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天看你們《成都商報》。”和記者交流的第一句話，著名作家、出版家李緻如是說。
3月17日，滿城燥熱，李緻家中卻清涼安靜。
93歲的他，滿頭鶴發、精神矍铄，戴着黑框眼鏡，煙灰色襯衫上套着西服背心、羽絨坎肩，一口道地的成都方言，中氣十足。
他和氣地招呼記者到桌前坐下，桌上，茶書俱淨。
一隻黑白相間的胖貓悠閑自得地走過，李緻露出笑容，“它沒得名字，就叫貓咪。”
憶起四爸巴金，憶起自己任職四川人民出版社總編輯、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四川省文聯主席期間的往事，李緻記憶清晰、條理分明。
1929年，李緻出生。彼時的中國，風雨如晦。在四川成都，李家——這個沒落的封建大家庭，正面臨着搖搖欲墜的命運。
巴金代表作《家》裡的高覺新的原型，正是李緻的父親李堯枚。李緻一歲多時，父親自殺。
“我過去不完全了解父親。”李緻坦言。及至上了中學，讀了巴金的小說《家》和散文《做大哥的人》，才對父親有所了解。
“我平時不太愛去說自己是巴金的侄兒。我不願意把這種稱謂，作為一個光環戴到我頭上。”他援引一位媒體人的話，“‘李緻的出名，并不是因為巴金的關系。’完全是靠我們出了好書，在全國甚至在海外都有影響。”
詩人馮至對他說，“你不是出版商，不是出版官，而是出版家。”這句話，他記憶猶新。
四爸巴金是他心目中的“快樂王子”——在英國作家王爾德的筆下，“快樂王子”總是犧牲自己幫助别人。他認為，巴金正是這樣的人，“我信仰巴金的主張：生命的意義在于奉獻，而非索取。”
李緻 彭莉攝
一片冰心在玉壺
紅星新聞：您十一歲前，沒見過四爸巴金。十一歲時初見他，和想象中的巴金差别大嗎？
李緻：一九二三年, 巴老與他的三哥離開成都去南京讀書。在闊别家鄉十八年後, 一九四一年巴老首次回成都。當時, 原來的大家庭已經崩潰；加上日本侵略中國, 在天津的三爸無法給成都老家寄錢, 生活十分困難, 我繼祖母和母親各自帶子女回娘家居住。巴老回來, 住在我們這個小家裡。我十一歲，對巴老的印象不深, 記得他常帶我幾個姐姐看電影, 說我看不懂, 給我錢買郵票, 我從小喜歡集郵。
從小，我是“過繼”給巴金的。我分析，我母親生了一個哥哥，但4歲左右因病去世。後來生了四個姐姐和我，怕帶不活，便把我“過繼”給四爸巴金。是以，我叫巴金“爹爹”。巴老對我, 更多的是身教。巴老一生的信念: 生命的意義在于奉獻，而不是索取。
紅星新聞：您多次提到，1942年，巴金先生第二次回成都給您寫的四句話：“讀書的時候用功讀書，玩耍的時候放心玩耍，說話要說真話，做人得做好人。”多年過去，為什麼對這幾句話記憶猶新？
李緻：從巴老1942年回成都起，他開始擔負全家生活費用，并供給我和四姐上中學讀書。1942年巴老第二次回家, 住了四個多月, 我和他同睡一張大床。白天, 除上學外, 我老在外面玩, 連吃飯都要大人“捉拿歸案”。巴老開玩笑說:“我給你改個名字, 不叫李國輝（我的原名）, 叫李國飛好了。”
巴金與李緻（右） 圖據受訪者
當時，不少青年請巴老題字，我也拿了本子請他寫。他用毛筆給我寫了四句話:“讀書的時候用功讀書, 玩耍的時候放心玩耍。說話要說真話, 做人得做好人。”小時候，我對這幾句話了解不深，最擁護的是“玩耍的時候放心玩耍”，因為我外祖母要我“有空就讀書”。随着年齡增長才加深了解, 這四句話影響了我一生, 我還用它來教育子女和孫子輩。平常，我們家有這樣一個傳統：犯了錯誤，隻要講真話，可以從輕處罰或免于處罰。用我外孫的話，叫做“誠實了，說真話就不挨打”，盡管我從來沒有打過子女。
