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27日年，群學書院聯袂梅園經典共讀小組舉辦線上讀書沙龍，共同研讀雲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譚同學老師的著作《雙面人》。這本書直入中國文化的内在機理，在斷裂的時代變革中體認延續的脈絡，借鑒《史記》的形式描寫，形成了一部波瀾壯闊的、橫跨六十多年的田野繪卷。譚老師帶領讀者放下對農村的刻闆印象，走入位于嶺南的程村，感受它獨特的人文風情，和其折射的時代精神。來自南方科技大學的袁長庚老師和則将帶來精彩的評議。
本文為沙龍發言紀要，由葛丁超整理。
《雙面人》讀書沙龍紀要
文 | 葛丁超
譚同學：
對于自己的著作，作者不一定比每個讀者了解更深，不過相對更加清楚寫作時的具體背景和考量，這部分是今天将要着重分享的内容。首先看一下程村的概況。左邊的這張是農村集貿市場的老街，右邊是村中最大的一個祠堂。我在2007年11月一次偶然的機會來到這裡，第二年因為希望做一個中山大學博士後出站工作報告的調查再次來到此地。
我的大學是思政教育專業，當時的課程很多涉及廣泛的哲學内容。碩士階段在武漢的華中師範大學政治學理論專業，主要關注鄉村的基層政治，因為受費孝通的《鄉土中國》啟發，在學習過程中逐漸轉向社會學和人類學。在博士論文時想要研究社會結構和文化特征的變遷，與費孝通、梁漱溟時代的研究展開對話。
費先生晚年的論文提到，要拓展社會學的傳統界限，進行更多社會心态的研究。相比社會結構、社會關系等問題，社會心态研究比較難找準切入點，并且也比較難将其呈現出來，這給相關的學術活動帶來了不小的挑戰。
我在民族志寫作中認識到，如果沒有調查者的在場，調查對象的很多話語和行動很難有機會表露出來。雙方的互動中産生了實踐的“增量”，而不僅僅是挖掘現有的經驗材料，這對于捕捉和體驗他者的生活十分重要。調查者這個角色的介入是必不可少的，我們應當客觀地承認這個角色的存在。
在程村我經常在榕樹下訪談，下圖中的人物在書中化名程南山，我曾在他家居住，他們日常生活中有許多有趣的細節，比如中午時他會午睡，而他的妻女則會一邊看着電視一邊編織竹制品，主要是廣東人制作糕點使用的容器。在一次看引進的香港電視劇的過程中聽到很多英語，他的女兒發表了一番議論感慨自己似乎更不上時代。不難發現，田野材料的積累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很多有價值的内容産生于不經意的瞬間。
書中寫到程守義的兒子是一位企業主，他曾表示對生活感到失望，這種真情流露的時刻在普通的調查訪談中很難出現。當時的情境是臨近農曆小年，他邀請我喝酒，在酒的催化下告解真實的心緒，他展現出的一些價值觀也讓我有所觸動。民族志的許多細節都是在這樣的特定情境中互動出來的。還有許多内容是在雙方熟絡後于正式訪談外的互相問候聊天中産生的。
這些長時段裡沉澱下來的細節在調查筆記中的比重不大，但格外的重要。在人類學研究中國農民的不少作品中批評農民的保守、短視、耽于物語、自我中心、缺乏公德和信仰等問題。當調查達到一定程度便會發現，程守義這樣的農民對自身的境況是有覺察和反思的，并且有着自身或鮮明或模糊的立場。
我曾長期穿梭在中山大學人類學系和和華南農村研究中心，當時人類學系和哲學系、曆史系有很多讨論活動。我在這些跨學科交流中認識到，人類學與曆史學在理論和方法上有很多可以互相借鑒的地方，但也有一定的差異，比如一個傾向于史料的考證，一個傾向于對實地的人進行訪談等。而後現代哲學的諸多概念在民族志的書寫中需要謹慎使用，需要厘清這些概念的理論脈絡并且和經驗材料有機地結合，符合邏輯地建立聯系。
