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曉芳 魏曉涵
編輯|王姗
沒有身份的男人
沒有任何私人物品可以表明這個男人的身份。他沒有一張照片，沒有手機，沒記述下哪怕隻言片語。他會寫字，盡管認得的字不多，但過去十年，整個敬老院裡，沒人知道也并不在乎這件事。人們隻知道他叫漆小明，34歲了。模糊地了解他是孤獨症者，不怎麼說話，也不太能與人交流。大約聽過他來到這兒的原因，據說母親早逝，父親十年前在家中去世，他便被社群居委會送了進來。
這些就是人們能告訴你的，一個34歲男人的全部了。
沒有人專程來探望他。如無意外，往後的十年，甚至更長時間，他都會在北京昌平的這處敬老院裡度過，等待一個徹底的遺忘。
直到去年12月，一群心智障礙孩子的家長聽到了一個故事，他們帶來幾張遺失許久的照片，試圖幫他找回和世界的聯系。當兩個中年男人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合照被擺到面前，小明從那張泛黃的照片裡一下指出了父親。
漆小明有時會嘟囔“南口”兩個字，敬老院的人知道那是他曾經的家，然而沒人在意。前去探訪的志願者小文媽媽也聽不懂他說的一些字句，“但是我們想聽，想知道。”她問小明，“你會寫嗎？我包裡有筆和紙。”
小文媽媽有一個22歲的孤獨症孩子，“我有很強的代入感，我就覺得小明是我的孩子。别的人可能都不關心小明，從哪裡來，到哪裡去？你對他的好奇驅使你想要知道的更多。”
一米八多，190斤的漆小明伏在低矮的茶幾前，背脊彎曲，整張臉仿佛要貼在紙上。他有些笨拙地用拇指和食指夾着筆，一筆一劃寫下自己在昌平南口鎮的家庭位址。敬老院裡的人驚訝極了，他們第一次知道他會寫字。院長猜測，小明的父親或許是擔心他走失，費了大功夫，把這些資訊一點點刻進小明心裡。
●格子紙上，小明寫的字。
小明的出現戳中了孤獨症家長最深的恐懼和憂慮——父母總有老去、離世的一天，剩下的孩子該怎麼辦？有口飯吃，有瓦遮頭容易，可一個人活着，不該僅僅隻是如此。孤獨症孩子很難創造、維系和他人之間的羁絆與情感，當父母離去，他們很大可能會被這世界遺忘。
而漆小明如今被人發現、記起，某種意義上，還得歸功于他死去的父親。父親讓他不僅僅隻是一個活着的人。
故事得從一筆巨額遺産說起。去年4月，1000公裡之外的上海，一位老人因癌症去世，終年87歲。他沒有孩子，妻子12年前去世了。生前，他是上海市醫學實驗動物管理委員會資深專家。他留下一套位于上海市區的房子，遺産價值約一千萬，贈與照顧他十多年的護工。按照司法程式，非近親屬遺産繼承需要确認遺囑協定的有效性。
受上海公證處委托，整理師西卡第一次踏進那個“到處是書”的房子。房子很老了，燈泡要壞不壞，家具都是1990年代的樣式。經過兩天的整理，西卡交出了一份54頁的遺物清單，其中有63封書信，散落夾放在老人收藏的小說、曆史書籍和科學著作裡。
信封已經泛黃，添了褶皺。信紙不拘，包括從線圈本上撕下的記事頁，有一個個小方框的作文紙，用來寫教案的白紙，像是手邊有什麼，就随手拿來一用。第一封信寫于1981年，一直持續到2007年，落款處寫着：“弟黔生”——這是他的弟弟，在北京生活。
在那個沒有電話、微信的年代，一封接一封的長信聯系着兄弟倆，也記錄下弟弟近30年的人生，信裡有他愛聽的大提琴曲，一個人度過除夕的凄惶和孤獨，閑來作下的十四行詩，還有那個已經被遺忘十年，“長得驚人的美”的孩子。
上海公證員季晨在其中一封尤其厚，長達12頁的信裡，看到弟弟漆黔生寫下，“我的這個孩子是‘孤獨症’（或名“自閉症”），不是憂郁症！是終生性的。”他說自己腦袋裡突然“嗡”了一聲，通過查詢檔案，他知道漆黔生早在2011年就去世了，但如果他還有一個患有孤獨症的孩子，那這十年間，孩子去哪了？由誰照料？
從工作需要，和同樣是一個孤獨症孩子父親的感情出發，季晨找到北京融愛融樂心智障礙者家庭支援中心，拜托他們前往那所京郊敬老院，看看那個已經失去監護人的孤獨症孩子。
