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于疫情，全國多家博物館開設了線上“雲展覽”。
上海博物館的“盛世芳華：上海博物館受贈文物展”中，展出了一幅明代畫家沈周臨摹畫家戴進的作品。與此同時，“江山如畫——遼甯省博物館藏中國古代立軸山水畫展”中也展出了戴進的珍貴作品。
戴進的藝術究竟有何魅力，得以名垂畫史？
“第一畫手”
正在上海博物館展出的《臨戴文進謝安東山圖軸》，在沈周的作品中既是一件孤品，也是一件奇品，堪稱絕無僅有。
沈周被譽為“明四家”之首，這幅《臨戴文進謝安東山圖軸》是他54歲時所作，臨摹的是比他年長39歲的畫家戴進（字文進）的《謝安東山圖》，描繪了東晉宰相謝安隐居東山時縱情山水的情景。
沈周的山水畫師法元代的黃公望與吳鎮，上溯五代的董源、巨然，而戴進師法的則是南宋的馬遠、夏圭。以風格而論，前者承襲的是南方山水的傳統，後者則承襲北方山水與宮廷着色畫的傳統。
盡管是臨摹之作，但沈周沒有全然模仿戴進的筆法，而是融合了南北山水的畫法。
上海博物館的“雲展覽”是這樣介紹這幅畫的：沈周一生所畫山水，多為水墨，亦有淺绛，如此大軸青綠，實屬罕見。此圖山石輪廓明朗，皴法與戴進常用的長斧劈皴不同，融合了南方與北方山水的皴法特點。其中的人物造型端莊，服飾俨然，線條健爽，展現了明人追紹宋代院體畫的風格。
用今天的眼光來看，沈周的知名度似乎遠勝于戴進，但在明代早期，戴進的聲望并不亞于沈周。據史料記載，戴進曾擁有“畫聖”和“國朝第一”的美名。他是浙派的開創者和領袖人物，人物、山水、花鳥畫皆通，且以山水畫的成就最為傑出。
郁郁不得志
戴進的父親是一位民間畫師。據傳，戴進年輕時是一位小有名氣的金銀工匠，擅長設計精巧的人物、花鳥首飾，後來改習繪畫。
第一次來到當時的首都金陵時，戴進帶了許多行李，請一名挑夫幫他挑。誰知到了大街上，車馬擁擠，戴進一不留神就與挑夫走散了。他四處尋找，心中十分焦急。可他既不知道挑夫的名字，也說不清楚挑夫的模樣。
情急之下，戴進向路旁的酒家借來紙筆，憑着記憶把那個挑夫的模樣畫了下來，然後拿着這幅畫像到挑夫們聚集的地方去打聽。挑夫們看後，立即認出了他所畫之人。最後，戴進終于找到挑夫，要回了行李。
盡管這隻是個傳說，但足見戴進是一位繪畫天才。《明畫錄》中是這樣描述戴進的繪畫水準的：“山水源出郭熙、李唐、馬遠、夏圭，而妙處多自發之，俗所謂行家兼利家者也，神像人物雜畫無不佳。”戴進的作品涉及多種題材，有曆史人物故事、四時風景，也有反映文人交遊等。據傳，當時錢塘一帶許多寺廟的壁畫都出自他的手筆。
明宣宗宣德年間，戴進被推薦入宮，成為宮廷禦用畫家，可入宮不久就遭到另一宮廷畫家謝環的妒忌，被排擠出宮。盡管這一說法并無确切的曆史記載可考，但從戴進留下來的畫作來看，署款多未提到他擔任宮廷畫家的職稱，據此可以推測，他在宮廷中停留的時間非常短暫。戴進曾自歎：“餘胸中頗有許多事業，争奈世無識者，不能發揚予論。”
盡管戴進一生都沒有得到皇家的垂青，郁郁不得志，但他畫藝精湛，人品高緻，受到了當時一些士大夫以及民間畫家的推崇。尚書王直對于戴進的人品和畫藝推崇備至。墨竹名家夏昶與他交往密切，兩人時常互贈書畫。當朝宰輔楊士奇也曾為他題詩。
戴進 春遊晚歸圖軸
“北”骨“南”韻
1442年，54歲的戴進從京城回到了家鄉錢塘（今屬杭州）。
此前，他在京城徘徊數十載而不得志，際遇坎坷，颠沛困頓。雖然人生的春天已然逝去，但他用筆墨繪就了不少描繪春天的名作。
