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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小川、杜惠夫婦

杜惠與兒子郭小林

全家七口人 ◎郭曉惠

編者按:3月28日,是著名詩人郭小川夫人杜惠老人的忌日。郭小川和杜惠次女郭曉惠深情撰文,懷念母親一生。

三年前的今天——2019年3月28日,母親以99周歲零21天的高齡在北京松堂關懷醫院辭世。她的遺體,遵照她生前反複的囑托,捐獻給了首都醫科大學。

她生于書香之家,在高中入黨,隻身赴延安,與郭小川熱戀

媽媽原名鄧蕙君,1920年3月7日出生于四川長壽縣城關鎮鄧家巷子,家族五六十口人共住一個大院。她父親鄧石麟畢業于晚清時的鐵道學堂,返家後先在長壽縣自立一女子學堂自任教師兼校長,後在萬縣建設局和重慶天府煤礦等機關當文書。她母親鄧郎氏多年卧床,到她8歲前病逝。父親對她疼愛而放任,她從小就淘氣倔強,像個“兒馬婆”(假小子)。

母親去世後,她到豐都縣随姨母郞紫筠一家生活,在該縣私立适存女中讀國中,并接受了一些民族民主革命和共産主義啟蒙教育。但四川省教育廳排斥這所有進步思想的學校,不給全班同學發畢業證書,母親隻好以同等學力考入一所教會學校成都華英女中,但此校禁止一切抗日救亡言行。母親公開拒絕每日唱聖經、做祈禱,還領頭到街市募捐,支援綏遠抗戰,被校方開除。

全面抗戰爆發後她又考入成都省女中,在此加入抗日救亡宣傳隊,參加街頭講演、推銷抗戰刊物、理發募捐、縫寒衣支前,寒假接受戰時學生軍訓。1939年3月14日她加入了中國共産黨。

讀到高二時,她知道女學生畢業後就業很難,嫁人作妾又絕非所願,就想上前線打鬼子,或者去延安就讀新創立的中國女子大學。通過黨組織的安排,她于1939年深秋隻身奔赴延安,先改名換姓為“杜惠”,并把黨的介紹信——一個蠟封的半寸長小紙卷縫到大衣腋下的衣縫裡,搭乘一輛運輸藥材的卡車到達陝西省寶雞市,又轉乘火車來到西安七賢莊八路軍辦事處。當天就見到吳玉章老人、林伯渠老人和王明。随即去往延安,在中國女子大學和西北公學學習近六年。

到延安後,清秀而高傲的母親決心不找有權勢者,不做男人的附屬品,也不用好心人介紹,要自己尋求或等待平等的愛情。她接受了父親郭小川,她說這個當過幾年八路軍戰士的青年詩人“談吐高雅,内有才華,感情深沉”,詩歌成為兩人“心靈上的紅絲線”。父親也愛她的勇敢、“思想火花”和性格上的“棱角”。

簡樸的婚房,奇特的賀禮,在考驗中錘煉,在戰亂中生子

熱戀一年多後,1943年春節他們舉行了簡樸而喜慶的婚禮:父親用黃泥土在窯洞裡堆了一對沙發,鋪上老羊皮,母親把吳玉章老人書寫的喜聯“杜林深植蕙,小水彙為川”貼到牆上,這就是新房。夥房擡來一大洋鐵桶紅棗綠豆粥,這就是喜宴。新人入洞房蓋的被子,被裡被面是吳老用舊了、該淘汰的細白布世界大地圖,這就是珍貴的賀禮!

蜜月剛過,在擴大化的審幹運動中母親被錯誤地懷疑為“特務”。她堅守事實,拒不虛假認“罪”,在窯洞裡被關押兩年多。在此期間,她始終相信革命相信黨,态度從開始的抗拒轉變為配合審查,每天冷水擦澡,鍛煉身體,直到1945年8月恢複自由。她到西北公學去看望同學們,在臨别贈言裡寫下:“我們絕不能停留,必須邁開大步,突破自我存在的氣氛,抛棄狹隘的個人優越感,磨掉那些外露的表現的棱角!我們經受而屈服于真正新的階級的洗禮,我們就開始成長起來了。”

晚年她又在一本延安紀念冊上寫道:“延安,偉大的母親!我以火一樣的情懷投向了您!您以火一樣的考驗錘煉了我!真金需要烈火煉!親愛的母親,您使我變得更加純淨和堅強了。”

1945年秋冬,我父母先後被派到父親家鄉熱河省東豐甯縣工作,父親任共産黨第一任縣長,母親任縣婦聯主任。一個南方姑娘到了貧困的北方,睡冷炕,吃小米和雜和面,就着鹽水野蒜。

