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2021年十大熱詞，「躺平」和「内卷」這對反義詞大機率都榜上有名。
而對于有些人來說，躺平已經不足以形容其棄療程度。現在出現了一個新詞「擺爛」，指覺得事情無法朝好的方向發展，索性不作為，任由其變壞。
不過，躺平與擺爛折射出的遠遠不止個體的心态爆炸或者過度焦慮。
恰恰相反，這種社會現象的背後，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人們對内卷的反抗和對現實的無聲抗争。
而這并非21世紀才有的現象，「躺平分子」的典範，19世紀美國哲學家、文學家亨利·大衛·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便是如此。
梭羅與許多其他哲學家或文學家的不同之處在于，他不僅在智識上思考更加「自由」的生活，在現實中也實驗了自己的哲學思想——在瓦爾登湖畔隐居兩年多，并将這段經曆寫成著名的《瓦爾登湖》。
◎ 瓦爾登湖秋景。
圖檔來源：Lonely Planet
梭羅看似躺得最平，但細觀之下你會發現，他其實是最不服從的。
他一方面激進廢奴，另一方面又批評美國對墨西哥發動的戰争不正義，1846年，他甚至因為抗議政府的行為而入獄。
為了表達對政府的不滿，梭羅寫下了著名的《論公民的不服從》，這篇文章提出的非暴力反抗理念，對之後的民權運動家産生了重要影響。
梭羅曾說道：
「你們要盡可能長久地生活得自由，生活得并不執著才好。執迷于一座田園，和關在縣政府的監獄中，簡直沒有分别。」
那麼，梭羅為何會過上一種看似沖突且「分裂」的生活？
他的兩本著述在内容上又是否存在一緻性？
◎ 美國哲學家亨利·大衛·梭羅。
圖檔來源：B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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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能通向更高的現實」
1817年，梭羅出生于美國馬薩諸塞州康科德鎮。
他父親是一名鉛筆制造商，家裡還有三個兄弟姐妹，但幾個孩子都因為肺結核、破傷風等疾病早逝。
與大約同時代的哲學家克爾凱郭爾一樣，梭羅一生的知識分子生涯幾乎都在自己出生的小鎮上度過。
他早年在哈佛大學學習修辭學、古典文學、哲學、科學和數學，還曾因為無法忍受刻闆的學業而休學一年。
從哈佛畢業後，梭羅便與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從愛默生那裡，梭羅了解了關于「自然」的超驗主義理念，這對于他後來的「社會實驗」，也就是在瓦爾登湖生活的經曆起到了指導作用。
◎ 愛默生是确立美國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也是新英格蘭超驗主義的代表思想家。其代表作《論自然》被認為是新英格蘭超驗主義的聖經，而《美國學者》被譽為「美國思想文化領域的獨立宣言」。
圖檔來源：Wikipedia
作為一個超驗主義者，梭羅認為大自然是莊嚴而高尚的。
大多數情況下，我們可以通過超越自然找到某種「更高的現實」。
在他看來，物質世界與精神領域相通，自然中存在可以直接感覺的神聖意義。
是以，梭羅試圖在自然界中找到上帝。
他将宇宙了解為一個有機整體，精神和物質是不可分割的。
我們是沉浸在感官世界中的有情衆生，隻有當我們浸透進周圍的現實，比如用感官感覺視覺、聲音和紋理時，我們才能學習生活的基本事實。
梭羅将人類的發展潛力和種子成熟展現的神性相對比，在他看來，在自然經濟中，種子比鑽石更珍貴，因為它包含生長或生命的原理。
種子能長成樹或其他植物，證明了大自然充滿了創造性天才；而人類本性中最好的品質，也需要像大自然對待花朵一樣精心儲存。
不像理性主義者，梭羅認為感官在擷取知識的過程中很重要，人的直接感覺是人與所認識之物重要的聯系。
機械地對事物規則進行歸納、推演，隻能發現事物表面的意義。
