扇巴掌、打屁股、擰耳朵、打手心……這些看了就讓人感覺火辣辣地疼的詞，在許多家庭裡卻是家長用來管教孩子的方式。除了肢體暴力之外，還有許多孩子在家裡承受着語言暴力和情感上的“冷暴力”。創傷性的童年經曆會對人産生長久的影響，以至于“有的人要用一生來治愈童年”。
事實上，《未成年人保護》《反家庭暴力法》等法律法規都明确規定禁止對未成年人實施家庭暴力。2021年《家庭教育促進法》出台時，網友們也紛紛感慨“家長終于要‘持證上崗’了”。
然而，法律和現實之間仍有很大的差距。很多人認為，管教孩子是家務事，家長有權決定怎麼管教自己的孩子。是以，雖然一些惡性的虐待兒童案件已經引起了社會的關注，但在“棍棒之下出孝子”“打是親罵是愛”的文化規範下，非暴力的教養方式仍然沒有得到普遍的認可。
“上次是用木棍打我，把棍子都給打折了。”
一項發表于2015年的研究估計，中國0-17歲兒童中，遭受肢體虐待的發生率為26.6%、情感虐待的發生率為19.6%、性虐待的發生率為8.7%、忽視的發生率為26.0%。[1]目前，大陸仍然沒有關于針對兒童的暴力事件的全國性統計資料。
2014年，救助兒童會提出了“消滅針對兒童的體罰和羞辱”這一全球行動。同時，我們啟動了“正向教養”項目，聚焦于家庭中對兒童的體罰和羞辱。
為了解中國家庭中打罵兒童的現狀和原因，我們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的童小軍副教授合作，進行了文獻回顧和訪談。在對初、高中生的訪談中，許多學生都能回想起在家中被暴力管教的經曆，其中既有肢體暴力，也有語言和情感暴力：
“國小之前還是國小那一陣，我媽老是打我，打屁股或者用手拍後背……有按在那兒打過。”
“上次是用木棍打我，把棍子都給打折了。”
“爸爸就讓我在櫃子那裡罰站，站了一下午。”
“用晾衣竿打。”
“我爸到院子裡把遊戲機放在地上，用我的手握着錘子把遊戲機砸碎了。”
“我爸就會先選擇不說話。他就在那坐着，也不讓我走，就讓我在那呆着，他也什麼都不說。”
“（媽媽）對我會冷眼相待，寡言少語，沒句話，就是不帶任何感情的感覺。”
“我幹什麼事笨了，比如找東西找不到，她帶着我去找，找到了就會罵我，說我笨，‘這麼簡單還用教嗎？’”
雖然學生們對這些經曆記憶猶新，但他們往往不認為這是兒童虐待，反而會用“爸爸媽媽都是為了我好”來解釋父母的行為。這使我們意識到，在打和罵的話題上，父母和孩子的體驗都是沖突的，在理論上很容易定性為“正确/錯誤”“好/壞”的問題，從情感和關系上，卻是很複雜的。
在調研的基礎上，我們引入了救助兒童會（瑞典）與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學瓊恩·E·杜朗特博士共同開發的《正面管教》家長課程手冊，綜合參考國内外的其他書籍和教材，嘗試開發适合中國國情的家庭教育教育訓練教材。
這個時候，我們将“正向教養”定義為“專注于養育者雙方平等及共同的參與，積極為孩子創造一個沒有身體和情感傷害、尊重他們權利的教養環境，繼而培育親子之間親密而鞏固的關系，并實作兒童潛力的最大化。”
救助兒童會開發的兩本禁止針對兒童的體罰的手冊，分别面向兒童和家長
家長為什麼會打孩子？
從2015年開始，我們在廣州、眉山、昆明、烏魯木齊等城市，和社會組織合作，面向家長開展正向教養學習小組。在小組中，我們接觸到了形形色色的家長，也了解到他們在家庭中遇到的各種挑戰。
有媽媽說，她的丈夫常常用打的方式來教育一歲多的孩子，在孩子的身上可以看到被衣架打過的痕迹。有一次，她看到孩子也拿着晾衣架在抽打一個凳子。
有爸爸說，他希望能學到一些直接、有效的方法，讓孩子乖乖聽話。
有媽媽說，自己從小被家長打罵，婚後又常被丈夫責罵，自己難受時，常通過兩個孩子洩憤，有次甚至把孩子打得都進了醫院。
在和來自不同地區、文化、階層、職業、受教育水準的家長交流的過程中，我看到了暴力管教的代際傳遞——很多家長是在打罵中長大的，當他們為人父母的時候，就認為打罵是一種有效的管教方式，以此來教育自己的孩子。
