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丁甯（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1805）是德國著名的劇作家、詩人、曆史學家、哲學家和翻譯家。這位才情橫溢的作家因為劇作《強盜》（1871 年）甚至在當時的法國也一度名馳遐迩。同時，他年僅 33 歲，就在歌德的推薦下獲得了耶拿大學曆史學的教授席位。也正是在此教職任期裡，他連續緻信曾經恩惠于己的丹麥奧古斯滕堡公爵弗裡德裡希·克裡斯蒂安（Friedrich Christian I，Duke of Schleswig-Holstein-Augustenburg，1721—1794）， 彙 報與闡發其對人類審美教育的一系列見地，遂率先完成西方曆史上對此專題所做的最為深入的探讨——《審美教育書簡》（1794 年）。席勒自稱此乃“我有生以來做過的最心滿意足的事情”。此書也讓席勒實至名歸地成為歐洲最早的現代知識分子之一。
席勒畫像
席勒之是以選擇書信的形式與奧古斯滕堡公爵交流，一方面是由于公爵的慧眼與慷慨令其銘志難忘，寫信給對方無疑是為了表達一種無以複加的敬意。1791年夏，詩人巴格森（Jens Baggesen，1764—1826）在第一次獲得席勒不幸去世的錯誤消息後，特意舉辦了追思儀式。後來，他意識到了自己的失誤，同時也了解到席勒當時的财務窘境，于是，就向奧古斯滕堡公爵與史梅爾曼伯爵（ Ernst Heinrich von Schimmelmann，1747—1831 ）呼籲求助。奧古斯滕堡公爵正是在席勒對自己的工作失意而且遭受了緻命疾患的首次發作之時及時出手，慷慨相助，邀請作家到宮廷做客，同時也許諾席勒，待康複之後，給予其公職。盡管後來席勒無法履職，但是，公爵依然每年支付其一千銀币，長達 3 年！這份惠贈雖然不算大數目，卻從來沒有任何附加條件，唯要求接受者須注意身體并盡一切努力獲得康複。《審美教育書簡》一書恰是席勒獲得康複後的第一大成果！
另一方面，書信中的話題正是席勒自己思究已久的問題，也是樂于同公爵分享的。1790 年，康德的名著《判斷力批判》面世，席勒研讀之後頗有會心，正好耶拿大學開設的美學講演也要涉及相關的内容，于是，馳函哥本哈根的公爵，暢言審美教育令人心儀的前景，是再自然不過的了。
值得指出的是，席勒開始寫信的時候，正值法國所謂的“恐怖統治”，不僅僅是巴黎的知識分子在思考“自由”“理想的人”等問題，而且整個歐洲也都是如此。公爵及其周圍的知己也不例外，他們熱情擁抱法國大革命所倡導的人道主義理想。因而，席勒是在與真正的知音傾談其所思所想。事實上，公爵每每讀信後也意猶未盡，再與其他好友分享。
當然，到了後來，席勒應該意識到了這些信件的重要性，為了發表又幾乎重寫，因而篇幅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可惜，有些激情洋溢的文字也被潤色掉了。不過，《審美教育書簡》問世後還是立刻獲得了贊許，尤其是在席勒編輯的刊物《時季女神》的讀者群中更是獲得了熱切的呼應。
席勒的寫作與法國大革命的感召有關，因而，他是面對現實的，而且從來敏感過人。他對審美教育的無以複加的贊許，不僅首而為之，而且也有深刻的啟蒙意義。但是，應該看到，席勒作為理想主義者又是充滿激情和幻想的。他對美與自由的高度肯定，某種程度上，恰是一種令人不安的妥協 ：人的救贖既不依賴宗教，也不求助于科學，而是通過藝術去實作。理所當然，一個可以引申的結論就是，且先遠離社會的革命。無疑，席勒在詩意化審美教育時，也就是在對現實（包括法國大革命）予以“診斷”與“糾錯”時，或多或少是在飄離大地，天馬行空了。
當然，席勒是獨一無二的，他的文字與思考的魅力源自其詩人— 哲學家的獨特氣質，與此同時，研究者也發現，他充沛的哲思力量也源于長期博取廣納的積累。他接受的是古典主義的教育，而通過文學閱讀和創作，他的心智與感觸具有了浪漫派的傾向。除了康德和歌德以外，他還偏愛柏拉圖學派與亞裡士多德、孟德斯鸠、盧梭、摩西·門德爾松、鮑姆嘉通、埃德蒙·伯克、休谟以及萊辛等。他對古希臘給予毫不吝啬的贊美，甚至籠統地将古典時期的雕塑《觀景樓的阿波羅》與希臘化時期的《拉奧孔》等看作是同一風格的典範，都與适時而出的溫克爾曼的名著《古代藝術史》（1764 年）中所主觀概括的希臘文化觀（即“高貴的單純與靜穆的偉大”）相關，可惜連溫克爾曼本人也從未去過希臘，而讨論的對象又幾乎都是羅馬的複制品而已。換句話說，席勒跟着溫克爾曼，也不知不覺地理想化了古希臘。
當然，席勒的見解并非完全沿襲他人的觀點，他的獨樹一幟依然是顯而易見的，就如黑格爾在其《美學》的緒論中曾熱情洋溢地指出過的，席勒乃是 ：