是政治經濟上的博弈，還是福柯意義上深入細節的身體規訓，我們關心什麼，會影響收集田野材料的時候看到什麼。我們預設的概念與現實之間與有時存有一定的距離。寫有《階序人》的杜蒙認為，“社會分層”的概念不适用于了解印度的種姓制度，宰制與反抗的叙事在現實中常常以弱者的隐忍代替等等。
面對人類學方法論上的危機，格爾茲提出了闡釋人類學。這也留下了一些問題，比如解釋系統之間的藩籬如何跨越等。我認為應當給予他者與闡釋者更多平等對話的機會。這些問題牽扯到哲學上的主體間性、互動主體性等概念，往前可以延伸至笛卡爾、康德的學說。
康德哲學對于人類學等學科有着深遠的影響，後世的哲學家對他做出了許多回應。比如尼采研究大量的詩歌、戲劇，批評了康德對于人類理性活動邊界的判定，胡塞爾将人的主體性重新納入對存在的讨論，海德格爾則揭示人向死而生的生存境況，等等。海德格爾晚年期望從非西方哲學中吸取智慧調整存在主義哲學，對于老子等人的思想頗感興趣。他有兩個重要的學生，即伽達默爾和列維納斯。
伽達默爾發展了解釋學的傳統，認為主體的存在及其“判斷力”首先依賴于與其他主體的“共通感”。他曾提到，鑒于某種被言說的東西，了解為流傳物借以向我們述說的語言、流傳物告訴我們的故事。這裡給出了一種對立關系。流傳物對于我們所具有的陌生性和熟悉性之間的地帶，乃是具有曆史意味的枯朽了的對象性和某個傳統的隸屬性之間的中間地帶。诠釋學的真正位置就存在于這中間地帶内。
伽達默爾的思想給予了人類學特别的忠告，我們在做田野時無法真正地成為“他者”，進而描述自身的經驗。進入異文化環境改變了原有的偏見并不意味着否定了原有的世界，而是更像一位旅行者一樣将會帶着新的經驗重新回到故土，即便肉身還在漂泊，家鄉的存在依然無法忘卻。伽達默爾以及列維納斯對家鄉的闡釋與海德格爾“詩意的栖居”有密切的聯系，依然有着深刻的存在主義烙印。
面對資本主義意識形态的籠罩，馬爾庫塞揭露了人們單向度的生存處境，将改變現狀的期望寄托于邊緣群體。通過流行服裝的快速疊代等案例，鮑德裡亞對“拟像”和“仿真”做出批判。他們以及福柯、拉康、羅蒂、德裡達等人都對現代性給人的壓抑有所反應。人類學這些哲學反思也有自身的思考。
薩林斯的《曆史之島》講述了兩種世界觀差異巨大的群體的并接結構。放到今天的田野視角來看，書中這個發生在夏威夷群島的狀況在我們的日常生活正在不斷地上演。Eduardo V. Castro，Philippe Descola，Martin Holbraad，Michael Scott和拉圖爾等學者長期緻力于将興起于上世紀末的人類學本體論轉向向前推進，主張在非西方文化中找到矯正西方觀念系統的質料。
國内有學者提出主體民族志的三重叙事，不同于馬林諾夫斯基“上帝之眼”般的描述和格爾茲以自身為主體闡釋他者生活，由當地人、人類學者、讀者三個層面構成叙事。在此類理論闡述中運用了很多後現代的概念，如“互鏡”“對蹠”等，不過可能仍未超出人類學本體論的讨論範疇，還需要對康德、海德格爾以來的哲學線索進行更多的梳理。
我認為人類學的民族志應當是“做”出來而不僅是“寫”出來的，要貼近調查對象自身的感受，讓他者說活，顯現他們的解釋系統，進行一種多重宇宙論并接的互動主體性闡釋，不能武斷異文合并以求純化。
很多人類學者将農民等群體描述得過于片面，遮蔽了他們其它面向的特質，并且将他們身上可能存在的問題歸因于“修身”的不足而忽視了背後政治經濟要素的影響。
如果把這些材料寫成結構性的文字可能會切割經驗中的諸多面向，可能令讀者産生過多了解上的歧義。是以我後來把出站報告中結構性的文字進行了大量的删減。在回憶起《史記》的閱讀經曆時獲得了重要的啟發，如果按照年鑒學派的方式，事無巨細地記錄這段漫長而波折的曆史可能會過于冗長，而司馬遷選擇以典型人物的故事構築一個較為系統的曆史脈絡。于是我在發揮空間較大的專著中緻敬史記的寫法，通過程村中在人生曆程、價值觀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串聯起一個村莊社會的轉型和心态變化的曆史。這本書寫成後獲得了很多積極的回報，并且可能将在三聯出版社的中國社會學經典文庫中再版，希望大家多提意見。