同時，我們也看到了許多“被困住”了的家長：家長很愛孩子，卻在教育的過程中打罵了孩子。冷靜下來後，她/他會充滿愧疚，決心下次要改變。但是，當沖突再次發生的時候，又會忍不住使用暴力。這樣的循環不斷侵蝕着家長的信心，内疚、無力和自我懷疑不斷地告訴她/他：你不是一個好家長。
是以，在正向教養的家長小組活動中，我們并不先和家長讨論他們的孩子，而是讨論家長自身。
在一開始，我們會邀請家長分享他們的家庭夢想——我希望成為什麼樣的家長？我希望孩子、鄰居/朋友怎麼評價我？在家庭教育方面，誰是我的榜樣，他/她是怎麼做到的？
進而，我們引導家長看到維持生計、教養孩子等等給她/他帶來的壓力，以及壓力産生的影響——什麼事情會讓我感到有壓力？在有壓力的時候，我的身體有什麼反應，我的情緒有什麼變化？處于壓力下時，我容易對别人說什麼或做什麼？有壓力時，孩子的什麼行為會讓我容易爆發？在壓力情境下，我對待男孩和女孩的方式有不同嗎？男性和女性在壓力下對待孩子的方式有差別嗎？
在我看來，一個人要照顧好孩子、家人，前提是要先照顧好自己。我們并不是劈頭蓋臉地怪罪家長“你打孩子是錯的”，而是幫助家長有意識地觀察自己的壓力值、情緒變化，學會自我照顧，尋找适合自己的纾解壓力的方法。很多家長告訴我們，當自己成為了情緒的主人，而不是被情緒所左右時，她/他能夠更心平氣和地和孩子交流，很少會無意識或控制不住就打罵孩子了。
正向教養導師互相練習非暴力的溝通方式
我們不告訴家長“怎麼教孩子才是對的”
雖然很多家長都說希望在教養孩子上得到指導，但在項目開展過程中，招募家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了時間有限之外，家長對于“學習”的緊張是更主要的阻礙。
在我們的成長經曆中，學習通常被認為是一件“苦事”——老師會在課堂上指出學生的錯誤，學習之後要考試，不允許抄襲，考得不好還要被批評。是以，說到要學習家庭教育的方法，很多家長會自然而然地産生畏難情緒，害怕自己學不好、做錯了。
事實上，和正常的教育不同，家庭教育沒有标準答案，而是基于經驗不斷發展的。相比于告訴家長“怎麼教孩子才是正确的”，我們更願意和家長一起發現和總結“我用過哪些好的經驗和方法”，并鼓勵大家互相參考，模仿别人用過的有效的、非暴力的教育兒童的方式方法。
在我們看來，不隻是孩子，家長也需要被肯定和鼓勵。當家長看到自己的高光時刻的時候，她/他會變得更加自信，更願意去學習别人的成功經驗，更有動力去嘗試新的方法；遇到挫折的時候，也更容易走出來，與人讨論，總結經驗，繼續嘗試。
這便形成了對于“賦能”的新的了解——不隻是賦予技術和方法，更需要賦予使用技術和方法的信心。基于新的了解，我們在2019年更新了“正向教養”的定義，更強調鼓勵和認可，提高家長的信心和能力，使家長願意控制打罵孩子的行為，嘗試非暴力的教養方式。
很多家長會說：“學了正向教養之後，我知道不能打孩子，但情緒上來的時候，還是控制不住自己就下手了。”這時候，我們會肯定家長的自我覺察和檢討，引導他們允許自己的失敗，接納自己的焦慮，重建立立起和孩子之間的信任關系，慢慢地将非暴力變為一種習慣，實作“國際不打小孩日”所提倡的“請來試試看，至少在今天不要打小孩，或許你将會發現，今天過後的每一天，你都不需要打小孩了”。我們也相信，家長坦誠地面對挫折，在尊重的基礎上和孩子進行溝通，也會進一步影響孩子，使孩子從中學會尊重和自立，同時使親子關系更加親密而穩定。
李東是正向教養家長導師，也是仁壽縣心時代社會工作服務中心的技術顧問。在一個家長小組上，一位父親和李東說，今天的課程讓他有了改變對孩子的教育方法、和孩子改善關系的想法，請李東幫忙出主意。李東對他的想法表示了贊賞，并請他回家後，就過去給孩子帶來的傷害向孩子真誠道地歉。這位父親問：“道歉有用嗎？”李東說：“試試吧，慢慢來，不急。”
