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法國人蒙田在16世紀創立了随筆（Essai），這種融知識與生活經驗于一體的精妙文體就開始在世界範圍内持續發揮出巨大的影響力，正如弗朗西斯·培根的包羅萬象的議論性随筆之于英國文化，叔本華與尼采的充滿思辨與深度的哲學和美學随筆之于德意志文化，魯迅的強調社會批判和現實省思的雜文性随筆之于中國文化……更重要的是，所有這些随筆大師的經典作品都已超越單一國家和民族的範疇，成為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思想和精神資源。如果要找一位對美國文化産生重大影響力的随筆大師的話，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幾乎是唯一的答案。這位被美國著名總統亞伯拉罕·林肯稱為“美國的孔子”的精神領袖，以其心摹手追的大師蒙田所創立的随筆文體，對美國本土文化的形成及美國精神的塑造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并從哲學和文化上宣示了美國個人主義的誕生。
愛默生肖像
《論自助》：美國個人主義的宣叙調
1836年，就在法國青年托克維爾發表《美國的民主》上部的第二年，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波士頓的康科德，愛默生、梭羅、霍桑等人組織了“超驗主義（Transcendentalism）俱樂部”，這場始于美國新英格蘭地區的文化思潮持續了大約十年之久，引發了新英格蘭文藝複興運動，使超驗主義成為美國本土第一場重要的文化運動。這場運動中，以愛默生發表的《論自然》（Nature）影響最大，一舉奠定了他在美國文學中的聲望。次年，愛默生發表了著名演講《論美國學者》（The American Scholar），被美國著名作家、哈佛大學教授霍姆斯稱為美國的“思想獨立宣言”。1841年，愛默生寫作、發表了一生中最重要的随筆作品《論自助》（Self-reliance），正是這篇随筆，成為了美國個人主義開場的宣叙調。
《愛默生随筆》
個人主義這一來自歐洲、長期被作為貶義使用的概念，被早期殖民者帶到北美大陸，并在長期開疆拓土的實踐中，在建立一個“山巅之城”的理想國家的憧憬中，逐漸被賦予了新的、積極的内涵，成為在全美社會中被廣泛認同和深厚根植的價值觀。也就是說，曆史上從沒有一個國家在誕生之時就将個人鑲嵌在一切價值觀念的中心，把一國政體的構成建立在個體權利之上——這是美國式民主的獨特理念。正是愛默生，第一次以文化宣言的方式，将美國個人主義上升到思想層面，上升為民族精神的指引。他将個人視為是神聖的、獨特的，要承認、尊重和保持個人的獨特性，不要違背自己的天性。他寫道：
一個真正的人不屬于别的時間和空間，而是一切事物的中心。……人一定要卓然獨立，使一切周遭之物顯得無關緊要。每一個真正的人就是一個起因、一個國家、一個時代。
這種大寫的人的觀念與歐洲文藝複興時代的人的觀念非常相似。衆所周知，文藝複興運動由人的覺醒拉開了歐洲近代社會的序幕，而愛默生所倡導的新英格蘭文藝複興則開啟了美國本土文化的先河。這種對個人神聖性和個體力量的推崇明顯地帶有文藝複興時期的巨人特征，又與美國上升時期的進取精神不謀而合。與東方文化中強調順應自然、安時處順的哲學截然不同，愛默生所強調的是堅持個人特性，這正是個人主義的實質，這一點在其後的美國個人主義發展中将得到充分演繹。
正所謂“天助自助者”，愛默生對自我的發現建立在一個核心的觀念之上——自助。它包括自我信賴、自我依靠、自我負責、自我幫助等，這是美國個人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征，與中國人所習慣的“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的傳統觀念截然不同。愛默生将自我依靠視為個人能力的最高表現：“永遠受神和人的歡迎的是那些自助的人。所有的大門都為他敞開，所有的語言都在向他緻敬，所有榮譽的桂冠都頒發給他，所有的目光都熱切地追随着他。”由此，自助成為自我實作和成功的基礎，成為個人與世界相處的一種方式，自助既是對自我負責，也是對他人負責。可以說，個人對自我的負責以及行動上的自主和自立是美國個人主義中最富美國特色和最有價值之處。
