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画家、抄袭和艺术界：“别期待圈内成规模地公开谈论这件事”
“经过四年的等待，我们赢得了在中国的审判。”北京时间2023年9月1日，比利时画家克里斯蒂安·西尔万在个人社交账号宣告。
比利时艺术家西尔万。（受访者供图/图）
2019年2月，阿姆斯特丹的画廊朋友提醒西尔万，在德国波恩展出了与他的画高度类似的作品。那些画作来自中国当代艺术家叶永青。二者都使用招贴画形式，一些具有独创性的元素，如红点、鸟与鸟笼、蜻蜓、小孩等亦共同存在于二人作品之中。西尔万还发现，在拍卖中，一幅由叶永青亲笔签名的绘画作品售价高达40万欧元，是自己画作价格的近百倍。半年后，西尔万正式提起著作权民事侵权诉讼。
事件中的两位主角，在各自国家皆是有名望的艺术家。西尔万1950年生于比利时奥伊彭市，自学成才，办过上百次个展，作品藏于欧洲几十个博物馆和比利时王室私人收藏中。叶永青在1990年代后，逐渐成名，为“西南艺术群体”乃至整个当代艺术界的代表性人物，曾任四川美术学院教授，朋友和知道他的人习惯称呼他“叶帅”。
这一事件曾震动中国当代艺术界。知名评论家栗宪庭首先对因写过叶永青和刘炜联展的序言而向艺术界道歉，并呼吁叶永青公开道歉。曾斥资一千余万元购得多幅叶永青作品的收藏家刘益谦随后亦发声。另一方面，艺术评论家、收藏家、策展人中，也有人为叶永青辩护与解释，将此次事件归类为“挪用”“借鉴”等行为。而叶永青本人对被指抄袭并未作出实质性解释。截至记者发稿时，叶永青的代理律师尚未回应南方周末记者通过多渠道提出的采访。
西尔万的作品《一个沉睡的天空》（左）和叶永青的《溜冰者》（右）。 （资料图/图）
中国当代艺术市场也受到波及。2019年香港春拍，除了吴冠中和赵无极这样的艺术旗手的作品一如既往地表现坚挺以外，当代艺术版块遇冷，成交疲软。一些业内人士指出，这一事件引发了包括艺术生产、艺术批评、艺术市场等多环节在内的中国当代艺术的信誉受损。
四年维权路
对于西尔万来说，这段维权之路曲折艰难。四年来，独居的他每天依然在工作室画十小时的画，但由于欧洲市场都在观望这场诉讼，他的画作销售陷入停滞。心理负担更为沉重，“诉讼拖到最后三年半，他已经出现精神上严重的焦虑和抑郁。”西尔万的中国代理律师吴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虽然早在2019年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便受理了案件，但叶永青逃避接收法院所寄的诉讼文书。2020年10月13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发布公告，用公开宣告的方式向叶永青送达诉讼文书，这种方式只在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情况下采用。
也就是说，2020年叶永青的状态是“下落不明”，但到了12月，叶永青提起“管辖权异议”。被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驳回后，叶永青再次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对管辖权异议裁定的上诉。2021年8月，北京高院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在此期间，2021年3月，叶永青向比利时东佛拉芒省联邦法院提起诉讼，声称西尔万对其造成了名誉损害。吴涛表示，西尔万为此去法院做过几次笔录，“每次时间都蛮长的，四五个小时的样子”。但叶永青此举并未拖慢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著作权侵权的进度。吴涛分析，在中国法院判决西尔万胜诉后，比利时法官可能会撤销此案。
除了对叶永青本人提起诉讼，2020年，西尔万也起诉了苏富比、佳士得拍卖行——叶永青的许多侵权画作曾在它们举办的拍卖会上售出。吴涛透露，后西尔万与拍卖行达成和解，和解协议内容保密，但两大拍卖行可能将永不再出售叶永青的画作。
西尔万的作品《天空中的信》（左）和叶永青的《鸟无其巢》（右）。（资料图/图）
