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黃節如何“再造夷夏”？

晚清時期，國粹派的章太炎、黃節重新挖掘傳統夷夏觀的同時，亦吸收了西方人種學的知識，試圖建立新的夷夏觀。在清末革命的大背景下，二人實際上是借助曆史視角闡發了各自的政治觀點。二人是如何創造性解讀傳統？又為何要建立新的夷夏觀？

章太炎和黃節

傳統的夷夏之辨

在晚清時期，國粹派諸人章太炎、劉師培、馬叙倫、黃節等人皆曾對《春秋》中的夷夏問題展開讨論，選取中國傳統的夷夏之辨思想，借以宣揚民族主義。他們在闡述“《春秋》大義”時都很重視“内諸夏而外夷狄”的主題：劉師培認為，“諸儒内夏外夷之言，豈可沒與”，鄭玄注《周易》，馬融注《尚書》，申公、劉向治《魯詩》，漢儒治《周官》以及《春秋》三傳，皆在“辨種族”，強調華夷之辨；馬叙倫認為，《春秋》大義為“大複仇”，讓百姓“辨其族類”“澈其榮辱之”，《春秋》經世先王之志，其治術分為三世，于據亂世，“張榮辱之義”，“複仇”“三世”之說實乃公羊家之言，亦借此強調《春秋》中族類之别。

章太炎提倡《春秋》中“内諸夏，外夷狄”之說，将之了解成民族主義：

經籍之應入史類而尤重要者，厥維《春秋》。《春秋》三傳雖異，而“内諸夏，外夷狄”則一。自有《春秋》，吾國民族之精神乃固，雖亡國者屢，而終能光複舊物，還我河山，此一點愛國心，蟠天際地，旁礴郁積，隐然為一國之主宰，湯火雖烈，赴蹈不辭，是以宋為元滅而朱明起，明為清滅而民國興……蓋自明社既屋，亭林、船山諸老倡導于前，晚邨、謝山諸公發憤于後，攘夷之說，綿綿不絕，或隐或顯，或明或暗，或騰為口說，或着之簡冊，三百年來，深入人心，民族主義之牢固，幾如泰山盤石之不可易，是以辛亥之役，振臂一呼，全國響應，此非收效于“内諸夏，外夷狄”之說而何？

章太炎嘗言，“外祖朱氏，嘗授以《春秋》大義，謂夷夏之辨，嚴于君臣，服膺片言，以至沒齒”。

黃節亦堅持夷夏之辨，他在《尊王攘夷大義發微》一文中說：

自宋以來，孫明複以尊王發《春秋》，胡安國以複仇傳《春秋》，皆處乎其時而有隐痛者為之，華夷之辨賴以複着。不幸神州陸沉，異□入主，變亂經傳以行其奸，逮至□初□□□諸人奉勅制《春秋》傳說，□□乃取經傳之誅絕夷狄者，概從刊落，至于一文一字之間，猶複竄易不遺，而大義亦霾矣。

為了不犯清人忌諱，黃節對清廷的批評采用了模糊手法，“異□入主”“逮至□初□□□諸人”“□□乃取經傳之誅絕夷狄者”皆用空格加以回避處理。黃節在此處宣揚孫明複、胡安國，以為“華夷之辨賴以複着”，指責清人将“經傳之誅絕夷狄者，概從刊落”之舉，緻使“一文一字之間，猶複竄易不遺”，《春秋》之“大義亦霾”。

傳統夷夏之辨，乃是以地理空間的内外（“内諸夏而外夷狄”）與族類或血緣差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為基礎來劃分彼我之别的，章太炎、黃節皆持守了這一點。

再造夷夏的嘗試

章太炎與黃節雖皆對傳統的夷夏觀有所挖掘，然他們在了解夷夏問題時，卻加入了西方人種論的看法，試圖從人種論角度重建立立新的夷夏觀。西方學者拉克伯裡（Terrien de Lacouperie）在1894年出版的《中國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一書中指出，中國人種來自于兩河流域的巴比倫，中國人的祖先黃帝乃巴比倫人。章太炎采認拉克伯裡“中國人種西來說”的看法，他1904年出版的《訄書》重訂本中說：

方夏之族，自科派利（即拉克伯裡）考見石刻，訂其出于加爾特亞（古巴比倫地區）；東踰蔥嶺，與九黎、三苗戰，始自太皓；至禹然後得其志。征之六藝傳記，蓋近密合矣。其後人文盛，自為一族，與加爾特亞漸别。其比鄰諸部落，有禮俗章服食味異者，文謂之夷，野謂之狄、貉、羌、蠻、閩，拟以蟲獸，明其所出非人。

