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須說話！”這5個女人有點厲害

先抱一抱最近有點難的你。

疫情猛，油價漲，股票跌，基金綠。

甚至，連老壇酸菜面都不敢随便吃了。

這很容易讓人逐漸喪化，進而沒事就瞎琢磨：

“我都三十了這輩子結婚還有戲麼？”

“28歲還沒當上小上司我該怎麼辦？”

“今年考研高分噴霧噴給了國家線可咋整？”

你不知道的是，有的人快四十了才開始自己的寫作之路，有的人看似普通短暫的一生卻被曆史牢記。

弗吉尼亞·伍爾夫曾在一篇名為《傳記的藝術》的文章中問道：

“難道不是隻要曾經生活過，并留下了人生記錄的人，都值得被立傳嗎？包括那些失敗與成功，以及那些卑微與顯赫？什麼是偉大？什麼是渺小？我們必須要改變我們的價值标準并樹立新的英雄去敬仰。”

林德爾·戈登的《破局者：改變世界的五位女作家》，或許是在巧妙地回應着伍爾夫在近百年前提出的這些問題。

她筆下的五位女作家：瑪麗·雪萊、艾米莉·勃朗特、喬治·艾略特、奧利芙·施賴納和伍爾夫本人，無一不在踐行着新的标準，關于寫作的源頭，關于生命的品質。

本期“楊瀾讀書”，一起解讀這本《破局者》吧~

1

暗夜中的“破局者”

“破局者”這個名字，乍一聽還以為是諜戰小說，或是商業傳記，其實講述的是五位置身“局外”的女人的故事。

天才：瑪麗·雪萊十六歲的瑪麗義無反顧愛上了詩人雪萊，盡管他當時已有家室。瑪麗和雪萊決定私奔。

靈視者：艾米莉·勃朗特表面上看，艾米莉的一生波瀾不驚。她在遠離倫敦的山村裡走過了短暫的一生，去世時隻有三十歲。她正直肅穆，又野性坦蕩。

法外之徒：喬治·艾略特三十七歲時，她寫了第一部小說，四十歲時，她才找到自己作為小說家的聲音。

演說家：奧利芙·施萊納在馬奇斯方丹，孤獨的詩意激發了她的聲音。走在卡魯上，她感到一種狂野的興奮與自由。

探索者：弗吉尼亞·伍爾夫“二十九歲，沒結婚，是個失敗者，沒孩子，還精神不正常，不是個作家。”弗吉尼亞向姐姐抱怨着。

今天的女性都倍兒潇灑，一個個活得自在灑脫，以前可不是這樣的。

在她們生活的十九世紀的英國，賺錢、旅行、做生意，統統是男人的事。

女人是主流教育的局外人，當時的女性接受的正統教育是什麼樣呢？

在《傲慢與偏見》裡，簡·奧斯汀是這樣寫的：

“女人嘛，唱歌跳舞、繪畫音樂，樣樣都要精通，這還不夠，表情體态、語氣談吐，都要有格調……”

顯然，一個喜歡讀書、有思想的女人是不受歡迎的，還會被稱作“藍襪子”，意思是欠缺女人味，想跟男人在學識上一争高下。

可書中的這幾位女性全都是“異類”，她們不能忍受局外人的身份。雖然不能像男人一樣接受正規的學校教育，但她們求知若渴，通過閱讀尋找精神養分，進行自我教育。

她們敢于走出家門，抛頭露面，甚至自己養活自己，像男人一樣和這個世界打交道，體驗從未經曆過的人生。

也正因如此，她們名譽掃地，流離失所，甚至衆叛親離，但她們仍然勇敢地在陰影中摸索自己的聲音，為世界貢獻了優秀的作品和偉大的思想。

她們在黑暗裡獨行，終于把局外人的身份打破，成為了那個時代的“破局者”。

2

無法順從，無法歸類

戈登不僅用翔實的材料書寫了這五位女作家的傳奇一生，還給她們之間找到了一條“聯系紐帶”。

這個紐帶的原點就是瑪麗·雪萊的母親——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她的《女權辯護》幾乎成為跨越整個世紀的精神信仰。

這本書的譯者在後記中這樣描述這種傳承：

作為曆史上第一位女性主義思想家，沃斯通克拉夫特開創性的理念也貫穿在《破局者》中五位作家的人生之中。

瑪麗·雪萊曾一次次在她母親的墓前閱讀她的作品《女權辯護》，并踐行着她所預言的女性作為一個“新的種屬”的誕生。艾略特、施賴納和伍爾夫也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對沃斯通克拉夫特所樹立的思想傳統表達敬意。

沃斯通克拉夫特主張女性應當通過教育和閱讀來進行自我發展，同時認為家庭哺育和人的情感成長是一個社會有效運作不可或缺的成分。

她所推崇的女性獨立不僅僅是一種在政治世界中簡單粗暴地複制男性所擁有的法律權利，而是要去發揮女性天性中獨有的特質和潛能，并實作意識和人格的真正獨立。

她更加微妙的政治主張被後人曲解，特别是她個人生活中對激情和婚姻的依賴被認為是在違背她在著作中對女性獨立的宣揚，更有甚者，直接給她打上蕩婦的烙印。

但戈登的傳記曾将沃斯通克拉夫特從這種曆史的埋沒和曲解中解救出來，她認為她的魅力恰恰就在于“她是會犯錯的”。

她是以一種近乎試驗的方式在生活，去探索一種智性與激情并存的人生。“在她的聲音和行動中有一種前所未有的真實，無法去順從任何标準化的設想。”

沃斯通克拉夫特代表着“一個新的種屬在閱讀，試驗，成長，但仍然無法被歸類”。

聽上去就是個有趣且獨特的靈魂是麼？

《破局者》中的五位作家也恰恰是這種傳統的繼承者，戈登将這些作家稱作是“破局者”，因為她們每個人都在人生的某個時段甚至是絕大多數時光，由于違背了某些偏狹的絕對價值标準或政治站位，而被排擠至孤立無援的境地。

在雪萊和艾略特那裡，是因為婚姻和性道德；在勃朗特和伍爾夫那裡，是由于她們近乎在病态邊緣遊走的性情；在施賴納那裡，是緣起于她在戰争中選擇與“敵人”為伍。

她們也曾被曲解，但戈登将她們無法被歸類的天性從曆史的“馴服”中釋放了出來。

戈登在序言中說：實際上不能說我選擇了這些作家，是她們選擇了自己。她們每個人都懷抱着簡·愛所表達過的那種沖動：“我必須說話”。

她們說了什麼？她們經曆過哪些至暗時刻？又靠什麼打破了枷鎖，成為影響幾代人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