63封家書，一對已經被遺忘在舊時光裡的父子，就這樣在人們的接力裡浮現出來。
●小明父親與哥哥的通信，右下角的照片是父親和伯伯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合照。
我于九月六日11時三分
開始變為一個男孩的爸爸
如果讓信裡那位父親漆黔生選擇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年，1988年或許是備選之一。
漆黔生出生在江西一個大家族裡，他的父親早年留學日本，曾是省一級高等法院院長。1958年，21歲的他大學畢業，被配置設定到位于北京昌平南口鎮的鐵路電氣化學校，當數學老師。“文革”期間，漆黔生因家庭出身受到牽累，在上海的哥哥也被錯劃為右派，直到1978年才重返原機關工作。1981年，兄弟倆有了現在留存的第一封通信。
那時，漆黔生44歲，沒有結婚，也沒有朋友。一次春節，他告訴哥哥，自己“哪裡也沒有去，也沒有人來，隻自己在小室中度過。”
他害怕孤獨，請人幫忙介紹對象，花25元在雜志上登征婚廣告，心情迫切，“現在年歲已到了最後關頭，否則變成真正孤老頭子。”
關鍵性的1988年，5月，他在信中告知哥哥，“我已結婚，對方是上次在京我和你提到的那位山東農村的同志。”妻子24歲，有一張端莊的方臉，燙着卷發，個子高挑。
9月，這個小家又迎來兩件喜事，他在信中珍而重之地寫道，“我于九月六日11時三分開始變為一個男孩的爸爸，現孩子取名征求你的意見，望函告。”他還分到了學校家屬小區裡的一套一房間，向哥哥打聽，上海的彩電和冰箱多少錢一台？容易買到嗎？動蕩憂慮的前半生似乎終于要迎來一個圓滿的句号。
漆黔生給哥哥寄過孩子的出生照，一丁點大的小人兒裹在印着卡通圖案的藍色條紋襁褓裡，眼珠子烏溜溜的。這是他最珍視的存在，“這是個十分美麗可愛的孩子，從他生下來那麼一點點幾乎可以放進提包裡，長到現在這麼大個兒（他比同齡人身材長得高），過去對他抱着極大的希望，可以說愛他甚于愛自己。”他在信裡寫，“我幾乎是總想抱他放在我的上衣口袋裡。”
●小明的出生照和伯伯給的拟的名字
孩子3歲左右，命運掀開殘酷的一角。他在信中絮叨着講起，妻子患上系統性紅斑狼瘡，幾度病危。同時用一行小字在信紙邊緣提到小明，異常隐現，“看來孩子的語言能力将發育較晚。”
厄運連綿的生活裡很難有喘息的空間。過去，漆黔生喜愛音樂，在進城的火車上聽到别人播放小提琴演奏家梅紐因拉的曲子，止不住心醉，拜托哥哥在上海搜羅梅紐因伴奏的小提琴錄音帶和相應曲譜。他還寫詩，寫七言絕句和十四行詩。也關心數學界曆時300多年才被證明的費馬猜想。如今都沒空閑了。
收音機裡傳來前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辭職的消息，他卻忍不住想到自己的人生，“一個著名音樂家回憶他的母親給他最主要的教導就是：一生要‘掙紮’下去。”
沒過幾年，妻子因病去世。小明也在9歲确診孤獨症，那一年漆黔生60歲，辦理了退休。他形容自己的生活，“現隻是照看這個孩子，兩人仿佛綁在了一起，我不知所措。”
他每天早上5點半起床，7點45分将小明送去國小，隻上兩節課，11點接回家。然而在學校待了幾個學期，全無所獲，小明不懂什麼叫上課、考試，連書本也不曾打開。其他孩子也以取笑小明為樂，伸出兩個指頭，問這是幾？小明說是“2”。圍觀的孩子們就大呼小叫，引為奇觀，“這些小孩把他看成一個十足的大白癡。”漆黔生在信中寫道。
一次，他發現小明眼周出現淤青，小明說不清怎麼弄的。漆黔生問老師，老師推脫說不知道。他一個個問，才知道是另外一個孩子頑皮，揪傷小明，“而我們的孩子是一點保護自己的意識也沒有。”
他決定自己在家教育小明。漆黔生常在信中向哥哥強調：孩子有很大的潛力。他曾用一個半月時間教會了小明國小二年級的數學，但這一切隻有他知道并在乎。他讓小明在家考試，再将試卷送給孩子的數學老師打分，老師不願收，認為是漆黔生代寫的。漆黔生說，“後來，我就再不去向她要空白試卷了，這些人是不相信像這樣一個看來恐怕連1+1=2都不知道的小白癡能全改對了。”