袁長庚：
譚老師的導讀從文本出發并且擴充了文本的内涵。《雙面人》給我們提供了關于鄉村研究詳細的文獻綜述，并且啟示我們發現過往對于鄉村的叙述可能存在不小的盲點，以概念先行的方式進行研究有着嚴重的局限。譚老師對于人類學的未來保有的樂觀态度感染了我們，未來還有很多事業等待着我們完成。
譚老師至今還在做長期的田野工作。我讀《雙面人》這部書時恰好剛剛走上教職，這個春天又溫習了一遍。譚老師書中描述的鄉土社會的人與傳統是我從大學至今的人類學學習與研究非常熟悉的。社會學和人類學在國内不算強勢的學科，從費孝通先生以來百年的學術脈絡是我們這個學科最集中最突出的成果。譚老師的著作激發了我進行經典的村莊民族志研究的理想。
在香港讀博期間發現，人類學博士普遍面臨的問題是選題或研究方案常常已經被先輩們所實踐過了。但是這些被反複書寫的對象可能并未被窮盡學術探索的可能性，我們對習以為常的事物的了解也未必早已到達了終點。比如在一些熱點事件下暴露出我們對于農村社會的想象常常是非常片面的，我們很容易把鄉村看成是有着明确的地理邊界，血緣和宗族在其中起到很強的紐帶作用，是隔絕了“啟蒙”了的現代性文明成果的“飛地”，給農村人口貼上“盲目”“短視”“自私”的标簽。
通過譚老師和曾在南京大學任教的邵京老師等學者的著作，我們可以發現一種人地關系互相确認的過程，而其中的農民對自身在現代性文明的沖擊下脆弱的處境是自知的，而且這種感覺影響到了他們對未來社會行動的選擇。譚老師在華南農村看到的現象處在一個萌芽的階段，而時至今日已經初具結果。諸多的沖突正在一個村、一個人身上并存，這種多面相的現實是學術的想象力難以觸及的。
百年前的費孝通、林耀華等先賢邁入人類學、社會學的一個重要的學術動機是他們有感于中國古典學術關于社會的經驗材料的缺失。在當時的社會危局之下，卷帙浩繁的“聖人之言”對于現實的“經世緻用”作用有限。他們想要通過社會調查、文字書寫和政策讨論等方式形成一個有機的知識生産過程。
在某些方面，我們可能又回到了百年前的境況中。我們對農民、基層社會的判斷有多少是建立在熟知的經驗材料的基礎上，這是值得反思的。我們是一個多樣性很強、發展快速的國家，但與大國身份相對的是，知識生産、大衆傳媒和娛樂呈現的中國人的生存狀态又是非常單一的。比如在都市類型的電視劇中的生活場景是高度同質化的，主角們似乎無需考慮對于人們現實存在的關切，而隻是要在情感鬥争中消耗全部的生命力。
這本書可以說是譚老師學術生涯的一個轉折點，從這本書的寫作開始，他與曾經受教育過程中習得的海内外的鄉村研究傳統保持距離。這本書的體量巨大，它前篇的民族志部分是紮實厚重的，而中間對于鄉村研究既有成果展開對話的廣度和深度，對于一個有教職在身的學者而言是非常驚人的。這些對話解釋了一個頗具挑戰性的問題，即我們目前為止很多的鄉村研究的概念體系甚至是問題意識可能是不成立的。重要的是我們需要首先貼近鄉村社會的原貌，厘清它的運轉邏輯，以及人在鄉村的生存法則與生活意義。
在譚老師的工作中留下了許多重要的線索，這些線索指向了我們今日鄉村研究應當接近的方向，比如農村人的欲望問題、關于未來的想象、關于地方治理的感受等。海外的中國社會學鄉村研究在這些面相上做出了重要的開拓。鄉村研究尚未被窮盡其可能性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現有的調查成果主要集中産生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至新世紀初。而在這之後新的挑戰與可能性在現在的學術研究是很少關照到的。我所觀察到的有關研究機構常常追求“短、平、快”，缺少人類學應有的深度。