在章太炎看來，華夏來自于西方的古巴比倫，人種差異從根本上決定了夷夏之别，并從此一角度将狄、貉、羌、蠻、閩排斥在外。從人種的起源來看，章氏又有另外一番看法，他在《原人》中說：

人之始，皆一尺之鱗也，化有騷晚而部族殊，性有文犷而戎夏殊。含生之類，不爪牙而能言者，古者有夷狄，不比于人，而晚近諱之。

章氏将戎、夏的部族之别歸因于人進化的早晚，此是自然進化之勢，“凡虜姓，今雖進化，然猶當辨其部族，無令紛糅”，也就說夷狄即便是進化了，也應該與華夏相差別。他還從種性差别來探讨民獸之别：

民獸之不秩叙，千有五百歲矣。凡大逆無道者，莫勮篡竊。篡竊三世以後，民皆其民，壤皆其壤，苟無大害于其黔首，則從雅俗而後辟之，亦可矣。異種者，雖傳銅瑁至于萬億世，而不得撫有其民。何者？位蟲獸于屏扆之前，居雖崇，令雖行，其君之實安在？虎而冠之，猿狙而衣之，雖設醮醴，非士冠禮也……蓋人獸之界限程度，本無一定，予之過濫，則枭雄陽尚以人言，況戎狄耶？若專以文理條貫格之，則戎狄特稍進。不以形，不以言，不以地，不以位，不以号令，種性非文，九趠不曰文，種性文，雖百挫亦人。

在章氏看來，種性差異從根本上造成了民獸差異，即便是禮教也無法改變異種者的本質，故而“種性非文，九趠不曰文，種性文，雖百挫亦人”。不過章太炎很快反悔了，放棄了拉克伯裡“中國人種西來”的說法，他在1909年的一次演講裡面即說“法國人有句話，說中國人種原是巴比倫來，又說中國地方本來都是苗人，後來被漢人驅逐了。以前我頗信這句話，近來細細考證，曉得實在不然”。在1914年出版《檢論》時，章氏将談及拉克伯裡“中國人種西來”的内容皆加以删除。

1905年，《國粹學報》在上海刊行，黃節以此為陣地，發表他的夷夏論述。他通過對《春秋》中“《春秋》進吳楚，未嘗進夷狄”一句的讨論，來表達夷夏之别。他在《春秋攘夷大義發微》一文中說：

自董生《繁露》，援據于邲之戰，謂晉變而為夷狄，楚變而為君子，以為《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于是《春秋》華夷之限遂至大潰。夫夷狄惡名，此《春秋》之通辭，《春秋》有進吳楚之義而無進夷狄之義，吳楚者，其地荊蠻而其臨制之者，吾種人也。故繇其地則用夏變夷，繇其主人，則吾黃帝之子孫，蓋可進也，若夷狄，其地在王化以外，而其臨制之者，非吾種人，蓋必不可進也。

邲之戰，事見《左傳·宣公十二年》。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以為，晉變而為夷狄，楚變而為君子，“《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亦即華夷可以互相轉變、演進，而黃節卻大加申斥，“《春秋》華夷之限遂至大潰”。在他看來，夷狄惡名乃《春秋》通辭，“有進吳楚之義而無進夷狄之義”，吳楚雖然地處荊蠻，而臨制之人乃為“吾種人”，“繇其地則用夏變夷”，“繇其主人，則吾黃帝之子孫”，故可以轉變、演進；如果是夷狄，其地域在王化之外，其臨制之人不是“吾種人”，故不可轉變、演進。他以“吾種人”為标準來讨論夷夏問題，實際也摻入了人種論的思維。

與章太炎一樣，黃節也受到了“人種西來說“這陣風的影響。黃節在《國粹學報》上發表的《黃史》一文中讨論中國人種的來源時雲：

吾種人來自西方，有可考見者。古書所載盤古生于大荒，莫知其始，抟土引絙，渺邈難信。克比利謂吾國太古民族自加爾特亞、巴比倫轉移東下，近時學者謂加爾特亞蓋即古所謂葛天（餘杭章氏言爾、亞餘音，中國語簡去之遂曰加特，亦曰葛天），巴克者，盤古一音之轉，西方稱吾民族為巴克民族，即盤古民族。夫地名、人名重譯不齊，審音比附将毋可信。若今裡海西南隅則有巴克地名（諸暨蔣觀雲說），斯又何從邪？吾聞之天皇被迹于柱州昆侖山下（遁甲開山圖），昆侖有名曰巴爾布哈者（蔣廷錫尚書地理今釋），巴爾布哈之音殆與巴克尤近，其為昆侖山本名邪？且帕米爾諸土番稱其酋長亦曰伯克（元和胡祥鑅帕米爾輯略，據薛福成稿本），然則以高山名其酋長，則謂巴克民族即昆侖民族。