是以，他認為科學家研究的是一種「死」的語言——他們甯願研究儲存在罐子裡的死魚，也不願研究自然界中的活魚。
盡管他也欽佩科學的精确，但他總是認為科學傳遞的精确資訊比「含糊」要少一些詩意。
梭羅想要更親密地接近自然這一真理的來源，于是，他觀察日出日落、紅螞蟻和黑螞蟻之間的戰鬥，令日常的生活細節成為感官和智力上的雙重訓練。
對于梭羅來說，培養對宇宙之美的接受能力是畢生的工作。
他相信對美的感覺是一種道德考驗。有多少美麗的顔色和事物，因為我們忙于俗事而沒有見到。
梭羅常常感歎，大自然沒有欣賞它的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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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爾登湖》：一場哲學實驗
對于自然本身的這種推崇，讓梭羅很難滿足于生活在人聲鼎沸的城鎮。
1845年，梭羅從好友愛默生那裡得到了瓦爾登湖旁邊的一塊土地。他在那裡建造了3×4.5米的小木屋。
他說，自己并非為了逃離，而隻是去面對生活的基本事實。他在那裡種地、劈柴、釣魚、散步，一個人過起了自給自足的生活。
◎ 瓦爾登湖旁邊複制的小木屋。
圖檔來源：The Irish Times
《瓦爾登湖》就是對這段「隐居」生活的記錄，這本書不是小說，也沒有什麼故事情節，梭羅以一種散文的方式叙述着在瓦爾登湖的一切。
他在書裡絮絮叨叨地說着自己每天觀察到的小事，比如湖邊遊戲的蟲魚，初春解凍的湖水。
盡管《瓦爾登湖》一直在強調孤獨、沉思和親近自然的重要性，但它并不是一本普通的自傳，這本書裡充滿了對當代西方文化中的消費主義和物質主義的批判。
19世紀上半葉，美國正處于工業化和現代化迅猛發展的時期。梭羅的家鄉新英格蘭地區正經曆着快速城市化的過程。
從1780年到1860年，馬薩諸塞州的商品經曆了從家庭生産模式到工廠生産模式的變化，1820年到1860年代美國爆發内戰期間，馬薩諸塞州的生産方式逐漸從農業轉向工業，從一開始大約有60%的人口從事農業，到1865年銳減為13%。
經濟方面的變化随之改變了人們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更多人沉迷于追求和享受越來越精緻奢侈的商品。
維多利亞時期的繁瑣衣着、住宅、家裝在富裕的市民階層中流行開來。
農民階層逐漸消失，樸素的生活方式也在消逝。
梭羅對文明帶來的新物質始終持懷疑态度，他在書裡說道：
「我們的發明常常是漂亮的玩具，隻是吸引我們的注意力，使我們離開了嚴肅的事物。」
關于财産，他得出結論，我們可以一周隻工作一天。
這是因為，如果以步行30英裡需要一天時間為例，通過工作賺到30英裡的火車票錢，也需要一天多的時間，是以人們不停工作換來的報償早就已經潛藏在他們身邊。
在瓦爾登湖小木屋的兩年裡，梭羅面對資源豐富的大自然并沒有大力發掘，而是選擇過一種十分簡樸的生活。
梭羅總共花28.125美元就建造了自己的小房子，每周的開銷也隻有27美分——他在瓦爾登湖生活一年所需的開銷，隻用6周的時間便賺到了。
梭羅在瓦爾登湖始終過着獨居的生活，他偶爾會與附近的農民，路過的遊客交談。
◎ 瓦爾登湖鳥瞰圖。
圖檔來源：Pinterest
梭羅說自己偶爾會寂寞，但大多數時候，寂寞有益于健康，他說：「因為有了伴兒，即使是最好的伴兒，不久也要厭倦，弄得很糟糕。」
對于普通人，梭羅了解他們不時需要别人的陪伴，但他認為人們常常需要别人的陪伴是為了填補内心的空虛。
人們害怕獨自生活，不敢成為自己，為此他鼓勵普通人「堅持自己，永遠不要模仿」。
這種在城郊的生活「實驗」對梭羅來說是一種密集的考驗。因為他這場親近自然的實驗很有可能以失敗告終。
梭羅在現實中實踐了他對超驗主義的思考。對他來說，哲學不僅是一種智力上的鍛煉，也應是一種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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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躺平主義者的反叛