紅星新聞：據媒體報道，錢理群教授曾說，“一些大學，正在培養一些‘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如果‘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并不鮮見，巴金先生的“講真話”，還能被當代多數青年了解嗎？
李緻：難說。講真話，要做到這一點不太容易。現在是市場經濟，有的人，如果說了真話有損他自己的利益，他不會說真話。
紅星新聞：您曾說，紀念巴金先生最好方式是讀他的書。在碎片化時代，文學或更加孤寂。您是否擔心這會對巴金先生的作品帶來沖擊？
李緻：我認為可能有，為啥？一是時代變了，不隻是巴金，包括魯迅，年輕人對那個時代的東西，有一定的距離。再一個，現在好多人在電腦上看小說，是以對我估計可能有點（影響）。
輕舟已過萬重山
紅星新聞：現在您還關注巴金女兒李小林耕耘多年的《收獲》雜志嗎？
李緻：現在我眼睛看起來都困難了。原來李小林當《收獲》主編的時候，每期都給我寄了，最近都不寄了。原來是這樣，當時四川人民出版社在全國名列前茅。我們出版社之是以搞得好，當時有一個重要原因。我們跟《收獲》雜志合作。記得1982年，我們還給《收獲》雜志在四川樂山開了一個筆會。當時王安憶等都還是很年輕的小姑娘。而且《收獲》發表的好多作品，就在我們四川出版。
紅星新聞：或許有人認為，您之是以成為知名出版家，不乏借了巴金先生之名。
李緻：我是巴老的侄子，但更重要的是我是他的忠實讀者。我是受“五四”新文學的影響成長的。我喜歡讀巴老的書, 尊重他的人品。我信仰他的主張：生命的意義在于奉獻不是索取。巴金的侄子這個“身份”不能帶來什麼，是巴老的文章和人品教育了我。
我平時不太愛去說自己是巴金的侄兒。假如你寫出來，你首先應該寫，這是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離休幹部、現為四川省文聯名譽主席，然後你再說我跟巴金的關系。現在一些報道，首先就說巴金的侄兒什麼什麼。
紅星新聞：您不願意這樣？
李緻：當然這是個客觀事實，但我不願意把這種稱謂，作為一個光環戴到我頭上。比如我的出版工作搞得很好，有的人就不高興我們搞得好，就說，李緻嘛，打着巴金的名義，拿個“兜兜”，喊個叔叔伯伯，把人家的書稿拿起走了。當然這是個别人，不是所有人。我接觸了很多名作家，因為我當總編輯，我要自己去組稿。
巴金（左）與李緻圖據受訪者
紅星新聞：這些非議，您會介意嗎？
李緻：沒啥難過的。香港雜志《廣角鏡》有個總編叫李國強，他寫了一篇文章，稱贊我們出版社。這中間專門有段話，說李緻的出名，并不是因為巴金的關系，完全是靠我們出了好書，在全國甚至在海外都有影響。比如嚴文井，你曉得吧？我早就跟他接觸了。有次臧克家請巴金吃飯，也把我請去了。一說，嚴文井才說，哦，你是巴金侄兒啊！是以我們組稿根本沒有提巴金，我何必去說這個呢？
紅星新聞：組稿時，靠什麼打動對方呢？
李緻：第一，看我們的選題；第二，看我們的作者。我們出巴金、茅盾、老舍、曹禺、艾青……的書，我們開始不懂，這個叫名牌效應；第三，看我們的裝幀設計，我們的裝幀設計很好。靠這些來把人打動。
比如1978年《人民文學》11期，發表了曹禺的曆史劇《王昭君》。我乘飛機到北京，向曹禺提出要出版《王昭君》，他很猶豫。我随即拿出四川出版社剛印出的郭沫若、茅盾和巴金等名作家的著作，書籍的裝幀設計印刷都很漂亮，他一本一本地翻看，立刻被打動了。三個月後，我們出版了《王昭君》，他十分滿意，表示要和四川出版社“生死戀”。後來四川還出版了《曹禺戲劇集》。