譚老師把當時鄉村研究場域的結晶進行了總結，這對于學術界了解反思中國頗有意義。《雙面人》有其輕快的、具有穿透力的一面，也有厚重的一面，這在當代語境顯得格外醒目。它獨特的學術理路昭示了中國鄉村的一種可能性——有哲學意味的經驗研究和反思，更積極地面向鄉村世界，使用當地人語言和概念系統，了解他們精神世界的推演過程。
葛丁超：
我們以往的閱讀對于鄉村的充斥着很多理論的前見和價值判斷的預設，在研究和思考時很容易陷入“驗證性謬誤”。譚老師的分享打破了我們對農村很多偏狹的印象，也讓我們認識到有效的學術活動應當真誠地面對經驗材料并且不斷自反地重審學科範式。像《金枝》的作者弗雷澤那樣做一個“搖椅上的人類學家”在學科草創的階段有其合理性，而今則更需要發揮人類學的本體價值，親身走進那些被過多想象覆寫的田野，對既有的理論不斷地反思和完善。
問題一：如果了解田野調查中的“實踐增量”？
譚同學：對于田野調查是現實的客觀描述還是人類學者對當地的主觀感受有傳統與後現代兩種不同的了解路徑。主體民族志認為三重叙事已經足夠完整，而我認為這可能這可能會遮蔽一些現實，因為如果沒有外來的實地調查者介入，村民很難有機會介紹日常生活的儀軌等内容。調查者與被調查者并非是實驗室中的關系，多個主體的互動産生了新的價值。
問題二：對于鄉村振興的問題，老師有何看法。以及現在是否會出現類似2008年前後家電下鄉潮那樣的事件。
譚同學：由于主題所限，《雙面人》對鄉村振興話題并未進行直接的讨論。其實，現在常見的關于鄉村振興的主要思路在二十年前就已經提出，而最近二十年鄉村的深刻變化并未完全進入到有關的理論讨論中。包括小農經營、規模化生産、金融或農民合作等不同方向的思路各有其困境，比如規模化生産需要一個農村家庭承包極大面積的耕地才能達到足夠的效益，而被擠出的大量農村人口很難被足夠的二、三産業崗位吸納。面對不斷提高的技術要求，依賴高年齡層勞動者的小農經營可能會影響農業的現代化。而即便走出農民“善分不善和”的刻闆印象，農業的合作經營仍然面對着産值過低等問題，難以像宋代以來基于宗族的合作和現在工商領域的“同鄉同業”那樣形成有效的合作。
在精準扶貧的工作中可以看到，幫助農民解決了資本、技術、市場等要素的各種外來力量的努力常常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是以，基于群衆路線的、民辦公助的小農與現代農業相銜接的模式，或許是值得期待和倡導的。某種程度上講，家電下鄉意味着農村消費城市過剩的産能，相比之下，“網際網路+”可能給農民帶來了更多的機遇和更強的主體地位。
問題三：在面對諸如城鄉關系這樣的問題，不同于經濟學、城市規劃等學科，人類學有何獨特的價值。
譚同學：人類學相對更願意傾聽農民自己的聲音。經濟學當然也有做得很好的，但有時候可能缺乏細緻深入的前期調查，将農民視為方案施行的對象，并且甚至可能以城市工商資本的增值為主要目的。
另外，借助人類學着重關注的親屬關系等問題的深入了解，和在社會調查方法更加嚴謹的考究，對日常的工作生活也可以起到積極的作用。
袁長庚：這個問題也可以了解為“人類學有什麼作用”，而人類學一個重要的作用是可以幫助我們重新矯正對問題的認識。從各方過往的經驗可以看到，外部的資源進入時常常沒有找準核心問題，許多的名額可能與現實存在錯位。比如在資料上看雲南的少數民族不去醫院分娩，容易被國際機構分析為這個群體對現代醫學有所抵觸。但在實地調查之後才發現事實上他們對現代醫學是信任的，隻是在觀念中并不把分娩視為需要去醫院處理的“病情”，他們對分娩有傳統的習慣和經驗保障。
有時，我們未必缺乏行動的資源和路徑，但缺乏行動的意義和問題導向。而人類學在這一點上可以有所建樹。
問題四：對于新生代的農村人口，老師有什麼樣的感覺，他們存在觀念和行動上什麼樣的代際變化。