當天晚上12點左右，這位父親激動地給李東打電話，說他給孩子道了歉，孩子回到房間大哭了一場，等了一陣才出來。他給孩子遞了一盒牛奶，孩子看了看父親，用拳頭捶了他一下，然後緊緊地抱住了父親。在這位父親的記憶中，這是孩子懂事以來，他們倆的第一次擁抱。
家長在正向教養小組活動上進行小組讨論
眉山有一群草根媽媽
從2015年到2021年，救助兒童會和政府部門、社會組織合作，在四川、雲南和貴州等西部地區的農村和鄉鎮開展了400多場家庭保護服務活動，40,000多名家長和兒童受益。六年裡，我們培養了200多名正向教養家長導師、兒童引導師，他們将持續在鄉村開展家庭保護服務活動。
在四川省眉山市仁壽縣，有一群媽媽通過正向教養服務，成為了家喻戶曉的“草根媽媽”。
王佳秋是仁壽縣文缜國小的一名國小老師。2014年，她參加了救助兒童會在仁壽舉辦的正向教養家長導師教育訓練。有一天，在陪孩子玩的時候，她想到可以把幾個家庭聚在一起，孩子們一起玩，家長們互相交流育兒的方法。于是，她問孩子：“你在班上有沒有玩得好的小朋友呀？我們可以邀請他們家一起玩。”
最初聚在一起的5個家庭，兒童的主要照顧者大多是全職媽媽、單親媽媽、爺爺奶奶、外公外婆。2016年下半年，家庭數量增長到了10個，王佳秋就建了個微信群，買了投影和其他裝置，每個星期天下午在自家客廳裡組織親子活動。
随着家長們的互相介紹，群裡的人數在半年内就增長到了500人。于是，王佳秋和幾位夥伴一起成立了“草根媽媽成長教育協會”，定期組織周四親子朗讀、周五草根媽媽講故事、周日親子玩等等活動，開始和婦聯、民政部門進行長期合作。
每周五的草根媽媽講故事，是微信群裡最熱鬧的時候。參加過正向教養小組的媽媽會分享自己學到了什麼；有些媽媽沒有學過正向教養，就分享自己帶孩子的故事；也有媽媽會講講自己和孩子之間的問題，向群友們尋求意見。
一開始，有的媽媽、外婆、奶奶因為國語有四川口音，不敢發語音說話，擔心在幾百個人的群裡，自己說得不好。王佳秋就不斷安慰她們：“沒關系，這個群裡大家互相尊重，講話和分享是安全的。你要是擔心，可以先聽聽别人是怎麼分享的，再說說你想說的。”
草根媽媽協會的志願者會把群裡的故事整理成文章，發在微信公衆号上。對于很多媽媽來說，自己的分享被寫成文章，既能給孩子起到榜樣作用，也能讓孩子看到自己在親子關系上的用心。
作為志願者之一的張海蘭是一位單親媽媽，2017年，她帶着2歲的女兒從成都回到仁壽。在新環境裡，她想給自己和孩子找到新的朋友，就開始參加草根媽媽協會的活動。
張海蘭說，她以前脾氣比較暴躁，一個人又要上班又要帶孩子，壓力很大。女兒隻要一調皮、不聽話，她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常常打、罵女兒，也覺得這是很正常的教養方式。
參加了5節正向教養小組活動後，張海蘭意識到自己應該轉變對待孩子的态度和方法。從那以後，每當孩子發脾氣時，她會先站在孩子的角度想想“女兒為什麼生氣？是不是因為有什麼需要沒有被滿足，有什麼我沒有了解到的？”接着，張海蘭會再引導女兒站在自己的角度思考，在雙方彼此了解的基礎上進行溝通。
慢慢地，張海蘭開始和其他家長分享正向教養給自己和女兒帶來的變化，吸引他們參加草根媽媽協會的活動，而她自己也從參與者轉變成了志願者。“我和草根媽媽團隊一起組織過很多線下活動，縣裡頭好多家長、孩子都參加過我們的活動。有時候我出去逛街、買菜，都可能遇到認識我的家長和孩子，他們離得很遠就跟我打招呼，我就覺得很開心，很自豪。”在一次訪談裡，張海蘭和我們分享了她作為志願者的成就感。
現在，正向教養的活動、草根媽媽們的故事都在仁壽縣的官方宣傳平台“大美仁壽”上得到了長期推廣。草根媽媽和孩子共讀故事的聲音，也通過仁壽縣人民廣播電台，傳遍了整個仁壽。
草根媽媽們在一起交流教養孩子的經驗
外來務工家長如何更好地和孩子“在一起”？
在西部鄉村開展正向教養服務的時候，我們接觸到了許多留守兒童，他們雖然很少被打罵，卻普遍缺少家長的陪伴和支援。在談論到家庭教育時，外出務工的家長也隻能很無奈地說：“我怎麼教她/他啊，我一年就回家一兩次。”