紅星新聞：八十年代早期，您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做總編輯，出版的“走向未來叢書”等影響很大。當時出版這套書的契機是怎樣的？
李緻：1983年，時任中國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長的張黎群，在遭到另一著名出版社婉拒後，寫信給我，希望四川能出版“走向未來”叢書，我當即拍闆同意。馬上派出兩位同志，去找當時正在江西省會南昌開會的張黎群，商讨出版事宜。這套叢書，共出版了74本，系統地介紹了國外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領域的新思想、新觀念，受到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歡迎。改革開放30周年，《南方周末》推薦對改革開放起了重大作用的十部理論叢書，二十三位參與推薦的評論家，一緻把“走向未來”叢書，名列第一。
紅星新聞：詩人馮至送給您一句話：“你不是出版商，不是出版官，而是出版家。”怎麼看他的評價？
李緻：馮至被魯迅稱為中國第一抒情詩人，我們出版了他的《馮至詩選》。他評價四川人民出版社“是出版家，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這句贊揚的話，成為我們的奮鬥目标，我們決心為作者和讀者服務，肩負起公德心建設的重任。
風雨如磐暗故園
紅星新聞：您曾說，上中學時，讀了巴金的小說《家》和散文《做大哥的人》，才對您父親有所了解。
李緻：他性格好得很。主要是因為我們家庭破産了，他覺得對不起大家，他自己自殺。其實巴金說了，他還是太講面子了，如果不丢掉紳士的面子……我過去不完全了解父親。我覺得，你死掉了，你把我的母親和我們幾個兒女留下來，我覺得太不負責任，這是我自己一個看法。我為此還和巴老辯論。巴老給我看了我父親給他的僅存的四封信, 才接觸到父親的心靈。
紅星新聞：您現在轉變這個看法了嗎？
李緻：現在我也不贊成。他不是不熱愛和留戀生活, 更不是回避沖突、抛棄親人。他閱讀《新青年》雜志, 喜歡狄更斯的小說《大衛·高柏菲爾》, 愛聽美國唱片《Sonny boy》。家庭破産, 父親覺得對不起全家, 企圖自殺, 正因他舍不得家人, 寫了三次遺書又三次把它毀掉。最後一封遺書中寫道:“算了吧, 如果活下去, 才是騙人呢……我死之後不用什麼埋葬, 随随便便分屍也可, 或者聽野獸吃也可。因為我應得之罪累及家人受此痛苦, 望從重對我的屍體加以處罰……”（這是我以後讀到的）。
自殺前二十多天, 父親借自己的生日, 請了全家人（包括傭人）看戲, 以示惜别。父親自殺當夜, 他幾次來看望母親和我們幾個孩子。
第二天早上, 全家亂成一團。我和二姐三姐四姐年幼尚小不懂事, 唯大姐痛苦不已。她拼命地喊爹爹，多次用手扳開父親的眼睛, 希望把父親叫醒，但這時已“呼天天不應, 叫地地不靈”了。
巴老曾說：“在故鄉的家裡還有我們的大哥。他愛我們，我們也愛他。他是我們和那個‘家’的唯一連結。”巴老多次對我說, 他們三兄弟的共同之處, 都是願意多為别人着想, 多付出一點。“兩個哥哥對我的幫助很大, 我要幫助他們, 結果沒有機會了。我可能不會被人忘記, 我希望他們兩人也能被人記住。”
不盡長江滾滾來
紅星新聞：您的作品，不僅記錄了自己的心路曆程，也記錄了風雲變幻的時代。