盡管梭羅批判消費主義、物質主義、技術的空洞，還搬到郊外過上了隐居的生活。
但梭羅在政治上卻奮進積極，這也是他最終離開瓦爾登湖的原因之一。
19世紀上半葉的美國，一方面奴隸制還沒有被廢除，建國後的奴隸人數甚至比建國初期還多。
根據統計，美國獨立戰争前夕，北美殖民地的奴隸約有50多萬人，但到了1860年，南部黑奴竟有395.3萬人之多。
另一方面，19世紀40年代的美國「天定命運論」盛行一時，美國人認為自己是「天選之子」，積極對外擴張領土。
1846年到1848年期間，美國向墨西哥發動戰争，導緻墨西哥失去近一半的領土（230萬平方公裡）。
梭羅一生公開反對奴隸制度，反對美國對墨西哥發動的戰争。
作為一名積極的廢奴分子，他參加地下活動，抗議奴隸法，支援廢奴主義者約翰·布朗（John Brown）和他的政黨。
約翰·布朗是美國廢奴運動的領袖，他相信廢除奴隸制是一項「神聖的義務」。既然美國《獨立宣言》指出人人平等，那麼解放黑奴也是對這一最高原則的踐行。
◎ 約翰·布朗。
于是，他在1859年率領21名白人和黑人起義，并逮捕一些種植園主，解放了許多奴隸，把廢奴運動推向高潮。
當時，大多數和梭羅一同生活在馬薩諸塞州的美國人都對奴隸制持默許态度。
他們雖然每天上教堂虔誠禱告，在街上遇到也會互相禮貌地問候，在道德上顯得無可指摘，但在維護和延續美國的奴隸制度問題上卻持默許态度。
這讓梭羅覺得憤怒，他譴責同時代人中普遍存在的對政治惡行的默許。
梭羅支援布朗的所有行為，他為布朗辯護，并認為，一個人不應該因為反對大多數人而被視為瘋子。
布朗的憤怒是因為他意識到了奴隸制度的不公平。
人權，這項人之為人的基本權利，在馬薩諸塞州的守法公民那裡卻有了雙重标準。
梭羅譴責同胞們默許惡的行為，認為被動地、悄悄地允許不公正的做法繼續下去，無異于與邪惡合作。
梭羅的政治觀點其實與他的自然主義思想一脈相承。
他對大自然的了解影響了他的社會政治思想：自然是城邦之外的一個參照點，它為人類提供寶貴的道德指導，提醒我們社會不是衡量一切的标準。
回歸自然讓我們能夠在更廣泛的背景下看待國家，并設想可以從根本上改善社會價值觀和政治結構的方法——這其中就包括對不公正法律的改革，對不公正政府的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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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不正義，公民應該怎麼辦？
為了抗議奴隸制、抗議美國在美墨戰争和對印第安人戰争中的暴行，梭羅常年拒絕繳納政府的人頭稅。
1846年，馬薩諸塞州康科德市的一位警員要求梭羅補全之前所欠稅款，梭羅拒絕了，還為此在監獄裡度過了一夜。
出獄後的梭羅于1848年發表題為「個人與政府的權利與義務」（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the Individual in Relation to Government）的演講，于1849年将其整理成名為《論公民的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的文章。
梭羅在這篇文章開篇就寫道：
「我由衷地認可這句箴言：『最好的政府治理得最少』；我也希望見到它被更迅速而有條不紊地付諸實施。它得到貫徹後，最終就意味着這句，也是我所相信的——『最好的政府一無所治』。」
梭羅認為最好的政府不存在，人們隻能選擇次好的。政府至多隻是權宜之策，大多數政府，有時候甚至是所有政府，常常都是失策的。
這在美國政府這裡就能得到證明，美國政府對墨西哥發動的戰争是不正義的，人民有權力對國家發動的戰争提出異議。
政府本身隻是人民選擇用來執行其意志的工具，在人民依靠它的同時，政府的權力也有被濫用和腐蝕的危險。
盡管梭羅的觀點像是否定政府的存在，但他要求的其實是一個更好的政府。
