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醫三院天價殡葬費的背後：太平間之亂頻現，到了該取消的時候？

“天價”殡葬費再現，北醫三院被卷入暴風口。

半個月前，媒體曝光“北醫三院收取天價殡葬費”。2月一具暫存在北醫三院太平間的遺體，3天後，家屬在院内被收取了38570元的殡葬費，其中5990元的沐浴SPA，3990元的禮儀服務，600元的供飯服務……

收費單在北醫三院太平間裡開具，但單據擡頭是一家名為北京天堂祥鶴殡儀服務有限公司。

随之，公立醫院太平間的外包幕後，也一同公之于衆。

其實，因并無明确的條例禁止，北京各大公立醫院的“太平間外包模式”并不罕見。

就此次涉事的殡葬公司，除北醫三院外，其還為北京大學首鋼醫院、清華長庚醫院等多家大型公立醫院提供過服務。

但這些太平間的外包公司，這些年卻給醫院惹了不少麻煩，甚至頻繁給醫院聲譽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

外包公司往往趁着醫院内“醫不議價”的規則，“偷襲”逝者家屬，在院内收取高額的殡葬服務費。在過往報道中，屢屢出現。早在10年前，就有昔日的北京市朝陽區第二醫院，因外包公司的“天價”殡葬費負面不斷，最終一蹶不振，砸了品牌。

但對于醫院而言，營運太平間面臨人員難雇、消耗成本、管理負擔等難題，外包不僅省事還能收錢，幾乎成了醫院的慣性選擇。

4月17日，“天價”殡葬費的事件有了新進展，北京衛健委要求加強全市醫院太平間管理，禁止在醫院太平間區域開展任何營利性殡葬服務，依法依規開展相關工作。有評論稱：以後醫院的太平間，會不會外包不出去了？

醫院太平間的外包管理混亂，為何頻現？醫院要承擔多少責任？如果“天價”殡葬費屢禁不止，醫院的太平間要不要取消？誰能來保護人生“最後一程”的權益？

太平間外包之困

對于逝者家屬而言，太平間裡的悲痛、陌生和混亂，是他們被利用的第一步。

此時，一張價格明顯虛高且具有欺詐性的賬單放在家屬面前，家屬出于對醫院的信任和慣性，往往會直接簽署。

北京大學醫學人文學院教授、民政部社會事務專家委員會成員王一方告訴八點健聞，殡儀代理公司利用了醫院場所具有的談判優勢和逝者家屬陷悲傷情緒于不拔的心境。

“幾千元的項目，在正常的商業博弈中會被輕易否決，但在親人亡故的特定時間裡卻被預設，為什麼？商家利用憂傷中的家屬不願意讨價還價的心情，瘋狂開價。”他說，醫院裡“醫不二價”的潛規則也被商家利用，“醫院裡藥品、手術都不講價，外包公司就是利用了醫院的生死别離時間節點與醫院的空間，場合氛圍。”

所謂天價項目，并不是在太平間裡實施并完成的，而是在殡儀館裡完成的非普惠項目，被提前到了太平間來商談。如果在殡儀館裡談這些項目，不會被家屬輕易接納。時間與空間都在變化，家屬的情緒有所複蘇。

譬如“鮮花床、花瓣、禮儀等項目，這些是産生在殡儀館裡的費用，外包公司最大化利用談判場合，提前收取費用，這顯然涉嫌商業欺詐。”王一方解釋道。

一旦逝者家屬到了殡儀館，會發現其實這裡有很多選擇，“天價”殡葬項目并非必選。以北京市為例，民政局對于北京市戶籍居民離世都會有數千元的殡葬補助。如果是公職人員，離世都有一筆不菲的喪葬費，公益性殡儀館也推出了許多普惠套餐，據八寶山殡儀館有關部門介紹，最低收費的普惠套餐（含送别、火化、骨灰盒）僅需千元。

從各種角度，太平間都不是一個“高消費”的斂财之地，而是從醫院到殡儀館的過渡之所。但恰恰因為“過渡”的特性，太平間的功能和定位常年模糊和混亂，也極易變形。

這也形成了太平間外包後的困境。

從行政管理歸屬而言，殡儀館歸民政部門管，醫院歸衛健委監管，“醫院裡的殡葬（太平間）沒人管。”一位資深的殡葬行業從業者向八點健聞表示，太平間外包後，其中的收費“兩邊都不管”，太平間直接成了滋生殡葬市場亂象的溫床。