1946年秋國民黨進占熱河,父親到熱西開展遊擊戰,懷孕八個月的母親随家屬隊乘坐牛車,夜行晝宿,向東北方撤退。道路崎岖颠簸,她滾下牛車掉到一個坑裡,車轱辘從她胯骨處壓過去,險些傷到胎兒。到了内蒙古林西縣,母親生下我哥,在戰亂中一邊獨自帶孩子一邊工作,還得躲避鼠疫。父親在15個區有14個區小隊叛變、數十名幹部戰士被殺害的情況下堅持剿匪和土地革命,兩次被敵人包圍,僥幸生還。待父母久别重逢,孩子已經一歲零七個月大了。父親說:“想不到孩子都這麼大了!”以這段艱苦卓絕的經曆為基礎,父親創作了長篇叙事詩《白雪的贊歌》。

1948年夏,母親開始從事黨的宣傳工作,先任職于熱河《群衆日報》。天津解放當天,父母帶着兒子先後進入天津。他們在《天津日報》工作半年後,又被調往武漢,任職于中南局宣傳部。

1950年母親在《重慶日報》上刊登尋人啟事,才找到繼母與幾個弟妹。此時她父親因貧病交加,已于三年前被癌症奪去性命。

想起我父親,16歲半母親病逝,18歲前離家參軍。留老父與其養女在北平慘淡度日,翹首思念,12年間音信全無,直至1949年春我父攜妻抱子,回家省親。此間甘苦,有父親散文《回家三日記》為證。父母親的經曆,代表着他們這兩代許多人的命運。

1953年春,我父母調回北京,先在中宣部工作。母親1958年到光明日報社工作,直到離休,先做編輯、記者,後做圖書資料員。

美麗的母親漸失優雅與溫柔,奇行怪癖令人哭笑不得

母親作為少女時美而不自知,青春時清秀、自愛、勇敢、堅強。中年時美麗而健康,身材勻稱,個子不高,常穿半高跟鞋,有一種素樸中的優雅。夏天第一個穿裙子,有條淡藍灰色半身裙穿了多年。她會自己改衣服,自己縫制無領無袖的絲綢布拉吉。

五六十年代,她已是三個孩子的母親。每天上班,家中有我姨外婆和姑姑做家務、照顧孩子。家住北京王府井附近一個四合院裡的東跨院,生活不錯,院子裡有花草,還養有鴿子、鹦鹉、小兔等小動物。父親工作(在中國作協七八年,任作協秘書長兼黨組副書記,後調到人民日報社當記者)極為忙碌,白天上班,夜晚寫作。母親往往是父親詩歌的第一個讀者。他倆熱烈相愛。難得的閑暇時間,他們會帶我們三個孩子遊泳、滑冰或去公園遊玩。父親經常照相,在長有一棵棗樹的小後院裡沖洗照片,留下許多美好的瞬間。

60年代開始,母親特立獨行、不願被束縛的天性不改,又幾次在會議上亂放炮,說“錯”話,導緻她多年挨批,被壓制和降格使用。她的溫柔母性漸失,卻在政治壓力下鬥志更旺。鬥自己——所謂“批評和自我批評”,改造再改造;鬥家人,怕我們犯錯誤而敏于發現漏洞,急于糾正“錯誤”,甚至上綱上線,幹涉、批判和說教。她變得難以溝通,缺乏了解和慈愛,像一個上緊了發條的機器。這種鬥争精神傷害過父親,也疏遠了我們。

她雖然也會燒火做飯、拿針弄線,可總讓人覺得,她重書報甚于柴米油鹽,重思想甚于過日子,重原則甚于親情,少人間煙火氣,兒女情不長。

在生活上,她也标新立異,不同于常人。那些年,她會把衣櫃的隔離闆鋸成兩截當案闆,會讓我們吃涮羊肉蘸沙拉醬,會聽信一篇封包就當天把床從東西向挪成南北向,會說有“剝削”嫌疑辭退父親因病請來的小時工,會倒掉我好不容易腌好的雪裡蕻,會禁止我們吃松花蛋、生姜等等等等,會把廚房裡的瓶瓶罐罐都套上塑膠袋,會看到炒完菜的鍋裡有油星就大呼小叫……她的種種奇行怪癖把我們搞得哭笑不得,仿佛她把盲目崇信、毫不置疑的對象從政治領域延展到生活範圍,從報紙社論變成僞營養書和僞健康書——用紅筆劃上很多道道兒認真研讀,照此執行并推向極端。

