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創作與批評，如鳥之雙翼，車之雙軸。文學創作的發展離不開文學批評的繁榮，離不開一代又一代文學批評家的付出。1998年，《南方文壇》推出“今日批評家”欄目，至今已推介百餘名批評家。不同個性的批評家以其敏銳犀利、才情思力、靈動豐盈言說着“我的批評觀”，上百篇文章累積形成了一種敏感鮮活、富有生氣才情的批評文風。
現在中國作家網将這些文章重新集中推出，與大家分享，敬請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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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批評家
夏烈（拍攝時間：2013年）
夏烈，杭州師範大學文化創意與傳媒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一級作家。浙江省“萬人計劃”人文社科領軍人才，中國現代文學館特邀研究員。兼任中國作協網絡文學研究院副院長、浙江省網絡作協常務副主席、杭州市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有專著、評論集《觀念再造與想象力重建》，作品《大神們：我和網絡作家這十年》等十數種。曾獲2014青年批評家獎，第三屆“啄木鳥杯”中國文藝評論年度優秀作品，浙江文藝評論獎等。
我的批評觀
自圓其說——我的批評觀
夏烈
我青少年有一段時間最想做的是和尚，肯定不是什麼文學評論家。
那時，我看各式的雜書，對儒釋道的精神有内在的體認，對當代文學作品還不知其妙處，接着就高中畢業了，找了個機關工作，不到半年，忽然醍醐灌頂似的明白了魯迅的世界——對這些領悟我内心是有狂喜的，他們成了我帶着感傷的精神能量。前一段時間，在微網誌上看到央視柴靜的視訊，她說“深夜沒有痛哭過的人，不足以談人生”，這話一下把我帶回了那段瘦骨嶙峋貌似難民的青春後期的歲月，我當時的小身闆為了扛住釋迦摩尼、孔子、老莊、王陽明和魯迅，難免是常常要在深夜吞聲痛哭的，搞得如狼似犬。——那是1993年前後的事。
後來，我到杭州大學中文系讀研究所學生班的時候，師從吳秀明教授，有了将文學知識系統化的機會，尤其是怎麼寫論文，我清楚地記得吳老師教我要懂得“邏輯過度”和“理論提升”，導引我慢慢熟悉學院派的方法。遺憾的是，在這方面我一直做得得過且過，最後老師也知道不能勉強我，為了給我自信，他說，“你是有靈氣的人”。如果說吳老師教我的是如何把文章寫長，那麼此後另一位老師李慶西則教我如何把文章寫短。我畢業後不久到了浙江文藝出版社，我幾乎能如數家珍地說出這家出版社在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出版的所有重要的作品（包括搜入了錢理群、陳平原、王曉明、蔡翔、吳亮、程德培、許子東、黃子平、李劼、南帆、趙園、劉納等人評論集的“新人文論”叢書），連一些書的責編是誰我都記得清清楚楚，是以更不用說對李慶西曾在“尋根文學”、新筆記小說以及現代文學與文藝理論方面的功勞和編輯策劃的能力。他指點我寫報刊能用的短文——書評或者書話，認為很多人用高頭講章撐開來的論文其實隻需一篇随筆、考證即能完成（這和當時陳思和一篇文章說專著不如論文、論文不如學術随筆的意見仿佛），我于是向往這種批評風格，更喜歡在報紙做“豆腐幹”——誰曉得今天報紙副刊與高校考評體系離得這麼遠讓自己追趕莫及，而報紙副刊又離作家書商出版社那麼近，人情難卻。此外，一位不在當代文學界的老師對我也有影響，他做外國文學，喜歡念各種西人的格言或講述自己的經驗給我們聽，他跟我說，“學問當抓兩頭，最古老的和最當下的”，他說得很對，但結果我兩頭稀松，如今清明冬至想起他來，覺得都不好意思向去了另一世界的老人家說什麼學問。——這些是1999年前後的事。
就我個人而言，我最尊崇蒂博代所說的“大師的批評”，他說的主要是作家寫作家的評論，我以為就是内行人說内行話并且以心釋心——文學的核心是“心”，無心則死。至于蒂博代講的職業的批評（學院派）我心懷敬畏，自發的批評（媒體和沙龍）我則覺得甚富生趣，生态上都不可偏廢。