雖然大多數家長都會盡可能多地和孩子打電話、視訊，但因為不懂得如何溝通，隻能問一問“最近成績怎麼樣”、“吃的好不好”，久而久之，孩子也不願意和家長聊心裡話。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後，由于封城、交通管控等疫情防控措施，家長更難返鄉，和孩子也就見得更少了。
除了留守兒童之外，還有一部分孩子跟父母一起搬到了城市。根據教育部的統計資料，2020年義務教育階段随遷子女人數達到了1429.7萬人[2]，占流動人口子女的52.58%[3]。
新冠疫情也同樣給這些家庭帶來了更大的挑戰。疫情使得外來務工的家長面臨更大的經濟壓力，精神壓力增加，打罵孩子的可能性也是以提高。居家隔離時，家長和孩子不得不在有限的空間裡長期相處，更有可能産生沖突和沖突。而在風險增加的情況下，社群對于家庭暴力的識别和幹預能力卻反而減弱。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2020年，大陸有約2.86億農民工，其中有配偶的占79.9%[4]。是以，在2022年，我們從農村轉移到城市，進入以流動人口為主的“城中村”，并嘗試和雇傭了大量外來務勞工員的企業合作，使正向教養服務進入到流動人口家庭中。
我們希望提高外來務工家長對親子關系的重視程度，鼓勵他們在努力賺錢養家以外，也關注家人之間的情感聯系。事實上，許多家長并非故意不重視親子關系，而是受限于“時間貧困”——每天的工作時間長，少有時間好好地陪伴孩子，更難以抽出時間學習家庭教育的方法。
是以，我們重新梳理正向教養的核心資訊點，結合外來務工家長在家庭教育上最感興趣的話題，設計成1.5小時的線上、線下講座，開發短視訊等學習材料，以期覆寫盡可能多的外來務工家長，為他們提供基礎、有效的知識和技巧，并吸引其中一部分家長參加更長周期的工作坊。對于工作坊，我們也設定了6小時、12小時、20小時三種不同時長的課程，探索最适合外來務工家長的學習模式。
如果家長一周隻有一天，或是一天隻有一小時能夠和孩子相處、給孩子打電話，那麼，在短短的時間裡，給孩子提供高品質的陪伴，或許正是流動人口家庭所需要的。
家長和孩子共同參加正向教養親子活動
引用文獻：
[1]
XFang,DAFry,KJi,DFinkelhor,JChen,&PLannen等.(2015).Theburdenofchildmaltreatmentinchina:asystematicreview.BulletinoftheWorldHealthOrganization.
作者和機構簡介：
馮浩殷，救助兒童會家庭保護項目經理。從2007年開始，緻力于倡導家庭中的兒童權利與兒童保護。目前是救助兒童會正向教養家長教育核心導師，也是救助兒童會（瑞典）正面紀律認證導師。過去8年間，他帶領團隊開發了一系列正向教養、兒童權利、健康教育相關的教育訓練課程，并與政府部門、社會組織等合作，在廣東、四川、雲南、新疆等地開展了430多場家庭保護服務活動，服務了43,000多名家長和兒童。
救助兒童會是全球領先的、獨立的兒童慈善組織，1919年成立于英國。20世紀80年代起，救助兒童會進入中國，開始在安徽、雲南、西藏開展項目。2017年，依據《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内活動管理法》，注冊成為境外非政府組織代表機構——國際救助兒童會（英國）北京代表處，依法在中國境内開展兒童福利和保護、救災、教育、健康、兒童權益等項目。目前已在中國12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實施項目。我們的願景是所有兒童都能享有生存、健康、受教育、被保護以及參與世界的權利。
（郭悅萍對本文亦有貢獻）
馮浩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