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畫家、抄襲和藝術界：“别期待圈内成規模地公開談論這件事”
“經過四年的等待，我們赢得了在中國的審判。”中原標準時間2023年9月1日，比利時畫家克裡斯蒂安·西爾萬在個人社交賬号宣告。
比利時藝術家西爾萬。（受訪者供圖/圖）
2019年2月，阿姆斯特丹的畫廊朋友提醒西爾萬，在德國波昂展出了與他的畫高度類似的作品。那些畫作來自中國當代藝術家葉永青。二者都使用招貼畫形式，一些具有獨創性的元素，如紅點、鳥與鳥籠、蜻蜓、小孩等亦共同存在于二人作品之中。西爾萬還發現，在拍賣中，一幅由葉永青親筆簽名的繪畫作品售價高達40萬歐元，是自己畫作價格的近百倍。半年後，西爾萬正式提起著作權民事侵權訴訟。
事件中的兩位主角，在各自國家皆是有名望的藝術家。西爾萬1950年生于比利時奧伊彭市，自學成才，辦過上百次個展，作品藏于歐洲幾十個博物館和比利時王室私人收藏中。葉永青在1990年代後，逐漸成名，為“西南藝術群體”乃至整個當代藝術界的代表性人物，曾任四川美術學院教授，朋友和知道他的人習慣稱呼他“葉帥”。
這一事件曾震動中國當代藝術界。知名評論家栗憲庭首先對因寫過葉永青和劉炜聯展的序言而向藝術界道歉，并呼籲葉永青公開道歉。曾斥資一千餘萬元購得多幅葉永青作品的收藏家劉益謙随後亦發聲。另一方面，藝術評論家、收藏家、策展人中，也有人為葉永青辯護與解釋，将此次事件歸類為“挪用”“借鑒”等行為。而葉永青本人對被指抄襲并未作出實質性解釋。截至記者發稿時，葉永青的代理律師尚未回應南方周末記者通過多管道提出的采訪。
西爾萬的作品《一個沉睡的天空》（左）和葉永青的《溜冰者》（右）。 （資料圖/圖）
中國當代藝術市場也受到波及。2019年香港春拍，除了吳冠中和趙無極這樣的藝術旗手的作品一如既往地表現堅挺以外，當代藝術版塊遇冷，成交疲軟。一些業内人士指出，這一事件引發了包括藝術生産、藝術批評、藝術市場等多環節在内的中國當代藝術的信譽受損。
四年維權路
對于西爾萬來說，這段維權之路曲折艱難。四年來，獨居的他每天依然在工作室畫十小時的畫，但由于歐洲市場都在觀望這場訴訟，他的畫作銷售陷入停滞。心理負擔更為沉重，“訴訟拖到最後三年半，他已經出現精神上嚴重的焦慮和抑郁。”西爾萬的中國代理律師吳濤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雖然早在2019年北京知識産權法院便受理了案件，但葉永青逃避接收法院所寄的訴訟文書。2020年10月13日，北京知識産權法院釋出公告，用公開宣告的方式向葉永青送達訴訟文書，這種方式隻在受送達人下落不明或用其他方式無法送達的情況下采用。
也就是說，2020年葉永青的狀态是“下落不明”，但到了12月，葉永青提起“管轄權異議”。被北京知識産權法院駁回後，葉永青再次向北京市進階人民法院提起了對管轄權異議裁定的上訴。2021年8月，北京高院法院駁回上訴，維持原裁定。
在此期間，2021年3月，葉永青向比利時東佛拉芒省聯邦法院提起訴訟，聲稱西爾萬對其造成了名譽損害。吳濤表示，西爾萬為此去法院做過幾次筆錄，“每次時間都蠻長的，四五個小時的樣子”。但葉永青此舉并未拖慢北京知識産權法院審判著作權侵權的進度。吳濤分析，在中國法院判決西爾萬勝訴後，比利時法官可能會撤銷此案。
除了對葉永青本人提起訴訟，2020年，西爾萬也起訴了蘇富比、佳士得拍賣行——葉永青的許多侵權畫作曾在它們舉辦的拍賣會上售出。吳濤透露，後西爾萬與拍賣行達成和解，和解協定内容保密，但兩大拍賣行可能将永不再出售葉永青的畫作。
西爾萬的作品《天空中的信》（左）和葉永青的《鳥無其巢》（右）。（資料圖/圖）
葉永青被指抄襲後，他曾供職的四川美院發表了将核查學術不端的聲明。2020年4月，四川美院在時隔一年多後，回應對退休教師葉永青“暫時不做調查”。為此，西爾萬在重慶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2020年11月12日，重慶市一中院受理了西爾萬訴教委督促不力的訴訟。重慶市教委則依據《高等學校預防與處理學術不端行為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令第40号)第23條提出，要調查葉永青學術不端行為，應在北京知識産權法院的訴訟判決之後。吳濤表示，“判決不是指一審判決，是生效判決”，“是以在北京的侵權判決生效後，葉永青可能面對關于學術不端的調查”。