我個人對有趣味的批評分外看重，覺得他們于更多人的人生有益，并使批評家也不失為一個把自己交給文學的人。比如李慶西、吳亮、李敬澤等幾位，我覺得他們都講究文字，思緻新穎，熱愛作品也熱愛自己。我一直閱讀他們的批評。程德培師有一次在酒席上跟說，“夏烈的評論有點敬澤風格。李敬澤寫評論如場上踢球，踢得好但就是不進球。你是有時候進有時候不進”。我喏喏，從此知道自己看久了也終于有“趣味”要出來了！相較來說，我不是批評型人格的人，寫評論更滿足于“尋美”，而非“求真”。
這幾年，我在杭州做了大量的文學活動和出版策劃，我堅持認為這是評論家的本分，是介入大衆（市民、學生）文化生活的重要方式，我認為評論家是有機的，需積極參與時代生活的建設。也是這幾年，我開始大談類型文學，在我關注他們的時候，他們還是所謂“垃圾”，但我服膺金克木先生《說“邊”》裡的話：“現在的人喜歡講中心，不大講邊，其實邊上大有文章可做。沒有邊，何來中心？中心是從邊上量出來的。”——我的意思是，文學批評或者從實踐的建設開始，或者從邊緣開始，都可能是正能量。“八十年代”和“五四”都做過的。
2012年要結束了，我已經做不了和尚了。若問我想做什麼？也許還不是文學評論家，要不寫小說？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壇》2013年第1期
批評家印象記
那些曾經年輕的面孔和同期聲
——推薦夏烈的理由
王幹
這題目，有些感慨，也有些傷感，也有些豔羨。顯然，是過來人的口氣。過來人，不一定是老資格，不一定是成功者，隻是經曆者。過來人，是參與者，也是見證者，也常常是回望者。
回望不是一種生活方式，回望隻是一種心理狀态。回望是年齡和心理逐漸老化的特征。比如，我現在說到夏烈，想到居然是那些曾經年輕的面孔，陳思和、王曉明、黃子平、吳亮、李慶西、程德培、許子東、南帆、李劼、丁帆、李潔非、張陵、潘凱雄、賀紹俊等一幹朋友，這些曾經的“青年評論家”，如今也逐漸地中年化、上司化、脫評論化，成就依舊，但歲月的痕迹還是難以平複。
現在想來，“青年評論家”是個奇怪的稱呼，這是20世紀80年代的特殊産物，之前之後好像再也沒有那般響亮。在20世紀80年代“青年評論家”似乎是一種身份，又似乎是一種組織，但細究起來，又什麼都不是，隻是為了差別年齡的差異，或者說為了差別兩代評論家的稱謂而造出來的一個概念。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稱呼？隻有在80年代那樣的語境裡，才可以體會到它的特殊含義。就像多年之後，人們會奇怪今天有網絡文學這樣一個稱呼，文學寫在牛皮紙上和刻在石碑上有差別嗎？在網上閱讀和寫作與紙上有差別嗎？但是，在今天我們會強調網絡文學這樣一個概念。
青年評論家自然是已經消失的概念，尤其在文藝理論和文藝評論日漸教授化和博導化的今天，青年評論家很容易和在讀研究所學生混為一談的。而網絡上的那些青年們的評論，又容易有被屌絲化的可能。更主要的是青年評論家未能成為80年代那樣富有生命力的群體，缺少整體的文學力量和效益，他們的聲音常常被淹沒在上一代人的聲音之中。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認識了夏烈，認識他好像是在湖州80後女作家群的研讨會上，他的年輕和發言以及私下的言談讓我覺得有新鮮感，他的聲音好像不是我們這一代人能夠發出的，之後又在網絡文學一類的研讨會見過面，他好像短時間還在一家網絡公司的文學原創部門做過幾天的頭目。之後，又讀到了他的一些文章，發現他的文章有一股熟悉的青年評論家的氣息，那氣息是來自熟悉的80年代：熱烈、敏銳、抒情、理想。
熱烈是80年代文學的情感标志，在一個百廢待興的年代，文學作為一代人的特殊利器，以高昂的熱情去批判和去呼喚是那個時代的必須，也是文學評論的動力。夏烈很難得地繼承了這樣一種文學批評精神，因為經過90年代的市場經濟泡沫之後，文學的熱情和評論的熱情似乎被實用的市場效應和刻闆的教科程式所取代，而文學評論尤其是當代文學評論需要的是熱情甚至激情，因為當代文學的非經典性和流動性讓人不能用靜止的眼光和冷靜的态度作馬後炮式的言說，而是要與作家“同呼吸共命運”，這樣才能置身其中，才能發出同期聲。夏烈是時下不多的能夠對當下發出同期聲的評論家，與他的名字一樣，他對當下的文學保持着夏天一樣的熱烈情緒，他對新興的文學樣式的發現和闡釋，是那樣的及時和那樣的充滿感情。這種熱情不僅表現為對同時代人的贊歎和稱道，也擴充為對上代人作品的歡呼，比如在他的《裂變與互動》一書中，既有對網絡、類型、動漫等新的藝術樣式的描述與分析，同時也有對莫言、蘇童、袁敏等人新作的解讀，還有對《山楂樹之戀》這樣暢銷文本的“愛無力”的概括，你會發現，夏烈是用他并不特别寬廣的胸懷努力擁抱着當下文學的山山水水。