顯而易見，這種自助精神給美國文化帶來了兩大積極因素：自信和進取。由于較少受到神權束縛和封建壓制，美國個人主義無須投入太多精力在人性與神權和權威的對抗之上，而直接進入個性追求和個人價值的實環節。愛默生生活的時代，正是美國一邊開疆拓土、一邊追求國家獨立的宏大時代，這使得美國人格外看重那些單槍匹馬獨闖江湖或通過自我奮鬥實作“美國夢”的個人英雄。是以，美國個人主義從來都是一種富于進取和行動、追求自我實作的、擴張型的個人主義，正如愛默生的豪邁宣言：“我必須成為我自己。我再也不能為你或别的什麼人毀了我自己。”愛默生的個人主義思想折射出了那個時代美國人的普遍心聲。
這就解釋了為何在我們看來，美國素來是一個人情淡漠的社會，因為神聖的個人是不允許受到任何人侵犯的，哪怕是他的家庭成員：“我不會出賣我的自由和力量去顧及他們的情感。”這是一種相當強力的、也是一種典型美國化的個人宣言。這種對個體的強調超過任何一種個體與群體關系的觀念，成為美國社會獨有的價值觀。了解了這一點，就明白了為何美國文學和影視作品中會不厭其煩地制造出那麼多個人英雄，他們不但超出衆人，甚至超出政府的能力之上，成為拯救社會和人類的孤膽英雄。在當時，這個孤膽英雄的現實版就是愛默生的偉大朋友——亨利·大衛·梭羅，這位瓦爾登湖的隐士為了抗議大多數人通過的美國侵略墨西哥的決議，拒絕繳納人頭稅而自願去坐牢。他提出了一個今天看來仍十分具有前瞻性的命題：個人比群體更重要。愛默生曾說：沒有再比梭羅更真實的美國人了。
缺少某些琴弦：美國文化的景觀
美國文化由于其文化底蘊淺、建國曆史短一直為人诟病，但這又從另一方面成全了美國曆史與文化：較少傳統可供依循，意味着較少條條框框的束縛，也較少政府幹預，沒有既定模式，這正為許多事物的發展提供了天賜良機。于是，愛默生在《論自助》一文中所宣揚的那一套精神和觀念得以在這塊新大陸上紮根蔓延，這種個人主義精神使美國人甯願獨立于他人，依靠自我，自主地決定事物。
然而，在看似朝氣蓬勃、自信進取的美國文化背後，始終存在着一種潛在且危險的界限模糊感，從根本上塑造了美國文化的景觀。一個極為簡單的道理是，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隻有一步之遙，自信和自負也并不遙遠。事實上，這一點在19世紀中葉以後的美國知識分子精英中展現地極為深刻。對此，美國著名小說家亨利·詹姆斯通過一系列傑出的心理分析小說（尤以其巅峰三部曲《鴿翼》、《使節》和《金碗》為代表）展現了那個時代美國精英階層的風貌：他們對歐洲文化有着一種盲視，許多有教養的美國人也如同門外漢一般對歐洲文化無法真正了解和欣賞，甚至不同程度地抱有一種可笑的排斥和拒絕心理，反映了美國人典型的無知與保守。遺憾的是，這種無知和保守甚至在愛默生身上也不例外。有一次 ，亨利·詹姆斯在巴黎陪同愛默生參觀著名的盧浮宮，事後他不無感慨地寫道：
我對這樣一位文雅、聰明的人卻在藝術品旁邊表現得這麼反常無知感到驚訝。更準确的說，他全然缺少某些琴弦，人生與文學的曲調隻在剩下的琴弦上被彈奏出來。
《使節》
事實上，這種“缺少某些琴弦”的現實在美國知識分子和精英人士中普遍存在，它構成了美國文化的基本景觀。試想，如果美國人對自己的母體文化——歐洲文化尚且拒斥，那麼對其他地域文化的排斥更是可想而知，印第安文化、黑非洲文化作為被征服文化是不可能在這個要求個人自由和權利的國家受到尊重的。
是以，盡管愛默生對歐洲文化甚至是中國文化都很喜愛，但他始終對這些文化保持着一定的審視和檢討的态度。愛默生迫切建立民族獨立文化的使命感壓倒了他對歐洲文化進行毫無芥蒂地吸收的嘗試，正如他在《美國學者》一文中的疾呼：“我們依傍他人的日子，我們長久以來師從他國學藝的學徒期已經到頭了。在我們周圍，百萬群眾正在奔湧向生活的洪流，他們不能永遠依靠從國外收獲的那些殘羹敗食來供養自己的心靈。”然而，一個學徒缺乏對歐洲文化和其他文化的長時間的深入學習、探究、轉化和吸收，僅僅憑着一股自助和進取精神是注定行之不遠的。正如一把隻有五根琴弦的七弦琴，很多樂曲都無法演奏。