《春遊晚歸圖》是戴進的晚年之作，也是他重要的代表作之一。這幅畫筆法雄勁灑脫，水墨簡逸酣暢，仿佛是他風雨飄搖幾十載的人生寫照。畫中的前景是一座掩映于樹林之中的莊院，伸出牆外的樹枝與路邊的桃花透露出春天的氣息。有一人在院門口敲門，院裡的仆人提着燈籠來為主人開門。遠景是一座大山，山下有小嶺，嶺上矗立着樓閣和亭子。戴進就如同這畫中人，見過草木破土、莺飛燕舞的生機，感受過春雷細雨、霧霭朦胧的詩意，也體驗過流水落花春去也的無奈，最後在暮色中困倦歸家。
除了《春遊晚歸圖》，戴進還留下了描繪農民勞作情景的《春耕圖》、刻畫山翁醉酒的《春酣圖》以及靜谧空幽的《靈谷春雲圖》等。
上海博物館所藏的《春山積翠圖》是戴進62歲時的作品，此圖以對角線進行構圖，承襲了南宋院體畫的經典布局方式。近景描繪了山腳遒勁盤曲的老松，小徑上有一老者拄杖緩行，童子攜琴随後；中景的山坡勁松茂密，屋宇隐約可見；遠景描繪了山巅草木蒙茸。戴進以淡墨皴染山巒、以濃墨點苔寫樹，用筆剛健，墨色蒼潤，豪放輕快而又不失雅緻，山間春意盎然的景象令人心醉。
著名書畫鑒定家穆益勤認為，《春山積翠圖》充分展現了南宋畫家劉松年、李唐、馬遠、夏圭的風格。與前輩樸實嚴謹的畫法相比，戴進的筆墨更為輕快疏放，上下遠近層次分明，在表現手法上有新的創造，可謂既有“北”骨，又有“南”韻。
《風雨歸舟圖》也是戴進的代表作。這幅畫的表現手法奇特，構圖别出心裁，戴進用粗筆兼寫意暈染的方法，表現了風雨交加中漁夫冒雨歸舟的一刹那的緊張狀态。
故宮博物院所藏的《關山行旅圖》與前幾幅作品有所不同。畫面中峰巒高聳，氣勢雄偉，似用秃筆畫成，筆墨蒼勁，結構嚴謹，氣韻渾厚。戴進顯然已經跳出了前人的範式，形成了自己的風格。
戴進 關山行旅圖軸 故宮博物院藏
浙派開創者
上海師範大學美術學院邵琦教授告訴記者，戴進是一位與宋、元、明三代都有一定淵源的畫家，對他的認識應當放在一個比較長的曆史階段中來看。
明朝建立之初，以複古為風尚，所“複”的是宋代的文化。宋代宮廷有畫院，明代也設有宮廷美術創作機構。書畫收藏界有一種說法：明初的院體畫與宋畫很難分辨，因為明初的宮廷畫師基本都在學宋畫。
戴進生長于錢塘，是南宋都城所在地，皇家畫院曾盛極一時，畫家世代相傳。其中，馬遠和夏圭都是南宋山水畫家的代表人物，他們與李唐、劉松年并稱為“南宋四大家”。他們所代表的山水畫派，在美術史上被稱為“院體”。院體山水在畫法上以水墨蒼勁的大斧劈皴為特色，在取景上以局部特寫的邊角之景為特色。馬遠在構圖上善于采用以局部表現整體的手法，常畫山之一角、水之一涯，畫面露出大片空白，被人稱為“馬一角”。夏圭的山水則被稱為“夏半邊”，他善于從局部景物中發掘山水意境的遼闊深遠。
戴進的山水畫深受馬遠和夏圭的影響，同時也融彙了北宋郭熙等人的畫法。入京以後，戴進又接觸到不同風格的畫家，在效仿宋、元各家的畫法後，他自出新意，筆墨輕快奔放，又能嚴守法度，開創了中國畫史上第一個以地别為名的畫派——浙派。從地域來說，浙派畫家以錢塘地區的畫家為主；從畫風上說，浙派畫家承襲了南宋院體一派。
董其昌曾在《容台别集·畫旨》中說：“國朝名士，僅戴進為武林人，方有浙派之目。”他還在戴進的《仿燕文貴山水圖》上題跋：“國朝畫史以戴文進為大家，此學燕文貴淡蕩清空，不作平日本色，更為奇絕。”
盡管董其昌認同戴進在畫壇的地位，但衆所周知，他将中國畫分為“南北宗”，院體山水被其列為北宗。在董其昌崇南抑北的美學觀點的影響下，自晚明以後，藝術圈對戴進等浙派畫家的評價大不如前，甚至有人認為他的作品工匠氣過重。
事實上，戴進的作品對後世影響深遠。繼浙派之後崛起的吳門畫派代表人物沈周就視戴進為前輩，而唐寅的作品中也帶有一定的浙派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