敏銳也是80年代的文學評論的基本品格，及時捕捉到新的文學現象，及時捕捉到新的文學動态，及時發現新的文學人才，進而推動整個文學的進步和發展。上個時代的青年評論家們過于敏銳，以至于讓作家感到被牽着走，或者說被攆着走。他們常常是新觀念的發現者，也是新觀念的宣揚者，還是新觀念的推廣者。夏烈似乎天性地擁有這樣的禀賦，他敏銳地看到當代文學正發生着某種裂變，他通過對“轉型”一詞的解讀，對我們沿用了二十多年的關鍵詞提出了疑問，而這疑問首先來自一種敏感，“如果說，轉型一詞的使用和斷裂一詞的使用可能昭示了如下兩層意義上的不同：一、前者更多從社會政治着眼，後者更多從文化建構着眼；二、情緒意義的不同，即轉型是溫和的、和諧的、樂觀的、體系開放的，斷裂是堅硬的、憂慮的、悲觀的、保守主義的——那麼，我同意我處在文化建構的角度、焦點，但甯願選擇‘斷裂’作為立意和情緒表達。換言之，社會轉型以綁架文化為榮，犧牲文化的生命性即文化在群眾身心中的依存感、體驗感、認知和記憶，我以為，是非常糟糕、失敗乃至不道德的事。那麼，我開始反對文化簡單地依存于社會、政治，而強調文化的獨立性、超越性和責任感”。對轉型的解構是有力的，盡管不是十分的利索，但懷疑本身就展現了對當下文化出于裂變狀态的敏銳把握。
抒情對于學院派的批評來說，也許是缺少客觀和審慎，但在80年代來說，青年評論家幾乎個個都有抒情詩人般的氣質，吳亮、許子東的文章裡時有抒情的段落，連當年北大學者黃子平的文章也用“沉思的老樹的精靈”這樣的描寫性題目，對今天的高校來說，這樣的題目是缺少足夠的學術性的，因為沒有學理性和嚴謹度。嚴格來說，“沉思的老樹的精靈”甚至帶有某種抒情性，對于80年代來說，文學評論缺少抒情的功能，是不可思議的。抒情性很大程度來自對評述對象的描述性，而描述本身在于言說的事物本身處于變化不穩定的狀态，批評帶有呈現和再現的意義。夏烈的評論帶有較強的呈現性，他雖然對評論的現象和作家有足夠的剖析，但并不像有些人喜歡做斬釘截鐵的宣判，他總是遊刃于批評的刀鋒與繡花的溫柔之間，他把這種狀态用IT行業的術語來解釋，稱之為“互動”，“互動”本身是對話的，是尋找相容的，而這種将其他行業的術語轉移到文學評論領域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種電子時代的抒情話語。
當然，80年代文學評論的抒情範兒還與80年代的理想主義情懷有關，理想主義是閱讀80年代的一把鑰匙。今天日漸瑣碎的寫實小說也是對當下現實的婉轉認同和反諷，當你閱讀80年代那些激情與夢想四溢的評論文字，你就明白張承志何以不會用反諷的口氣寫作甚而對反諷寫作的作家表示出極大的憤慨了。90年代之後文學理論界興起的實證之風，其實是對這種激情與夢想的告别與埋葬，但文學有點燃理想的功能，文學評論不是現實的應聲蟲，理想不是罪過，瘋狂和非理性才是害人之本。夏烈在他同時代的評論家中，是一位介入文學創作和文學生産過程比較具體的多栖人，他當過文學刊物的編輯，他做過作家協會的評論家，當過網絡公司文學總監，編過圖書，還策劃過類型文學大賽，幾乎所有的文學生産第一線都能見到他的身影，他樂觀地認為網絡文學将使文學發生巨大的裂變，他全身心地投身到文學活動和文學評論之中。這種帶有進化論的文學觀在80年代極為流行，渴望新潮，認為後出的思潮會遠遠超過前面的思潮，認為先鋒一定取代傳統，認為明天一定比今天好，青年一定勝過老年。這種文學的進化論者常常是理想主義者。當年偉大的魯迅也是信奉進化論的，因為悲觀主義者才對前途和未來喪失信心。是以，當看到夏烈在文學的第一線忙碌的身影，我恍惚時光倒流，當年的青年評論家就是這樣對文學充滿理想而忙碌、而精力旺盛的。
大約兩年前，張燕玲讓我推薦評論新銳，我一下子想到了夏烈。兩年之後，夏烈也長了兩歲，我更是徹底步入中年的行列，因而文字頗多感慨，按照《南方文壇》的本意是要對夏烈這位新銳多加推薦的，但我的文字回望過多，對夏烈的學術性價值評估甚少，相信夏烈學術成就應該遠在我評述之上，也相信夏烈的那些優點不會随着年齡的增長而減少，因為時間會慢慢将新銳鈍化，會讓青年變成非青年。夏烈的同期聲能伴随當下文學多久？
（王幹，時供職于《小說選刊》雜志）
延伸閱讀
《批評家印象記》
張燕玲，張萍 主編
作家出版社 2019年09月
《我的批評觀》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6年01月
編輯：鄧潔舲
二審：劉雅
三審：陳濤、王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