然而随着年紀漸長，小明出現的刻闆行為越來越多，教學也出現了停滞。家裡的電視機整天開着，小明不看，但也絕對不讓關掉，甚至不能換台，兩人大打一仗後，小明才勉強願意讓漆黔生調整電視的音量。他想訓練小明的生活适應能力，把他帶進廚房，結果小明将碗“來回來去地迅速移動不止，頗像精神病學上所謂‘強迫行為’。”擔心他擺弄瓦斯和電，引發危險，漆黔生後來“已不能在廚房做飯，隻好買着吃”。
他自己也成了小明“控制”的對象，“例如命我讀書或躺下之類。”“一切開閉門窗，冰箱，門，抽屜，抽水馬桶等均之需叫他去做，否則便跟我沒完……上廁所則須叫他去蓋上馬桶上的環狀蓋等等。全無自由。”
他會忍不住沖小明發火，然而每次發完脾氣，漆黔生“便是撫摸着孩子，想到他的極其不幸的境地：母已故隻剩一個老爸爸。将來的艱辛、痛苦幾乎無法生存。”
父子間不是沒有過快樂的時刻。漆黔生感覺得出，小明并非完全不能體會旁人的情緒。他會在漆黔生發怒時，帶點讨好意味地露出笑容哄自己的老父親。“有時我覺得滑稽極了，他也會強烈地感到滑稽，是以，兩人均大笑不止。”但這樣的時刻總歸不多。
親戚建議漆黔生，将小明送進福利院。他列了一條又一條不能這樣做的理由：沒有錢，沒有合适的福利院，更重要的是，“離開我，他的一般生活均成了問題。”
漆黔生在信中一遍遍問過哥哥，也問自己，“一旦我辭世而去，孩子怎麼辦？”
●小明父親寫的信，在信中告訴哥哥：我的這個孩子是孤獨症。
廣義的「孤獨症者」
漆黔生在南口鎮生活了一輩子，這裡遠離北京市區，進城需要一個多小時。3月，北京的春天似乎還沒降臨到這片土地上，路邊的樹杈光秃，灰蒙蒙的山巒鋪在不遠處，到處是一股蕭索氣氛。
地理位置客觀上封閉了父子倆。漆黔生嘗試将小明送進專業的培智學校，然而最近的一所學校在海澱區，無法寄宿，來回得花兩個多小時。如果在城内居住，自己每月幾百元的終身俸難以支付。
●蕭索的南口鎮街道 圖/李曉芳
更難熬的其實是精神上的隔絕感。在漆黔生工作過的鐵路電氣化學校家屬小區，父子倆是一對特殊的存在。這裡的鄰居都喊漆黔生“老夫子”，你問“漆黔生”，老鄰居們得反應一下這是誰，一提“老夫子”，大家想起來了——是曾經住在四單元的那個孤僻、寡言的老頭，還在學校教書時，“一上完課，包一夾，就走路回家了。下面還有課，就坐辦公室裡，跟誰也不說話。”
人們議論過漆黔生在51歲時，娶了個20來歲的年輕姑娘。也見過十來歲的小明，光着身子，坐在封閉的窗框上，“沖外頭嗷嗷地叫喚。”許多鄰居至今認為，小明的孤獨症是被他父親“圈養出來的”。
“這人講課好，有點文采，學生都誇。他就是一直不愛跟人交流。”曾在學校後勤處工作的張建東評價。他70歲了，退休多年。在他看來，小明的病是被封閉出來的，“不讓出去，不讓跟外人接觸。”
鄰居張秀紅，同樣是學校的退休職工，過去偶爾碰到漆黔生出門買食物，張秀紅說，“他從來不跟人打招呼。”他隻低垂着頭，從人群中沉默走過，身後跟着已經長到1米8高的小明，兩人的外套都泛着久未清洗的锃亮油光。
張秀紅記得，走在後面的小明有時會轉過身，嘿嘿笑着看鄰居，“小孩可能是願意說話的，但他爸不讓，就拽他走。”張秀紅歎息，“可惜了那孩子，長得是挺好的，他媽媽模樣就不差，還是大高個。”
漆黔生也在信中寫到無人傾訴的苦悶。他渴望和其他孤獨症家庭的家長有所聯系與交流，當時南口還有一位孤獨症孩子，但漆黔生說自己存在心理障礙，“見不得别人的孩子比自己的強。”那位孩子有完整的家庭，甚至還有老人幫忙照料，已經上到國小四年級，不像小明，“母早逝而隻有一個有病的年老的父親拉着，而這個父親又是一個絕對孤立無援，既無權亦無錢的人。”他更願意在信中拜托哥哥幫忙聯系上海的孤獨症家庭。
漆黔生也并非不知道鄰居們對他的評價。他向哥哥抱怨周遭閑言碎語，結婚前，大家對他的偏見是說他“斷子絕孫”，結婚後，鄰居們又說他51歲還生孩子。