如今，亨利·詹姆斯的小說傑作獲得了世界範圍内的極高聲譽，他以冷靜客觀的筆觸用歐洲文化映照出美國文化的差異，包括它的優點和缺點。對此，英國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格雷厄姆·格林高度評價這位美國現代主義文學的創始者：“亨利·詹姆斯在小說史上的地位，就和莎士比亞在詩歌史上的地位一樣穩固。”然而，在那個開疆拓土的特殊時代，亨利·詹姆斯被認為是迷信歐洲文化而飽受誤解，符合曆史潮流的愛默生自然脫穎而出。在《論自助》中，愛默生以其急切建立美國獨立文化的自覺和熱忱，對迷信外國文化的美國人大加批判（也包含了反躬自省的自我批判）：“正是由于急于彌補自我修養的缺失，人們便盲目迷信旅遊，把意大利、英國和埃及奉若神明，所有受過教育的美國人始終對此保持着狂熱。”
錢滿素《愛默生和中國——對個人主義的反思》
正是這種對歐洲母體文化的排斥心理，讓美國文化無論是形成之初還是今天，都帶有明顯的簡單化和速成性傾向，這種先天的營養不足所暴露的問題正逐漸被放大。似乎不可避免的，美國式個人主義在文化營建的過程中滑向了個體意識的膨脹、盲目自信和驕傲自大，進而導緻了自我意識的偏狹，使其往往看不到其他文化的獨特性、合理性和優秀之處，不願去接觸和學習其他文化。這在美國文化的形成時期表現地尤為明顯，在其後的曆史中也并未得到更多改善，而是向着為我獨尊的方向不斷發展。
荒腔走闆：個人主義的另一走向
必須承認，當個人主義與美國的國家獨立和發展相結合時，在建國之初起到了積極作用。愛默生的個人主義思想所倡導的個體自助原則在極大程度上激發了個體意志和力量，塑造了美國文化對個人力量的高度重視，對個人英雄主義的推崇，對個人進取、奮鬥和成功的追求，以及個人可以對抗群體、政府、權力和不公正規則等等。這一套價值觀與北美早期殖民者開疆拓土的冒險精神和實幹精神結合起來，形成了一種以個體生命的自助和進取為核心的個人主義價值觀，這對于一個新生民族來說無疑是一針強心劑。
哈羅德·布魯姆《文章家與先知》
然而，當這種逐漸膨脹的個人主義價值觀通過國家主體的面目呈現出來時，就必然會産生一種強權意識，一把“缺少某些琴弦”的樂器最終演奏出荒腔走闆的音樂，這幾乎是一種必然。其實，這種以國家面目出現的個體意識的盲目樂觀的膨脹，在愛默生随筆中就能看出一些端倪——這實在就是當時美國社會從精英到大衆的普遍心态。無論好的壞的，愛默生對美國文化和社會的影響都極為深遠，正如哈羅德·布魯姆的精妙評論：“愛默生是美國的化身，更像恒久的氣象——霧霭重重，而不是轉瞬即逝的霧”。在《年輕的美國人》（The Young American）一文中，愛默生這樣寫道：
在這個世界上，任何時代都有一個領袖民族——這個民族較之其他民族更寬宏大度，他們中的優秀公民願意對普遍的公理與人道表示支援，甚至甘願被時人稱為狂妄分子。除了我們這個國家，有哪一個民族能夠擔當起領袖的角色？除了新英格蘭，誰能上司這場運動？除了年輕的美國人，誰又能指引領袖的步伐？
當我們穿越曆史的塵埃，再次回眸和審視這位聖人般的“美國的孔子”時，看到他身上那驚人的學識、才華和激情的同時，也看到了他與普羅大衆一樣的盲目、自負甚至狂妄。極具諷刺意味的是，愛默生的這段話——尤其是狂傲不羁的三連問——正是當今美國形象的驚人寫照，字裡行間極為準确地描摹出美國人一開始就存在于骨子裡的霸權意識和天生我材的優越感。随着美國國力的不斷強大，這種深埋于内心深處的全球領袖意識逐漸生根、發芽和結果，美國帶着對自我的發現及過分樂觀的肯定，相信自己可以成為世人的楷模，并将一套美式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塑造成普世法則向全世界推廣。不論愛默生是否能夠預見，這種他所倡導的個人主義思想早已從個人和社會範疇躍遷到國家層面，進而形成了一種“國家的個人主義”，呈現為一種美國式的唯我獨尊和霸權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