叶永青被指抄袭后，他曾供职的四川美院发表了将核查学术不端的声明。2020年4月，四川美院在时隔一年多后，回应对退休教师叶永青“暂时不做调查”。为此，西尔万在重庆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20年11月12日，重庆市一中院受理了西尔万诉教委督促不力的诉讼。重庆市教委则依据《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40号)第23条提出，要调查叶永青学术不端行为，应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诉讼判决之后。吴涛表示，“判决不是指一审判决，是生效判决”，“所以在北京的侵权判决生效后，叶永青可能面对关于学术不端的调查”。
2023年8月22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要求叶永青立即停止涉案侵权行为，在《环球时报》中缝以外版面发表致歉声明，并支付原告西尔万赔偿金人民币500万元。
吴涛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这个案件有两个最重要的点。第一点，这是第一次有西方艺术家到中国来维权；第二个就是判赔500万元，著作权的赔偿额度一般来说会低于商标专利，500万元是中国法院有史以来对美术作品判决第二高的赔偿额。”目前赔偿额度最高的是2021年环球影业诉“小黄人”卡通形象著作权纠纷案，中国的五家公司被判共同赔偿500万元，另有一家公司赔偿10万元。
122幅侵权画作，500万元赔偿金
王凯梅从事艺术评论、独立策展，曾长居瑞典，对欧洲艺术十分熟悉。当她听闻叶永青被曝抄袭后，隐约想起2005年左右她去北京参加过叶永青个展的开幕，“排场非常大，整个感觉艺术家像明星一样”。在看展览时，她感到纳闷，“为什么画中国山水画中的鸟的这么一个艺术家，突然之间变出这种剪贴方式”。她还对朋友说，看着特别像欧洲北方的作品。
西尔万的作品《落叶》（左）与叶永青的《冬日的记忆》（右）。（资料图/图）
“挺震惊的，没有想到这样一个业界也是很尊重的，叫作‘叶帅’的艺术家会做这样的事情。”王凯梅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事件经过四年拉锯，最后的结果符合艺术界大多数人的预期。不过，她和另一名艺术评论人刘化童都认为，500万元的赔偿并不高，特别是考虑到叶永青动辄数十万上百万元的画作收入。刘化童直言，这对于艺术界或许起不到震慑作用。
诉状显示，西尔万方曾主张赔偿5000万元。对于赔偿金额，吴涛解释，著作权法规定，原告需要证明自己的损失或对方的非法获利，但有时候这很难，“你不能证明他的买家不买他的画，就一定会买你的画，所以原告的损失很难证明；你也很难证明他的获利，他在拍卖，但是拍卖获利的因素很多”。
一审判决的500万元，是中国新著作权法中法定赔偿的最高额度。吴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法定赔偿综合考量各种因素，主要包括西尔万与其画册的知名度，叶永青的知名度、侵权的恶劣程度、从中获得的经济利益以及诉讼期间他对于整个案件的态度。“我们认为这500万的赔偿金额是一个合适的金额，体现了中国法院的公平性。”吴涛说。
过去的四年，除去赔偿额度无法确定，吴涛对打赢这个案子始终抱有信心。出于这个原因，一审判决前的几个月，他花了许多时间安慰西尔万。
西尔万向法院提交的画册于1990年3月在比利时印刷完成，用于该时期画展宣传使用。1990年代初，叶永青走出国门，成为最早与西方交流的一批中国画家。1993年以后，他每年都会去欧洲。这构成了叶永青接触西尔万画作的可能性。
西尔万方从雅昌网的拍卖记录和实体出版物中寻找侵权证据，侵权画作从最初发现的几幅，增加到最后法院认定的122幅。吴涛透露，案件判决书将近200页，其中大半篇幅在逐幅评定涉案的作品侵权情况。这项工作繁琐复杂，法官将西尔万的权利作品摆在左边，右边放叶永青的侵权作品，从色彩、线条、人物构造、整体布局等方面进行比对。其中涉及不同类型的侵权形式，有的是整体侵权，有的是部分侵权，“像排列组合一样”。
吴涛代理过大量知识产权诉讼案件，他表示艺术作品的比对评定，关键在于评定相似之处是否带有独创性，有独创性的在先画作构成作品，在后的画作就不能与在先作品相同或者相似。比如，同样是画鸟，假设在先的画家对鸟的呈现为美丽而上翘的两个大翅膀，加上长而细的鸟嘴。如果自然界真有如此形态的鸟，那么在后的画家也可以如此描绘，因为这样的翅膀和鸟嘴属于公共领域的元素；如果自然界没有这样的鸟，那么在先画家对鸟的刻画具有独创性，构成美术作品，在后的画作如与在先的作品相同或者相似，则构成侵权。类似这种细节，需要权利作品与侵权作品“一一比对”。