一位心靈深湛而同時又愛做哲理思考的人，早就走在狹義的哲學之前，憑他的藝術感，要求而且闡明整體與和解的原則，用它來反對那些永無止境的抽象的思考，反對那種為職責而職責的号召，反對把自然與現實、感覺與情感看作隻是一種局限和敵對因素的那種抽象的了解。席勒的大功勞就在于克服了康德所了解的思想的主觀性與抽象性，敢于設法超越這些局限，在思想上把統一與和解作為真理來了解，并且在藝術裡實作這種統一與和解……席勒所專心探讨的是人類心靈的深處。
無疑，《審美教育書簡》正是對黑格爾如此評價的最好佐證。席勒提出的問題是很值得思究的 ：藝術怎樣才能對實作人的自由做出應有的貢獻？由此可以引發出更多的問題，諸如審美領域如何與倫理領域聯系在一起？藝術作為人的行為有何意義？其實，席勒在其中所反複闡述的又何嘗不是所謂“整體的人”的養成之道。他反對将人予以分解，尤其是他把倫理視作整體的人的修為，而非人的某種特定部分的秘密環節。尤為重要的是，他認定，通過審美感受性的提升有可能實作倫理的教育目的，也就是說，感性的人必須先變成審美的人，才能變成倫理的人。因而，每一個人都有實作理想人性的前景。藝術作為文化的先行者，将人從欲望中解放出來，進而使人走向完美。藝術家就是一種真正實作了感官與精神統一的人。最高的範本就是希臘人，席勒動情地寫道 ：“他們既有豐富的形式，同時又有豐富的内容，既善于哲學思考，又長于形象創造，既溫柔，又剛毅，他們把想象的青春和理性的成年結合在一個完美的人性裡……試問，有哪個單個的近代人敢于走出來，一對一地同單個的雅典人争奪人的價值？”（第六封信）在席勒看來，人類隻有先學會了為美服務，然後才能忠實地為自由服務。有必要首先培養一種美感，為自由的真正孕育而做好準備。無怪乎有學者将席勒這種以整體的人為中心的審美教育思想概括為“人文主義審美教育觀”或“審美人類學”。
某種意義上，《審美教育書簡》就是這樣一種對美的告白，充滿了詩與思的奇光異彩，也是席勒在德國以外影響最大的美學文本。
由于是書信的形式，《審美教育書簡》确實就比那些一味偏于理性思辨的美學專著具有更為明顯的可讀性。而且，也可以讓讀者開卷即有益，随意浏覽，在警句疊出的字裡行間獲得綿綿不斷的啟迪。然而，與此同時，它的互相不一緻的地方也就不可避免，進而會有産生歧義的可能。例如，席勒所謂的“神性”，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可能指不同的東西 ：上帝、精神、永恒、絕對、無限或實質，等等。讀者也會不太分得清“審美遊戲”究竟是倫理之美、人類理想抑或僅僅隻是抵達理想的一種手段而已。同樣，有時審美文化被看作是人類能夠達到的最高水準，有時又被當作達到倫理文化之前的一種中介。
《審美教育書簡》出版至今已經有兩百多年了。但是，其意義依然具有生命力。法國的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1940— ）、美國的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等人都從中獲得過靈感與啟迪。
在中國，席勒的審美教育思想是在1904年由王國維介紹到中國來的。
1917年，曾在德國留學的蔡元培深受德國美學尤其是席勒思想的影響，提出了振聾發聩的“以美育代宗教說”，因為，在他看來，當時的中國顯然既不能求諸封建儒教，也不能借力于佛教，而對于國民性的塑造最有效的影響，就是那種可以直抵内心深處的藝術與美，因而，美育就成了不二首選，乃建構中國人現代性的重要根基……這聽上去多麼像是席勒的聲音 ：“正是通過美，人們才可以走向自由”（第二封信）；“要使感性的人成為理性的人，除了首先使他成為審美的人以外，别無其他途徑”（第二十三封信）……
席勒曾經闡述過的美育途徑、标準與理想等，對于今天的人們來說，不僅是不可以繞過去的，而且還富有進一步思考的價值，因為席勒與康德不同，他總是要超越人為的諸種界限，看到對立的方方面面走向均衡、統一的可能性及其非凡的意義。
就如席勒為貝多芬的巅峰之作《第九交響曲》第四樂章中的合唱部分《歡樂頌》所作的歌詞，如今依然會獲得普天之下聽衆的強烈共鳴一樣，他的《審美教育書簡》也定會在走向未來的過程中一而再地邀約讀者在字裡行間感悟美與藝術的奧秘。
《審美教育書簡》
[德]弗裡德裡希·席勒 著
馮至 範大燦 譯
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審美教育書簡》是1793—1794年間席勒寫給丹麥奧古斯滕堡公爵的27封信。在法國大革命背景下，席勒以康德的原則為依據，深刻分析了人的感性與理性同審美與藝術的關系，認為人類發展的道路是從被感性支配的自然人走向精神能控制物質的理性人，隻有當兩種沖動同時發展，人才有自由，而美能将二者連結、統一起來。席勒以美學為依托，思考了人性完善和社會改良的途徑，照見其對人類命運的深刻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