那些年,我在她面前盡量不言不語,甚至躲避她的靠近與觸摸。我從河南調回北京後,選擇去郊區的中國人民大學教書,擠在辦公室住宿而不願回家。

父親去世前的十年裡,她對他是有關愛卻不能通“心”。父親在團泊窪受審軟禁期間,她數次探望,一下汽車就拆洗被褥,打掃房間,清理灰塵、煙頭、藥瓶和滿桌的紙頁,被人戲稱為“起圈”。她努力給父親做說服,反複勸慰,但就是話不投機,無法溝通,緻使父親敬而遠之。父親逝世前九個月,他們居然沒有通信——反觀五六十年代,他倆的熱烈情書多達數百封!

但她對父親的愛始終如一,她晚年說“我一生有個最幸福、美滿的愛情”。1976年父親早逝時她56歲,在此後漫長的四十幾年她從未有過感情的動搖,而是日複一日地收集、儲存和整理父親的遺稿和大量有關資料。她把父親的文稿大部捐獻給中國現代文學館。她支援家鄉豐甯縣和承德市辦起“郭小川研究會”并出書出刊。老家鳳山鎮人至今記得六七十歲的她整天坐在一個小闆凳上,一張一張地撰寫圖檔說明,為“郭小川故居”籌辦父親生平展。

依然獨立而倔強,而常識、親情與母性漸漸回歸

我從1998年開始進行父親遺稿的整理和研究(如參與整理編輯《郭小川全集》,以父親經曆作為基礎材料撰寫政治學博士論文,寫作《郭小川畫傳》——與我哥郭小林編著的《郭小川紀念文集》兩本一套,名為《一個人和一個時代》),後來又參與操辦父親90周年、95周年和百年紀念活動。二十多年來,我越來越走近父母這一代人,也越來越多地了解母親。他們其實是有着堅定的信仰和偉大的情懷的。他們看淡生死,又相信未來。她是老革命,一輩子相信共産主義;她是好人,一輩子相信人。

想起老媽,就想起一個漂亮、硬朗、獨立、倔強、固執的小老太太,晚年,又加上了慈祥。

2002年,已經82歲的母親結束了獨居,先後和我們兄妹三家共同生活了十九年。随着大陸各方面的進步發展,母親不間斷地讀書學習,一家人的互相照顧與關愛,她的常識、親情和母性漸漸回歸。她曾經拒絕和家人一起過年。有個大年初一,我哥嫂帶着餃子皮、和好的餃子餡、拌好的涼菜來家團聚,母親卻說:“咱們革命家庭不要那一套!”以後她逐漸接受、後來甚至盼望子孫滿堂的和美氣氛。她願意和家人一起打麻将,不過絕不許動錢,哪怕用一毛錢算輸赢也不行!

母親仍然獨立而倔強。她不依賴别人,也不求助于人,總覺得自己能夠克服任何艱難困苦。她會獨自去中國美術館看畫展,帶點兒幹糧作為午飯,看到下午才回家,哪怕之後腿疼腰酸。有一次觀展後帶回兩幅畫家袁也給她畫的頭像速寫,上面有她娟秀而有力的題字:“我是少有的健康老人,願意無償提供為畫家服務!——89周歲杜惠”。腰痛時,她不讓人幫忙,哪怕挪半個小時才挪下床。生病了,我們給她床頭安上電鈴,可她一共就用過兩次!

母親一生熱愛運動,在中學就當過籃、排球隊長,長年洗冷水浴,騎車騎到80多歲,遊泳遊到90多歲。滿頭白發不染而亮,皮膚緊緻有彈性,不施脂粉、不置衣裝而健美自然。近69歲她騎着她的匈牙利造28坤車去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校閱《郭小川家書選》清樣,三天行程200多公裡,還寫了一篇通訊,報道武清縣楊村“三元春清真餐廳”為農民提供免費茶水,熱情服務,得到天津市上司的表揚,批示在商業系統開展提高服務品質的活動。

母親一生食不過量,食不貪味,少油鹽,多新鮮蔬菜。她會把自己定量的飯菜撥到一個碗裡,吃完即停,再不動筷,哪怕出席豐盛的飯局。她會撇去所有油星,扔掉全部肥肉,吃下無香無味的湯菜,隻要對身體有益。

母親不重錢财,慷慨大方,很少私有觀念。有了錢從不為自己攢着,每到年節都送糖果給郵差、環衛工、物業員工和附近公園的園林勞工。2008年汶川大地震,88歲的她拿出珍藏的兩幅名人字畫——吳冠中的畫和趙樸初的字,拉個小車乘公交到榮寶齋拍賣,拍賣所得近百萬元全部捐獻給了災區。

母親有信仰,一信遙遠的理想世界一定會來到;二信黨和領袖;三信自己,信自己能夠戰勝任何困難,活得比整她的那些人還長久還精彩!