對醫院而言，太平間是邊緣部門。據了解，北京二級醫院太平間的委托管理率在90%以上。

一方面，外包後的太平間疏于管理，但另一方面，動辄幾十萬、近百萬的外包費用，也是一些醫院不會過多監管外包公司的原因。

據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北醫三院的太平間外包費用大約是100多萬元。“殡葬服務公司相當于花了近百萬，在醫院裡租了醫院的品牌和地方，他們肯定希望把這部分的投入賺回來。”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醫院裡的太平間，能取消嗎？

既然在“兩不管”的夾縫中容易生事，醫院裡的太平間為何不取消？

早些年，全國曾取消過一批醫院裡的太平間——不少城市裡，醫院裡的太平間陸續消失。

沈陽、長春、鄭州分别早在2001年、2003年、2004年就宣布逐漸取消醫院太平間；武漢也在2005年後取消了一批醫院太平間，到2015年，武漢八成醫院太平間已關閉。

2018年，民政部等16個部門聯合發文，其中明确規定：“加強醫院太平間管理，嚴禁在太平間開展營利性殡儀服務。”這斷絕了太平間市場化的合規性，進一步加快了各地取消醫院太平間的步伐。

取消太平間雖被認為是大勢所趨，但各地進展不一。尤其對超大型城市而言，取消太平間并不容易。

2012年，北京市制定了《醫療機構太平間殡儀服務規範》，直到2021年，北京市大興區才率先取消了區内醫院太平間，目的是“斬斷殡儀服務牟利源頭”，一年内大興區殡儀館從醫療機構直接轉運的遺體超過1500具，殡儀館和醫療機構之間無費用發生，居民殡葬費用從兩三萬降至三四千。

有人認為，北京改革的步伐較慢，是因為城市較大、人口較多，殡儀館數量和運力不足，醫院太平間需承擔一部分遺體暫存功能。這樣的需求在新冠疫情較為緊張的時候尤為突出。據八點健聞了解，因疫情期間城市封路、運力不足等原因，部分城市取消太平間的醫院，又不得不重新恢複了太平間。

不過，對比之下，上海與北京的人口、殡儀館數量相差無幾，上海的殡儀館與醫院的銜接卻做得相當好，民營殡葬公司在醫院太平間幾乎沒有生存空間。

民政部中國殡葬協會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工業大學文化創意産業研究所所長王國華教授告訴八點健聞，大陸各城市的殡儀館數量都是依照當地的自然死亡率而規劃的。北京有十幾家殡儀館分布在各市區，從運作曆史來看，殡儀館的殡儀服務“資源完全夠”，問題出在管理水準與效率上。提高整個殡儀服務行業水準與服務技能是殡葬行業的當務之急。

這就是說，醫院太平間能否取消，與當地的殡儀系統的服務能力有絕對的關系。

一位沿海小城的某三甲醫院副院長告訴八點健聞，多年前，因當地完善了多處殡儀館，民政部門和衛健部門協同，曾統一撤銷了醫院裡的太平間。此後，當地建立的醫院中，也不再單設太平間。

也有的院長樂見于太平間的取消。

一位東南地區的縣醫院院長向八點健聞表示，太平間對小醫院來說像個“燙手的山芋”，是醫患沖突容易發生的視窗。

“有不少家屬會借助太平間跟醫院鬧事。以國内目前的環境，院長沒有能力來應付。逝者早一點送到殡儀館，其中的糾紛和沖突會減少緩和許多。”他說。

有殡葬行業資深從業者向八點健聞算了一筆賬，按照死亡率7‰、大城市人口上千萬、殡儀館不到20家來計算，城市裡每家殡儀館每天都要為幾十到上百個逝者服務，排隊進行，儀式往往是按小時計算。這和發達國家每萬人一家殡儀館的标準相去甚遠，背後是大陸居民對死亡的忌諱、殡儀館位址選擇有限的問題。

“強忍悲痛，手忙腳亂，手足無措，然後和親人告别的時候連一點時間都沒有，45分鐘結束，轉三圈沒了。”馬雷表示，告别的倉促，可能會給家屬留下難以化解的遺憾，“中國人沒有死不起，隻有死不好。”

這不單是北京，而是全國普遍存在的現象。這也是部分專家和從業者建議保留醫院太平間的理由，他們認為相關市場行為“堵不如疏”，在擁擠忙碌的殡儀館之外，還應有一方角落，有更多可供選擇的方式，容生者與逝者多相處一會兒。