李緻：受“五四”新文學的影響，1946年至1948年，我在成都等地發表了近百篇習作。1949年，艾蕪主編的《半月文藝》，發表了我的《散文詩兩首》。1960年，我擔任《紅領巾》雜志總編時，奉命和另外兩位同志合寫過一篇報告文學——《毛主席的好孩子劉文學》。
1991年，我從宣傳部退下來。1993年我老伴生病。無論她住院治療，還是以後在家休養，隻要她在休息、看電視或看書，都是我寫作的好時機。回想起自己幾十年的人生，時代幾度變遷。許多難以忘懷的人和事，不時浮現在眼前，這些個人經曆，也是時代的某些折射和縮影，值得記錄。我沒有什麼“宏偉”的計劃，拟定了一個總題目——“往事随筆”，寫我的一生。
從1993年起，我《人民文學》等雜志報刊上發表文章。1995年，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往事》出版。後來，出版了《回顧》《昔日》《我的四爸巴金》《銘記在心的人》等作品。
2012年，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了《李緻與川劇》；2013年，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李緻與出版》；2014年，天地出版社為我出版了“往事随筆”系列三卷本；201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将我的作品都彙集到一起，出版了《李緻文存》，共五卷六本。
紅星新聞：川劇的振興，您功不可沒。
李緻：1982年7月，四川省委、省政府發出“振興川劇”号召，并成立了一個非常設機構——振興川劇上司小組，以統籌和協調省委、省政府的有關部門共同工作。1982年底，我被調到四川省委宣傳部，主管文藝和出版，兼任省振興川劇上司小組副組長，負責振興川劇的日常工作。
李緻年輕時 圖據受訪者
小時候，舅媽常帶我去看川劇，我隻喜歡看武打。1952年，全國舉行戲曲彙演，四川演出的《柳蔭記》等一批川劇劇目，大受歡迎。“看了《柳蔭記》，從此愛川劇”，我就屬于這類人。對振興川劇，我當然全情投入。
振興川劇，四川提了“八字”方針，即“搶救、繼承、改革、發展”，并确定了振興川劇的目的：是要出人出戲，赢得觀衆，特别是要赢得青年觀衆。第一次川劇彙演時，我們通過省教育局，組織了上百名大學生看《巴山秀才》。開始學生們是把看川劇當成學校布置的任務，不得不去，沒想到看完後非常喜歡。這一做法得到了文化部的稱贊。
1985年夏，四川省川劇院應邀去西柏林的“地平線”國際藝術節演出。傳統戲《白蛇傳》極為轟動，一票難求。觀衆的熱情高漲，開幕式首場演出的謝幕達十四分鐘。又去了荷蘭、瑞士、聯邦德國和意大利等國家巡演。所到之地都引起“川劇熱”，在聯邦德國法蘭克福，謝幕達二十分鐘。各地報刊發表了很多好評。
1987年5月，應日本文化财團的邀請，省川劇院再到日本演出《白蛇傳》，共演出二十四場，僅在東京十天就演了十八場，效果極好。1990年5月，新都縣芙蓉花川劇團的《芙蓉花仙》，又被邀請到日本演出，總計觀衆六萬人次。
赴歐和赴日的演出，擴大了川劇在海外的影響。無論是晉京演出，還是這幾次出國演出，省委宣傳部都指定我任團長。我也借此與川劇人交朋友，為他們服務。
1991年，我從宣傳部上司崗位上退下來，但我依然與川劇界保持着友好的關系，他們還當我是“上司”，更當我是朋友，不少劇團請我去看戲。我也表示終生為川劇鼓與呼。
紅星新聞記者｜彭莉
編輯｜段雪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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