一审宣告胜诉后，比利时荷语区最大的报纸刊登了此新闻。“欧洲那边艺术界也看到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决心和力度，对于中国树立知识产权保护的形象起了一个巨大的推动作用。”吴涛说。
当代艺术界的创伤与沉默
这起侵权事件，随着近日判决暂告一段落，但它对艺术界造成的影响远未消失。王凯梅指出：“跟所有行业一样，信誉坍塌需要很长的时间、机会和各种人的弥补努力，去把它重建。”
“当它发生之后，他的PR团队进行的各种操作，让人觉得更不可信任。”王凯梅举例，他们谈到中国古代艺术对临摹、模仿的容忍，“古代大师对大师的模仿，和抄袭是两码事。”
王凯梅感到痛心，对于当代艺术界来说，叶永青那代人本来代表了非常重要的启蒙时代。当时诞生的西南画派、上海抽象等奠定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基础，在国际上形成了自己的阵势。
刘化童分析，类似叶永青，一些中国当代艺术家被曝抄袭发生于1990年代，都是在利用信息不对称。“中国的当代艺术圈融入世界是1990年代中期，比如说参加意大利的威尼斯双年展、巴西的圣保罗双年展，真正建立起联系是2000年以后的事，而互联网普及也是2000年以后的事。他当时这么抄，因为中国跟世界的艺术交流没有那么频繁，不容易被揭穿，知识产权也还没有（明确）规范。”
考虑到侵权作品流通的时间，这起抄袭大案绵延超过25年。这些年里，叶永青的侵权画作持续出版、拍卖、展览，为何直到远在异国的正主发现之后才被曝光？刘化童表示，“首先艺术很小众；第二，艺术圈各种人群利益夹杂不清。正常情况下来说，比如该维权的是买了叶永青作品的人，但是他们不会曝光——‘我是高价买，一旦曝出来它是抄袭的，我在二级市场（拍卖），能出得了手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资产损失’。”
叶永青侵权案判决后，南方周末记者尝试联系多名业内人士，绝大部分人不愿过多讨论，有人顾虑“得罪人，得罪四川美院”，一位策展人回应“感到很难参与，他曾经是对我们很好、很受尊重的长辈，但整件事和回应方式都令人不能接受”。当南方周末记者询问是否有可能找当代艺术家来谈论这个事件时，刘化童表示，他在朋友圈转发了新闻，但画家朋友们基本沉默，“你就别期待艺术圈能够成规模地公开谈论这件事儿”。
在策展领域，目前并没有避免侵权作品参展的机制，全凭策展人把关。王凯梅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自己摸索形成了一些筛选艺术家与作品的方法。决定做一个展览之前，她会到艺术家的工作室参观，问他们问题，如“你这画哪来的，你这个动作、这个镜头哪来的，你现在关注的这件事跟你的关系”。她接触的许多是80、90后的年轻人，和他们聊聊平时涉猎的“书影音”，对这个人的知识范围就有了把握。
“溯源的过程，是确定你走过的路是真的，而不是说这个东西嘣一下就出现在你面前。”在王凯梅看来，艺术里百分百的原创是不存在的，应当从真诚与否来审视一个艺术家的创作。同样地，在叶永青的侵权画作里，她看不出创作的延续性，他笔下的内容与个人成长背景是割裂的，这难免使人生疑：“这个十字架跟我是什么关系，这样的窗子我家也没有，为什么要画成这个样子？”
从某种意义上说，抄袭与模仿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痼疾之一。当代艺术源自西方，引领风尚的大牌国际艺术家出现在艺博会、展览中，起到一种号召式的影响力。“如果你是跟风的人的话，你最后肯定失去方向。”王凯梅分析，疫情之后逆全球化趋势下，中国当代艺术家更关注国内市场。
对于当代艺术界抄袭屡见的状况，刘化童个人持悲观态度。王凯梅也有深层的忧思，她看见“真诚”与“探险”这两种可贵的艺术品质在当今不断剥落，“如果艺术家们拿到的宝典是如何在艺术市场上获得认可，这样发展下去，艺术最重要的独立思考、反映现实，和世界、和周边、和自己内心发生关系，这些需要真诚来担当的东西就越来越少了。”
南方周末记者 朱圆
责编 刘悠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