誰來保障我們的最後一程？

若按最新要求，禁止在醫院太平間區域開展任何營利性殡葬服務，取而代之把殡儀館的服務延伸到醫院，第一時間派車接運，形成“生死閉環”。這麼做的難點又在哪裡？

“缺乏自信與主動，殡儀館沒有服務往前延伸的動力。”福建省民政學校殡葬專業老師林福同如此總結。多位專家表明，大陸殡儀館性質多為國有，盈利與職工工資脫鈎，工作缺乏主動性。并且殡儀隊伍的人才隊伍規模較小，人才層次亟待提升，這對殡儀服務的調配力量、文化層次和豐富性有直接影響。

如果殡儀館一環暫時難以打通，另一頭，醫院主動提供服務也是一個辦法。一位安甯療護醫生告訴八點健聞，他在武漢市的一個公立醫院從業時，科室就主動給逝者提供儀容整理、穿壽衣等服務，收費标準和在殡儀館一樣。一方面，這可以為收入微薄的安甯療護科室增加一些額外收入，另一方面，由最後治療逝者的醫生為其提供殡儀服務，可以給喪戶家屬以莫大的安慰。

該科室也選擇和合适的民間“一條龍服務”（提供壽衣、洗浴、穿衣、靈堂布置、花圈、聯系火化等）進行合作，但該安甯療護醫生表示，科室醫生們深度介入，對“一條龍”有考核和家屬回訪，隻要家屬不滿意，就會更換。其服務内容和價位由家屬和“一條龍”商定，要求收費合理。幾年來未出現家屬不滿意的情況。但這個方案，對于大多數公立醫院來說可謂奢侈，它們要麼日常運作繁忙，要麼并無安甯療護科室。

“活人歸醫院/衛健管，逝者歸殡儀館/民政管”，在如此思維定式之下，雙方都不願主動邁出一步，醫院與殡儀館間的銜接，生與死之間的地帶，民間力量代而勞之，亂象也由此生發。

多位專家表明，在權責不明、各方動力有限的情況下，法規條例支撐、統籌管理顯得尤為重要——無論是殡儀館還是醫院，都需要“師出有名”，至少不讓其冒僭越的風險，而是有底氣地在太平間作為。

但八點健聞發現，2018年民政部等16部門聯合釋出《關于進一步推動殡葬改革促進殡葬事業發展的指導意見》，但釋出部門中并無衛健委。

王國華表示，建國後大陸《殡葬法》遲遲沒有出台，至少展現出政府主管部門對殡葬行業的依法管理方面存在缺憾，說明政府對殡葬這個關乎國計民生的大事重視程度還有待提升。醫院太平間作為公共服務空間，不應當成為機構牟利的空間。類似醫院太平間的管理，更是需要政府部門出台管理細則加強對各類“有償服務”的收費管理。

在王一方看來，在死亡事件面前，現在存在“鐵路警察”的尴尬，瀕死救助在醫院，監管在衛健委，而臨床死亡之後移交給殡喪機構，歸民政監管，如何打通這個“結合部”，理想的合作方式應該是殡儀館在醫院設駐點，裝置、人員由殡儀館提供，負責冷藏遺體，按照殡儀行業标準提供遺體料理服務，基本服務納入普惠項目管理，特殊服務特别協商；醫院提供停屍的場地，租金可申請财政補助，同時承諾提供人文關懷，如協助遺體料理，送逝者最後一程。至于鮮花床、骨灰盒等其他項目，可以到殡儀館再談，平等議價。

王一方提倡“醫療殡葬一體化”已有多年，他回憶，去年的北京大學清明論壇還專題讨論過這一話題，但僅僅是學界的呼籲并不能解決好這一問題，衛健委與民政部門要召開專題協商會，就百姓關心的痛點溝通對話，共同優化醫院太平間管理。

“成本不堪重負不是一個理由。”王一方強調，死亡分為四個時期，瀕死期，臨床死亡、生物學死亡、社會性死亡，醫院的服務不能僅僅局限于瀕死期，應該延長至臨床死亡、生物學死亡期，這一部分除了對遺體的安放、潔淨保持尊嚴之外，還要對逝者家屬進行哀傷輔導，這是ICU、急診室、安甯療護病房的應有職責。如何跟殡儀館銜接好，對此應該有預案。這些服務的絕對成本并不高，有缺口有理由向财政部門申請補助。“北京是醫療高地，有一百多家三級醫院，外地來京看病的人數不少，北京的醫院和殡儀館銜接也應該成為人生最後一程醫學人文關懷的典範，而不能讓全國人民看笑話，甚至诟病。”

李琳 韋曉甯 嚴雨程｜撰稿

本文首發于微信公衆号“八點健聞”（ID：HealthIn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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