2023年8月22日，北京知識産權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要求葉永青立即停止涉案侵權行為，在《環球時報》中縫以外版面發表緻歉聲明，并支付原告西爾萬賠償金人民币500萬元。
吳濤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這個案件有兩個最重要的點。第一點，這是第一次有西方藝術家到中國來維權；第二個就是判賠500萬元，著作權的賠償額度一般來說會低于商标專利，500萬元是中國法院有史以來對美術作品判決第二高的賠償額。”目前賠償額度最高的是2021年環球影業訴“小黃人”卡通形象著作權糾紛案，中國的五家公司被判共同賠償500萬元，另有一家公司賠償10萬元。
122幅侵權畫作，500萬元賠償金
王凱梅從事藝術評論、獨立策展，曾長居瑞典，對歐洲藝術十分熟悉。當她聽聞葉永青被曝抄襲後，隐約想起2005年左右她去北京參加過葉永青個展的開幕，“排場非常大，整個感覺藝術家像明星一樣”。在看展覽時，她感到納悶，“為什麼畫中國山水畫中的鳥的這麼一個藝術家，突然之間變出這種剪貼方式”。她還對朋友說，看着特别像歐洲北方的作品。
西爾萬的作品《落葉》（左）與葉永青的《冬日的記憶》（右）。（資料圖/圖）
“挺震驚的，沒有想到這樣一個業界也是很尊重的，叫作‘葉帥’的藝術家會做這樣的事情。”王凱梅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事件經過四年拉鋸，最後的結果符合藝術界大多數人的預期。不過，她和另一名藝術評論人劉化童都認為，500萬元的賠償并不高，特别是考慮到葉永青動辄數十萬上百萬元的畫作收入。劉化童直言，這對于藝術界或許起不到震懾作用。
訴狀顯示，西爾萬方曾主張賠償5000萬元。對于賠償金額，吳濤解釋，著作權法規定，原告需要證明自己的損失或對方的非法獲利，但有時候這很難，“你不能證明他的買家不買他的畫，就一定會買你的畫，是以原告的損失很難證明；你也很難證明他的獲利，他在拍賣，但是拍賣獲利的因素很多”。
一審判決的500萬元，是中國新著作權法中法定賠償的最高額度。吳濤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法定賠償綜合考量各種因素，主要包括西爾萬與其畫冊的知名度，葉永青的知名度、侵權的惡劣程度、從中獲得的經濟利益以及訴訟期間他對于整個案件的态度。“我們認為這500萬的賠償金額是一個合适的金額，展現了中國法院的公平性。”吳濤說。
過去的四年，除去賠償額度無法确定，吳濤對打赢這個案子始終抱有信心。出于這個原因，一審判決前的幾個月，他花了許多時間安慰西爾萬。
西爾萬向法院送出的畫冊于1990年3月在比利時印刷完成，用于該時期畫展宣傳使用。1990年代初，葉永青走出國門，成為最早與西方交流的一批中國畫家。1993年以後，他每年都會去歐洲。這構成了葉永青接觸西爾萬畫作的可能性。
西爾萬方從雅昌網的拍賣記錄和實體出版物中尋找侵權證據，侵權畫作從最初發現的幾幅，增加到最後法院認定的122幅。吳濤透露，案件判決書将近200頁，其中大半篇幅在逐幅評定涉案的作品侵權情況。這項工作繁瑣複雜，法官将西爾萬的權利作品擺在左邊，右邊放葉永青的侵權作品，從色彩、線條、人物構造、整體布局等方面進行比對。其中涉及不同類型的侵權形式，有的是整體侵權，有的是部分侵權，“像排列組合一樣”。
吳濤代理過大量知識産權訴訟案件，他表示藝術作品的比對評定，關鍵在于評定相似之處是否帶有獨創性，有獨創性的在先畫作構成作品，在後的畫作就不能與在先作品相同或者相似。比如，同樣是畫鳥，假設在先的畫家對鳥的呈現為美麗而上翹的兩個大翅膀，加上長而細的鳥嘴。如果自然界真有如此形态的鳥，那麼在後的畫家也可以如此描繪，因為這樣的翅膀和鳥嘴屬于公共領域的元素；如果自然界沒有這樣的鳥，那麼在先畫家對鳥的刻畫具有獨創性，構成美術作品，在後的畫作如與在先的作品相同或者相似，則構成侵權。類似這種細節，需要權利作品與侵權作品“一一比對”。
