的随筆名作《散步》（Walking, 1861）。梭羅在散步中最大的收獲，便是發現了荒野的價值與魅力——走向荒野不是走向原始和過去，不是曆史的倒退。相反，荒野中蘊藏着一種尚未被喚醒的生機和活力，意味着希望、美好和健康。他在一百多年前寫下的文字，今天讀來依然振聾發聩：“我們走向東方去了解曆史，研究文學藝術，追溯人類的足迹；我們走向西部，則是充滿進取和冒險精神，走進未來。……對于我來說，希望與未來不在草坪和耕地中，也不在城鎮中，而在那不受人類影響的、顫動着的沼澤裡。”

梭羅認為，生活充滿了野性，最具野性的東西也是最有活力的東西，亦是最接近善與美的東西。然而，他所目睹的卻是工業文明對荒野的巨大破壞：“如今幾乎所有所謂人類的進步，諸如建築房屋，砍伐森林樹木，都隻能摧殘自然景色，使它變得日益溫順而廉價。”他痛恨那殘酷的斧頭，慶幸它“無法砍下天上的白雲”。是以，他呼喚：“給我大海，給我沙漠，給我荒野吧！”“我願意讓每個人都像野生的羚羊一樣，都像自然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樣。”他已經預見到，不顧自然環境、盲目追求發展的工業文明将會給人類帶來惡果。無論是一個人還是一種文化，一旦與荒野脫離，便會變得微弱而愚鈍。于是，在“文明的沙漠中保留一小片荒野的綠洲”，便成了梭羅最執着的追求。

各種版本的《瓦爾登湖》

其實，荒野不僅意味着社會發展的希望，也是文化和文學的燈塔。對此，梭羅非常敏銳地洞察到這一點：“從遊吟詩人的時代到湖畔詩人的時代，從喬叟、斯賓塞到莎士比亞、彌爾頓，英國文學似乎從未發出過任何新穎或野性的聲音。”他同樣無法了解：“居然沒有一位詩人充分表達對野性的渴望”。于是，梭羅發出了美國自然文學的先聲：“在文學中，正是那野性的東西吸引了我們。”他指出，無論是《哈姆雷特》還是《伊利亞特》，最有魅力的部分“是那種未開化的自由而狂野的想象”。而他筆底的文字也染上了暴雨将至般的狂野與不羁：“意識，心靈，想象和語言，就其本質而言，是狂野的。這種‘狂野’像野生生态系統一樣，互相聯系，互相依賴，極為複雜，同時又多變而古老，充滿了啟示。”

前所未有的，梭羅的這種野性的呼喚将文學藝術家的目光引向荒野，在他身後則是整整一個半世紀的美國自然文學的累累碩果：約翰·巴勒斯《醒來的森林》、亨利·貝斯頓《遙遠的房屋》、特裡·威廉斯《心靈的慰藉》、西格德·奧爾森《低吟的荒野》、西莉亞·萊頓·撒克斯特《島上花園》……從某種意義上說，所有這一切都是從梭羅的關于大地的史詩開始的，它來自《瓦爾登湖》的終稿《春季篇》：

大地不僅僅是已死曆史的殘卷，像圖書的冊頁那樣層層疊疊，主要有待地理學家和考古學家去研究，它還是活着的詩歌，宛如樹葉，先于花朵和果實而存在；它并非已成化石的地球，而是生機勃勃的地球；和它偉大的内在生命相比，所有動物和植物的生命不過是寄人籬下的生命。

隐士 or 鬥士

不難想象，很多中國人先入為主地将《瓦爾登湖》的作者了解為一位陶淵明式的隐士，以至于國内許多版本的《瓦爾登湖》和《梭羅傳》的書籍宣傳語中都出現了“隐士”“隐者”的字樣。其實，梭羅與高蹈獨善的陶淵明還是很不一樣的，他在流連自然、沉吟山水的同時，并沒有忘卻他的時代，更沒有忘卻對人類價值體系的檢討和批判。陶淵明創造了理想中的桃花源，而梭羅卻用自己的勞作和實踐創造了現實版的桃花源——瓦爾登湖。事實上，縱觀梭羅的一生，在他身上始終交織纏繞着兩股沖突的力量：隐士與鬥士，救世與避世，自我與重名，博大與狹隘，悲憫與冷漠，懷疑與獨斷，鐘情孤獨與喜歡交際，逃避社會與熱心政治……這些沖突的力量互相鏖戰，構築了一個更加真實立體的梭羅形象。