母親樂觀開朗,總覺得生活會一天比一天好,北京的交通也會一天比一天暢通。

母親心思單純,門戶總是開放,門窗從不緊閉。她相信人,甯願被人騙也不防人。60年代初,一人冒充解放軍某上将的養子到北京走動,從我母親手裡騙走400斤糧票和父親從蘇聯買回的萊卡相機。後來公安人員通知我家此人是個青海勞改釋放犯,但東西拿不回來了。母親不記仇,不記恨。什麼事兒過去了就是過去了,不會為此糾結、焦慮。

母親不是沒有脾氣,她率性而即興,偶有怒氣,發完即忘。有一年中秋節我們家人聚齊,飯後打撲克,老媽不會,在旁邊看也看不懂,聽又聽不清,幹着急半天,最後終于忍不住,把我們全都給轟散了!

母親老了,越來越像一個不服“管教”的老小孩兒。春天鄰居們摘香椿,她要幹涉:“你們不許破壞公共财物!”鄰居對她這個耳背聲高的長壽老太完全沒轍,隻好找我告狀。去散步,她專挑上坡下坎的小路,還不許人攙扶,号稱是“為了鍛煉”;走路不穩,還讓護工離她八丈遠,假裝她沒有護工。

為了讓我睡一會兒,她艱難地忍着喘息

母親活到了百歲!她的離去,比起我其他幾位去世的至親——姨外婆、父親和女兒,留給我最少的遺憾,因為我盡心伺候了她的晚年,直到終老。理性告訴我不要傷心,可是,親人遠行,天人永隔,扯斷了骨頭連着心啊!

最難忘她臨終前兩個月,大年初二晚上,我聽到姐姐傳來“媽媽不好了”的消息,一夜不眠,祈禱着等待天亮,乘最早的火車從天津趕回,直奔松堂關懷醫院。看到媽媽體虛、心弱,氣喘籲籲,腳面上一大塊傷口仍未愈合,喉嚨裡還發出嘶啞的聲音,似乎在掙紮着呼吸。我當她的面盡力微笑,轉過身來就淚流不止,一天一宿不敢合眼,擔心至極。

房間是新換的,廁所和水管離得很遠,一開門冷風直灌。護工也換了一位,夜間不護理。我不知到哪裡去求助,隻能一分鐘一分鐘地煎熬,等待醫生上早班。後半夜,我躺在媽媽對面的床上看着她,頭在她的腳這邊,她動一下或出一點兒聲我就能發現。我幾分鐘一起,給她墊枕頭、換尿布、撫摸後背、調整床高,讓她能舒服點兒。突然,我睡着了,不知睡了幾分鐘還是十幾分鐘,又突然醒來,看到媽媽床邊的護欄都沒有豎起,吓了一大跳。

起來開燈一看,媽媽一聲不響,一動不動,左手緊握床邊護欄,不讓它發出咯吱吱的響聲。原來,媽媽心疼我了,就為了讓我睡一會兒,她十分艱難地忍着喘息!

媽媽,年近百歲的媽媽!命若遊絲的媽媽!為了女兒,您忍着怎樣的委屈啊!媽媽,想起這一夜,總讓我淚濕衣襟……

近日整理母親遺稿,發現她曾在95歲時留下這樣兩頁紙,上寫:

初拟遺囑 杜惠 2015年12月4日

(我是)老共産黨員、絕對的無神論者

1.逝世後,不必主動通知任何親朋友人,以後慢慢告知一下即可,不舉行任何儀式。

2.遺體送醫院供解剖,助醫學用。

3.骨灰埋地下,可種樹,家中留父母一遺照即可。

4.黨費交到逝世時。

5.幾十年來,深感光明日報黨政關愛照顧。

6.孩子們一直很孝順,很照顧、關愛我,我很高興、滿足。感謝!

7.向一切關愛我的同志、朋友緻謝!

8.我帶着愛和微笑去拜見馬克思。值得我驕傲的是:一生未說過一個字的假話,一生未貪過一分錢财……

遺稿似未寫完,餘音不絕,飄徹天際。

2022.3.7媽媽生日二稿

2022.3.25七稿

供圖/郭曉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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