一審宣告勝訴後，比利時荷語區最大的報紙刊登了此新聞。“歐洲那邊藝術界也看到了中國知識産權保護的決心和力度，對于中國樹立知識産權保護的形象起了一個巨大的推動作用。”吳濤說。
當代藝術界的創傷與沉默
這起侵權事件，随着近日判決暫告一段落，但它對藝術界造成的影響遠未消失。王凱梅指出：“跟所有行業一樣，信譽坍塌需要很長的時間、機會和各種人的彌補努力，去把它重建。”
“當它發生之後，他的PR團隊進行的各種操作，讓人覺得更不可信任。”王凱梅舉例，他們談到中國古代藝術對臨摹、模仿的容忍，“古代大師對大師的模仿，和抄襲是兩碼事。”
王凱梅感到痛心，對于當代藝術界來說，葉永青那代人本來代表了非常重要的啟蒙時代。當時誕生的西南畫派、上海抽象等奠定了中國當代藝術的基礎，在國際上形成了自己的陣勢。
劉化童分析，類似葉永青，一些中國當代藝術家被曝抄襲發生于1990年代，都是在利用資訊不對稱。“中國的當代藝術圈融入世界是1990年代中期，比如說參加意大利的威尼斯雙年展、巴西的聖保羅雙年展，真正建立起聯系是2000年以後的事，而網際網路普及也是2000年以後的事。他當時這麼抄，因為中國跟世界的藝術交流沒有那麼頻繁，不容易被揭穿，知識産權也還沒有（明确）規範。”
考慮到侵權作品流通的時間，這起抄襲大案綿延超過25年。這些年裡，葉永青的侵權畫作持續出版、拍賣、展覽，為何直到遠在異國的正主發現之後才被曝光？劉化童表示，“首先藝術很小衆；第二，藝術圈各種人群利益夾雜不清。正常情況下來說，比如該維權的是買了葉永青作品的人，但是他們不會曝光——‘我是高價買，一旦曝出來它是抄襲的，我在二級市場（拍賣），能出得了手嗎？這對我來說是一個資産損失’。”
葉永青侵權案判決後，南方周末記者嘗試聯系多名業内人士，絕大部分人不願過多讨論，有人顧慮“得罪人，得罪四川美院”，一位策展人回應“感到很難參與，他曾經是對我們很好、很受尊重的長輩，但整件事和回應方式都令人不能接受”。當南方周末記者詢問是否有可能找當代藝術家來談論這個事件時，劉化童表示，他在朋友圈轉發了新聞，但畫家朋友們基本沉默，“你就别期待藝術圈能夠成規模地公開談論這件事兒”。
在策展領域，目前并沒有避免侵權作品參展的機制，全憑策展人把關。王凱梅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自己摸索形成了一些篩選藝術家與作品的方法。決定做一個展覽之前，她會到藝術家的工作室參觀，問他們問題，如“你這畫哪來的，你這個動作、這個鏡頭哪來的，你現在關注的這件事跟你的關系”。她接觸的許多是80、90後的年輕人，和他們聊聊平時涉獵的“書影音”，對這個人的知識範圍就有了把握。
“溯源的過程，是确定你走過的路是真的，而不是說這個東西嘣一下就出現在你面前。”在王凱梅看來，藝術裡百分百的原創是不存在的，應當從真誠與否來審視一個藝術家的創作。同樣地，在葉永青的侵權畫作裡，她看不出創作的延續性，他筆下的内容與個人成長背景是割裂的，這難免使人生疑：“這個十字架跟我是什麼關系，這樣的窗子我家也沒有，為什麼要畫成這個樣子？”
從某種意義上說，抄襲與模仿是中國當代藝術的痼疾之一。當代藝術源自西方，引領風尚的大牌國際藝術家出現在藝博會、展覽中，起到一種号召式的影響力。“如果你是跟風的人的話，你最後肯定失去方向。”王凱梅分析，疫情之後逆全球化趨勢下，中國當代藝術家更關注國内市場。
對于當代藝術界抄襲屢見的狀況，劉化童個人持悲觀态度。王凱梅也有深層的憂思，她看見“真誠”與“探險”這兩種可貴的藝術品質在當今不斷剝落，“如果藝術家們拿到的寶典是如何在藝術市場上獲得認可，這樣發展下去，藝術最重要的獨立思考、反映現實，和世界、和周邊、和自己内心發生關系，這些需要真誠來擔當的東西就越來越少了。”
南方周末記者 朱圓
責編 劉悠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