《梭羅傳：瓦爾登湖畔的心靈人生》

梭羅出生的1817年恰是美國南方奴隸制終結的前夜。南北對峙，整個國家猶如坐在火藥桶上。梭羅所在的馬薩諸塞州、州府波士頓以及家鄉小城康科德，不僅是反奴隸制的中心，也是激進廢奴主義者的中心。在這樣的環境和背景中成長起來的梭羅，塑造了他敢于抗争的叛逆性格。如今，這位《瓦爾登湖》的作者一度成為“躺平分子”的典範，但那些看起來躺得最平的人，往往是最具戰鬥精神的人。為了抗議奴隸制、抗議美國在美墨戰争和對印第安人戰争中的暴行，梭羅常年拒絕繳納政府的人頭稅。1846年（此時梭羅已在瓦爾登湖畔獨居），馬薩諸塞州康科德市的一位警員要求梭羅補全之前所欠稅款。對此，梭羅斷然拒絕，并為此在監獄裡度過了一夜。

1848年，梭羅發表了題為《個人與政府的權利與義務》（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the Individual in Relation to Government）的演講，并于1849年将其整理成名為《論公民的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的著名文章。在整個西方世界，這篇文章的知名度絕不亞于《瓦爾登湖》。也正是因為這篇名作的深遠影響力，梭羅在很多人眼裡首先是一位政治哲學家，其次才是一位自然文學家。在這篇戰鬥性的檄文中，梭羅開宗明義地寫道：

我由衷地認可這句箴言：‘最好的政府治理得最少’；我也希望見到它被更迅速而有條不紊地付諸實施。它得到貫徹後，最終就意味着這句，也是我所相信的——‘最好的政府一無所治’。

梭羅認為最好的政府不存在，人們隻能選擇次好的。政府至多隻是權宜之策，大多數政府，有時候甚至是所有政府，常常都是失策的。事實上，例證就在眼前，美國政府對墨西哥發動的戰争是不正義的，人民有權力對國家發動的戰争提出異議。政府本身隻是人民選擇用來執行其意志的工具，在人民依靠它的同時，政府的權力也有被濫用和腐蝕的危險。在梭羅看來，一個真正自由開明的政府，應該承認個人擁有一種更高的獨立權力，政府的所有權力和權威都來源于此，并以恰當的方式來對待它的人民。

那麼，人們不禁要問：當面對不公正的政府時，人民應該怎麼做？梭羅給出的答案是：非暴力形式的反抗。他認為，如果“國家機器”做出了無視正義的行為，或制定了不公平的法律，人民可以通過不接受它、不履行義務來制造“反向摩擦”，讓“機器”停下來。我們看到，梭羅的這一非暴力反抗思想在後世産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從19世紀後期的美國婦女選舉權運動到20世紀初期薩德·紮格魯（Saad Zaghloul）上司的埃及革命，從聖雄甘地反抗英國殖民的抗争到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民權運動，所有這些意義重大的曆史事件均受到梭羅思想的影響。20世紀70年代，梭羅的公民不服從理論在美國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那裡得到了更清晰的定義：

（公民不服從）是一種公開的、非暴力的行為，是出于良心的決定，但同時是政治性的，它與法律相違背，往往為了促成法律或政府政策的改變而開展。這樣做，是為了尊重社會中大多數人的正義感……

就在梭羅開始創作《瓦爾登湖》的1845年，大洋彼岸的另一位青年思想家卡爾·馬克思寫下了同樣在日後影響深遠的哲學名篇《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并在文中留下了那句舉世聞名的格言：“哲學家們隻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古往今來，曆史上從不缺偉大的思想家，也不乏一流的行動家，但能集兩者于一身的人可謂少之又少。從瓦爾登湖到康科德的監獄，再到晚年的荒野遠足，梭羅從未停止過思考，更從未停止過行動，進而成為了少數能回應“馬克思之問”的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