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须说话！”这5个女人有点厉害

先抱一抱最近有点难的你。

疫情猛，油价涨，股票跌，基金绿。

甚至，连老坛酸菜面都不敢随便吃了。

这很容易让人逐渐丧化，进而没事就瞎琢磨：

“我都三十了这辈子结婚还有戏么？”

“28岁还没当上小领导我该怎么办？”

“今年考研高分喷雾喷给了国家线可咋整？”

你不知道的是，有的人快四十了才开始自己的写作之路，有的人看似普通短暂的一生却被历史牢记。

弗吉尼亚·伍尔夫曾在一篇名为《传记的艺术》的文章中问道：

“难道不是只要曾经生活过，并留下了人生记录的人，都值得被立传吗？包括那些失败与成功，以及那些卑微与显赫？什么是伟大？什么是渺小？我们必须要改变我们的价值标准并树立新的英雄去敬仰。”

林德尔·戈登的《破局者：改变世界的五位女作家》，或许是在巧妙地回应着伍尔夫在近百年前提出的这些问题。

她笔下的五位女作家：玛丽·雪莱、艾米莉·勃朗特、乔治·艾略特、奥利芙·施赖纳和伍尔夫本人，无一不在践行着新的标准，关于写作的源头，关于生命的质量。

本期“杨澜读书”，一起解读这本《破局者》吧~

1

暗夜中的“破局者”

“破局者”这个名字，乍一听还以为是谍战小说，或是商业传记，其实讲述的是五位置身“局外”的女人的故事。

天才：玛丽·雪莱十六岁的玛丽义无反顾爱上了诗人雪莱，尽管他当时已有家室。玛丽和雪莱决定私奔。

灵视者：艾米莉·勃朗特表面上看，艾米莉的一生波澜不惊。她在远离伦敦的山村里走过了短暂的一生，去世时只有三十岁。她正直肃穆，又野性坦荡。

法外之徒：乔治·艾略特三十七岁时，她写了第一部小说，四十岁时，她才找到自己作为小说家的声音。

演说家：奥利芙·施莱纳在马奇斯方丹，孤独的诗意激发了她的声音。走在卡鲁上，她感到一种狂野的兴奋与自由。

探索者：弗吉尼亚·伍尔夫“二十九岁，没结婚，是个失败者，没孩子，还精神不正常，不是个作家。”弗吉尼亚向姐姐抱怨着。

今天的女性都倍儿潇洒，一个个活得自在洒脱，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在她们生活的十九世纪的英国，赚钱、旅行、做生意，统统是男人的事。

女人是主流教育的局外人，当时的女性接受的正统教育是什么样呢？

在《傲慢与偏见》里，简·奥斯汀是这样写的：

“女人嘛，唱歌跳舞、绘画音乐，样样都要精通，这还不够，表情体态、语气谈吐，都要有格调……”

显然，一个喜欢读书、有思想的女人是不受欢迎的，还会被称作“蓝袜子”，意思是欠缺女人味，想跟男人在学识上一争高下。

可书中的这几位女性全都是“异类”，她们不能忍受局外人的身份。虽然不能像男人一样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但她们求知若渴，通过阅读寻找精神养分，进行自我教育。

她们敢于走出家门，抛头露面，甚至自己养活自己，像男人一样和这个世界打交道，体验从未经历过的人生。

也正因如此，她们名誉扫地，流离失所，甚至众叛亲离，但她们仍然勇敢地在阴影中摸索自己的声音，为世界贡献了优秀的作品和伟大的思想。

她们在黑暗里独行，终于把局外人的身份打破，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破局者”。

2

无法顺从，无法归类

戈登不仅用翔实的材料书写了这五位女作家的传奇一生，还给她们之间找到了一条“联系纽带”。

这个纽带的原点就是玛丽·雪莱的母亲——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她的《女权辩护》几乎成为跨越整个世纪的精神信仰。

这本书的译者在后记中这样描述这种传承：

作为历史上第一位女性主义思想家，沃斯通克拉夫特开创性的理念也贯穿在《破局者》中五位作家的人生之中。

玛丽·雪莱曾一次次在她母亲的墓前阅读她的作品《女权辩护》，并践行着她所预言的女性作为一个“新的种属”的诞生。艾略特、施赖纳和伍尔夫也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对沃斯通克拉夫特所树立的思想传统表达敬意。

沃斯通克拉夫特主张女性应当通过教育和阅读来进行自我发展，同时认为家庭哺育和人的情感成长是一个社会有效运行不可或缺的成分。

她所推崇的女性独立不仅仅是一种在政治世界中简单粗暴地复制男性所拥有的法律权利，而是要去发挥女性天性中独有的特质和潜能，并实现意识和人格的真正独立。

她更加微妙的政治主张被后人曲解，特别是她个人生活中对激情和婚姻的依赖被认为是在违背她在著作中对女性独立的宣扬，更有甚者，直接给她打上荡妇的烙印。

但戈登的传记曾将沃斯通克拉夫特从这种历史的埋没和曲解中解救出来，她认为她的魅力恰恰就在于“她是会犯错的”。

她是以一种近乎试验的方式在生活，去探索一种智性与激情并存的人生。“在她的声音和行动中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真实，无法去顺从任何标准化的设想。”

沃斯通克拉夫特代表着“一个新的种属在阅读，试验，成长，但仍然无法被归类”。

听上去就是个有趣且独特的灵魂是么？

《破局者》中的五位作家也恰恰是这种传统的继承者，戈登将这些作家称作是“破局者”，因为她们每个人都在人生的某个时段甚至是绝大多数时光，由于违背了某些偏狭的绝对价值标准或政治站位，而被排挤至孤立无援的境地。

在雪莱和艾略特那里，是因为婚姻和性道德；在勃朗特和伍尔夫那里，是由于她们近乎在病态边缘游走的性情；在施赖纳那里，是缘起于她在战争中选择与“敌人”为伍。

她们也曾被曲解，但戈登将她们无法被归类的天性从历史的“驯服”中释放了出来。

戈登在序言中说：实际上不能说我选择了这些作家，是她们选择了自己。她们每个人都怀抱着简·爱所表达过的那种冲动：“我必须说话”。

她们说了什么？她们经历过哪些至暗时刻？又靠什么打破了枷锁，成为影响几代人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