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國務院頒發了《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務工作方案》，提出要加大孕産婦抑郁症的幹預力度，使産後抑郁再度成為熱議話題。近年來，人們對産後抑郁的關注越來越多，電視新聞、影視作品中的産後抑郁形象的出現率也逐年攀升。在老一輩人的傳統思維裡，産後抑郁往往被視為一種“矯情病”或者“找茬兒”被讨論。
那麼産後抑郁到底是什麼呢？我們該如何對待産後抑郁呢？
産後抑郁指在生産後發生的抑郁症，可能是單相的，或較為少見的雙相障礙。
在《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 5 版中，産後抑郁被描述在圍産期間開始發作的臨床抑郁症狀，症狀往往伴随着長時間的心境低落、快感缺失、郁郁寡歡、易怒易悲易流淚、社交減少、自我價值感降低、生活無意義感加重、失眠或倦怠、食欲性欲減退、體重降低，嚴重者甚至有攻擊、自殘或自殺的傾向。而之是以稱作“圍産期”，是因為有50%的産後重度抑郁障礙患者在生産前就已經出現了症狀。
雖然産後抑郁在大衆視野中出現了很久，但在現行的精神疾病診斷标準中，産後抑郁未被現行的分類系統視為一種獨立的診斷。一般說來，分娩後 6 至 12 個月内發生的抑郁都可以視為産後抑郁。
是以，産後抑郁并不是“矯情”病，而是由專業研究發現的一種常見精神疾病。
事實上，作為衆多常見精神疾病的一種，研究顯示在發病的人群中，大約 80% 以上為輕症。如果輔以積極的心理咨詢或是治療，往往可在 1～6 個月内自行緩解，一般不會對正常生活造成太大影響。但如果是重症，那就一定要及時就診，在經過醫師評估後根據醫囑進行服藥，以避免悲劇的發生。
雖然精神病學與心理學對産後抑郁進行了大量的關注與研究，讓我們能夠以“病理化”與“心理化”的認知坦然面對産後抑郁與産後抑郁所帶來的影響，但我們仍然不能忽視精神疾病潛在的社會根源。
學者楊锃認為，現代社會是一個心理學化與“心靈治理”的社會，如果以“病理化”的視角看待每個個體的心理偏差，那麼結果總是個人化的，而背後的社會結構、社會過程與廣泛的經濟文化評估就會被排除在解釋範圍之外，是以容易被人忽視。對于産後抑郁，女性主義就提出了對病理化的診斷标準的質疑。
女性主義者認為，每個女性生來就籠罩在了由社會所締造的“母性神話”之中。母性，不管在身體意義上還是在社會意義上，都被視為女性與生俱來的能力。無論是網絡、電視、雜志或是其他大衆媒體，都往往能見到這樣的女性形象：為手腳亂動的孩子換尿布以及抱着孩子在電腦前工作，實際上是充滿壓力的情景，然而照片上的母親們卻都快樂而鎮靜；母親為調皮的孩子準備飯菜，臉上帶着溫馨的笑容。這些場景在社會生活中随處可見，它傳達出這樣的資訊，即養育後代是女性最有成就感的事業，女性應該表現出積極的情緒反應，這樣的“母性神話”被女性内化為了對自己的完美主義标準，讓女性承受了巨大的社會壓力，而這種社會壓力就是産後抑郁的社會根源。
是以，女性主義者認為包括産後抑郁在内的女性在母親身份方面的任何困難都是一種社會問題，醫學介入與社會意識進步應該并駕齊驅。
首先，對于所有精神疾病患者來說，定期複查，按醫囑服藥是最重要的，我們要幫助産後抑郁患者了解自己的疾病，消除對疾病的偏見，好的認識才是治愈的第一步。
其次，對家人來說，幫助患者從養育孩子的家務中解放出來，多出去散步與活動，重建生活的意義感至關重要；增進家人間的溝通，提高家人給予的支援，多些社交，患者的心情往往也能夠更加穩定。
最後，上文中提到，女性面臨的社會壓力是産後抑郁的社會根源，是以除了敦促患者及時服藥與情感關注之外，一個更加包容女性的環境也至關重要。社會環境的進步是一個過程，但作為個人朝夕相處的家庭環境，改進卻可以立竿見影，例如，打破傳統的家庭性别分工，丈夫共同參與嬰兒養育與家務勞動。一個平等、包容、善意的環境，是給心靈的一劑良藥。
作者
趙逸飛 | 上海大學社會工作系
參考文獻：
[1]美國精神醫學學會，《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2]楊锃.從“人格崇拜”到“自主自我”——社會的心理學化與心靈治理[J].社會學研究,2019,34(01):57-83+243
[3]吳苗,唐文佩.産後抑郁：心态抑或病态[J].自然辯證法通訊,2022,44(03):8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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