他害怕孤獨，然而這一生，卻似乎從未擺脫過孤獨。70歲那年，人生已經接近盡頭，他在信中剖析自己，“我似乎是一個‘廣義’的孤獨症者，我極端内向、膽小、孤獨、不自信，實際上我幾十年來一直不斷地‘分析’自己，并與這種不健康的心理狀态作鬥争。”
可他總有一點自主權，而小明呢？他寫下沉重的哀歎，“他已沒有母親，在這個世界上如果我不去關心他，他是真正徹底地孤立無援。”
他争分奪秒地為小明謀劃未來，為孩子辦好殘障人士證，存下一筆錢，四處留意可以照顧小明的親戚。2007年4月的一封信中，他向哥哥漆畹生提出，“我們能否想辦法住到一塊去，因為同時出現危險狀态的可能性小，一旦有事，至少能打電話給120。”如今已無法得知當時73歲的哥哥是怎麼回複漆黔生的。這是最後一封信。
四年後，漆黔生在家中去世。如他一開始擔憂的，“孩子絕對不懂什麼叫‘營救’，其慘則不言而喻。”最終是樓下的鄰居發現門沒關緊，推門進去，看到漆黔生躺在地上一動不動，家裡的一些食物已經發黴生蛆，小明待在父親的遺體邊，對屋裡發生的事情沒有任何反應。
學校曾聯系漆黔生的哥哥，他提到自己年老、多病，且兩地路遠，無法前往，委托學校全權處理弟弟的身後事及遺産。一切人和事就此塵封。
●左邊有護欄的窗戶裡，是小明曾經的家，如今已由敬老院代為出租。圖/李曉芳
老去的、被遺忘的
十二平米，隻有三張床，一張木桌，床單用得太久，早已洗得看不出原來的顔色——這就是小明在敬老院和另外兩位心智障礙者共享的地方。活動場所除了房間，就是屋前一塊四四方方的小院子。夏天暖和時，偶爾能見他坐在院子裡曬太陽。
父親去世之後，他一個人被送到敬老院，“以前的照片，全部都清理掉了。人家說睹物思情嘛，别人對他沒有情，他隻是一個活着的人。”志願者小文媽媽說。
但十年過去，如果願意留心，會發現小明的身上還殘存當初父親竭力呵護訓練他的痕迹。
他會寫字。小文媽媽回憶，“個别的字忘了，他就寫一個别字。他其實有點焦灼，他就看着我，等着你教他，能看出寫的過程中他在動腦子。而且他專注力真好，我們計時了，41分鐘，一直在寫。”
下一次探訪時，他們帶去繪本，小明能照着圖案，畫花朵、蝴蝶。組織探訪的融愛融樂理事長孫立偉驚訝了，“能看到他有一些潛在的能力。因為後來看家書，他父親小時候就讓他一直上數學，學到三年級了。”
因為漆黔生的63封家書聚集而來的家長們，為小明重新制作了一份人生檔案，将他的證件資訊、探訪報告、媒體報道、照片一一留存，其中一張照片是當年父親夾在信裡，寄給伯伯的出生照，那是1988年，父親在信中寫道，“孩子發育很好，快兩個月了，很可愛，很能吃能鬧。”
孫立偉提到，“這些孩子從出生到最後離開這個世界，各個階段都是問題。”他們希望能打造一套為失去家庭監護的孤獨症人士服務的體系，鼓勵政府、更多公益組織參與進來，讓這些孩子不再輕易被世界遺忘。
未來的日子，志願者們有許多計劃，春天可以帶小明到公園裡散步、騎車、看花，拍下照片放進檔案本裡。還可以帶他回到小時候待過的學校、食堂，和父親住過的小區。
小區也老了，樓齡超過30年，盡管外牆重新粉刷過，但窗框生鏽，樓道裡的牆皮脫落斑駁。人們起初興高采烈地搬進來，在剛搬家的那晚特地加了幾道鹵菜，以示慶賀。如今整個小區都快被遺忘了，平均年齡70多歲的老鄰居們抱怨，小區至今沒通天然氣，時常停水停電，社群不管，學校也不管。
十年間，小區裡又出現了一個孤獨症孩子，鄰居們都知道，是後勤處張建東的小外孫子。人們談論着，張建東也70了，不容易，還得天天顧着那小孫子。小孫子10歲了，整天隻會站胡同口吹泡泡，小人書都看不進去。但張建東覺得，“我家小孫子跟老夫子家不一樣。我們每個月得花一萬多出去上課。”老鄰居們看他拎一袋豆角、幾包中藥走遠，壓低了聲，最後替人歎息一句：你說什麼時候是頭啊？
（應文中人物要求，季晨、西卡、張建東、張秀紅為化名。文内圖檔除特殊标注外均來自上海“來信”遺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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