他拒絕承認一個在道德上已經被腐蝕的政府，同樣他也拒絕承認一個已經失去群眾認同的政府。
在梭羅看來，一個真正自由開明的政府，應該承認個人擁有一種更高的獨立權力、政府的所有權力和權威都來源于此，并以恰當的方式來對待它的人民。
一個真正公正的政府，有比社會法律更神聖的法律去遵守，這個更高的法律便是「不與個人的道德良知相沖突」。
那麼，當面對不公正的政府時，人民應該怎麼做？
梭羅倡導非暴力形式的反抗。
如果「國家機器」做出了無視正義的行為，或制定了不公平的法律，人民可以通過不接受它、不履行義務來制造「反向摩擦」，讓「機器」停下來。
梭羅的公民不服從理論後來在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那裡得到了更清晰的定義：
「（公民不服從）是一種公開的、非暴力的行為，是出于良心的決定，但同時是政治性的，它與法律相違背，往往為了促成法律或政府政策的改變而開展。這樣做，是為了尊重社會中大多數人的正義感……」
政治哲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也有一篇《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的同名文章，她從法理的角度重新梳理了梭羅的公民不服從傳統。
阿倫特認為，個人可以基于良知和道德責任，拒絕履行公民義務，而美國的法律應該賦予公民「不服從」的權利。
無論哪種情況，公民不服從不等于放縱犯罪；它是以非暴力的形式進行的，在既定的權威架構和法律體系下展開。
19世紀後期的美國婦女選舉權運動和20世紀初期薩德·紮格魯（Saad Zaghloul）上司的埃及革命，以及甘地反抗英國殖民的抗争和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民權運動均受到梭羅思想的影響。
不但如此，他還影響了20世紀60年代的嬉皮士運動和後來的極簡主義生活等，海子死的時候，身邊就帶着一本《瓦爾登湖》。
◎ 莫罕達斯·卡拉姆昌德·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被尊稱「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上司人。
圖檔來源：Wikiwand
對于今天的人們來說，梭羅同樣值得被閱讀。
就像美國生态批評家勞倫斯·布伊爾（Lawrence Buell）所說，梭羅為人們展現了一個人類之外的存在，一個超越了任何人類成員的存在。
梭羅超然世外的态度和親近自然的精神，提供了一種反思的路徑，不僅關乎自己，也關乎政府、國家。
梭羅雖然常常被當成一個陶淵明式的隐居者，但他從未真正躺平，畢竟一個人在人迹罕至的湖邊造一所房子，過獨居的生活，閱讀，思考，寫作，這遠遠超過躺平本身的含義。
梭羅本質上是一個行動者。
如哲學家約翰·戈特利布·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鼓勵的那樣，關鍵在于行動，思想的展現就是行動——從瓦爾登湖到康科德的監獄，梭羅從未停止行動，從未服從過。■
參考資料
[美]亨利·戴維·梭羅. 瓦爾登湖.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6年.
[美]亨利·戴維·梭羅. 論公民的不服從. 維基文庫, 2021-06-28.
王春霞. 論《瓦爾登湖》中的“生活的經濟學”. 中國海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0-03.
謝蔚晖. 荒野與文明:《瓦爾登湖》中的生态書寫. 漢字文化, 2020-04.
孫霄. 宗教典故與生态書寫——以梭羅《瓦爾登湖》為讨論中心. 山東社會科學, 2019-12.
POLITICAL THEORY. “Henry David Thoreau”.Youtube, 2015-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