譚同學：随着教育、網絡媒介的普及，最近十多年的新生代農村人口對于外部世界的了解管道變得更多了。對于現代城市生活的向往是人們普遍的動力，應當給予他們融入城市的機會。助學貸款等有利條件也過去更加豐富。
同時也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如果僅僅依靠網際網路内容的分發，很容易把農村變成精神消費品的傾銷對象。社工、社會愛心人士的工作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除了外部的幫助之外，還可以創造很多發揮新生代農村人口主體價值的事情。比如，有一位我很尊敬的老師，曾組織兩位社工把留守兒童組織起來協助他們在暑假做一個話劇，開學前給村裡的相親彙報演出，收效非常好，孩子們不是天天盯着電視或手機，也沒有去野外遊泳之類的危險行為。各方群體的行動決定了我們将來農村關系是何種形态。
問題五：如何看待現代性問題
袁長庚：現代性在九十年代末的西方理論界面臨了很多争議，西方現代性的展開過程可能不存在一個整體而普遍的方案。但是現代性也存在一定的解釋效力，如現代人的生存狀态确實有其差別于傳統社會的存在主義意義上的特質。
在研究現代性時人類學有其特殊的洞見，比如讨論農民是否理性時，人類學者會首先思考何為理性、為什麼理性是重要的，為什麼以核算成本和收益叫做理性，但對風險的抵抗和對神靈的敬畏不被稱為理性。我們可以把現代性地方的政治經濟位置卷入到全球化體系之中，人生生存價值發生某種變化等，但這些隻是一種架構。從民族志的角度出發會看到韋伯對現代性經典的判斷與現實生活中人的能動性之複雜之間有着一定的距離。
譚老師在《雙面人》中反複提醒我們不要把現代性看作一個單軌的勻速發展過程。農民在參與到現代性延伸的過程中會對其産生自身的作用，他們身上的沖突屬性是倫理轉向後的人類學樂于讨論的。人并非生存在單一的價值評判标準之下的，這個标準是在行動中不斷形成的，我們都是在世界的關系中生成自身的倫理生活。
問題六：對于“人情異化”問題有什麼深入的觀點或書籍推薦。
譚同學：閻雲翔的《禮物的流動》可以提供有價值的參考。我把它可以了解為人的交際網絡的重新再組織，是熟人社會“多次連續性博弈”難以規避的選擇。另外，這種“道德義務”的履行與财富水準的升降有着微妙的聯系，在社會分層快速加劇的背景下，很多時候“送禮”的動機與能力出現了嚴重的不對等。這方面華中不少鄉村研究者做了不少研究，蕭樓的《夏村社會》也很有啟發性的探讨。
《雙面人》當中的底層觀點是隻有絕大多數的人有希望的時候這個社會才有希望。價值層面的号召的作用是有限的，各方參與的社會治理有所改善的情況下，個體認同的價值才有改變的可能。
許金晶：
我們今天的沙龍是上半年“城市與鄉村”系列的第一場活動，在之前的沙龍系統地共讀過《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等“城市史與城市研究”方面的書籍和以《子夜》、《駱駝祥子》等五場城市文學作品之後，我們回到至關重要的本源命題，即城市與鄉村的問題。譚老師的《雙面人》使用紀傳體的方式以自下而上的社會史視角展現鄉村的人文風貌。六年前作為這本書的第一批讀者，我被譚老師将田野資料建立為一個架構，并且進行理論的延伸和闡釋獨立成篇的形式所震動。另外，可以說文學在某種程度上是最高的學術，相信即便對于沒有專業背景的讀者來說，也至少能從譚老師書中第一部分鮮活的人物故事中找到自己的感悟和共鳴。
在本場沙龍的最後，在會議室的同學、老師、書友們紛紛打開自己的攝像頭和麥克風，向兩位老師表達謝意，在衆多求知的目光和對未來的憧憬中這次的活動圓滿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