黃節在此引用“克比利”（拉克伯裡）的“西來說”，批評章太炎等“謂加爾特亞，蓋即古所謂葛天”“巴克者，盤古一音之轉，西方稱吾民族為巴克民族，即盤古民族”的說法，指出昆侖有名巴爾布哈，其音與巴克尤近，加之帕米爾土番稱其酋長為伯克，故巴克民族即是昆侖民族，這與拉克伯裡所謂的“中國人種來自巴比倫”的說法相去甚遠。如此，黃節雖采用了“中國人種西來”的說法，卻與章太炎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章太炎認為的“西方”是沿着拉克伯裡的路，指向古巴比倫地區，而黃節卻進行了轉譯與改造，認為“西方”在昆侖山。他們對華夏人種的追索，不過是試圖重新塑造有别于傳統的夷夏觀，傳統《春秋》中的夷夏之辨是以地理、族類為标準來劃界的，而章、黃二人卻從人種源頭進行考察，以人種之異來劃定夷夏。

徘徊于排滿與反西之間

章太炎、黃節利用西方人種論來建立新的夷夏觀，意欲何為？他們并不是一時興起的，而是有明确的内在訴求。章氏意在排滿、反滿，并不反西；而黃節卻排滿與反西兼而有之。

章太炎指出滿洲亂政之由在于其天性習慣所緻：

且今所惡于滿洲政府者，非在制度不良，在所好與所令異。若就其法令成文以斷今之政事，則一命以上，比屋可誅，亦非清律所能容亦。而是以不可禁者，肉食之性，天縱貪饕，務在上下容隐，比周為奸，久之則反以簡易寬容為長德。故滿洲之亂政，非自其法令成，自其天性與習慣成。

他在給康有為的書信中斥滿洲為異種賤族，非華夏之族，亦意在逐滿、排滿：

無他，亦曰異種賤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所為立于其朝者，特曰冠貂蟬、襲青紫而已。其為滿洲之主則聽之，其為歐、美之主則聽之，本陳名夏、錢謙益之心以為心者，亦二百年而不變也。然則滿洲弗逐，而欲士之争自濯磨，民之敵忾效死，以期至乎獨立不羁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浸微浸衰，亦終為歐、美之奴隸而已矣。非種不鋤，良種不滋，敗群不除，善群不殖，自非躬執大彗以掃除其故家污俗，而望禹域之自完也，豈可得乎？

與滿人相比，章太炎對西方人的态度卻截然異趣，他在《原人》中指出：

如歐美者，則越海而皆為中國。其與吾華夏黃、白之異，皆為有德慧術知之氓。是故古者稱歐洲曰大秦，明其同于中國，異于荦鬻、獂之殘忍。彼其地非無戎狄也，處冰海者，則有哀斯基慕人，灰瑞西、普魯士而有之者，則嘗有北狄，俶擾希臘及于雅典者，則嘗有黑拉古利夷族。夫孰謂大地神臯之無戎狄？而特不得已是概白人爾，戎狄之生，歐、美、亞一也。

在章太炎看來，歐美亦是中國，隻不過與中國有黃、白之異，與中國一樣，歐美亦有夷狄。從種族上，章太炎俨然将歐美與中國視為相同的尊貴的地位。

既然黃節以中國人種西來說為基礎，論證華夏人種來在于昆侖山，那麼自然将滿族、西方人排除在外了。他在《攘彜》中說：

區亞洲種族凡六，而吾黃族實居其一，四千年曆史之人種為最貴矣。環吾族而處者于北曰狄，厥種為犬，于南曰蠻，厥種為蛇，于東北曰貉，厥種為豸，西曰羌，厥種為羊人。

黃節言“吾黃族”在人種上為最貴，其他地域分别以犬、蛇、豸、羊人視之，其中東北亦在此列。東北乃滿人發迹之地，黃節在此亦暗指滿人，作人種上與漢人的區分。不但如此，他接着還将周邊的部落、國名、所竊據之地、興亡時間列于文後，亦将女真歸為“豸”類。他在《防漢》中批評女真人對漢人的壓制：

女真人入主中夏，懼士民懷貳，始創屯田軍，率其種人，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戶授田，使自耕種……慮胡漢相鬥，乃令種人自為保聚其土地，與民犬牙相錯者，互易之，使各有界别而禁種人學為漢人，又禁學為南人之服飾。

黃節于此處揭露女真入主中原後，立屯田軍制度，為防止胡漢相鬥，進行土地上的區分，“禁種人學為漢人，又禁學為南人之服飾”。他在《黃史》的總叙中說：

迄女真遂奄中州而有之……《春秋》之義，不可曠年而無君，然則今日修史，獨可曠二百餘年而無國乎！黃史氏曰：悲夫，吾國史之羞也久矣乎！中國之不國也而何史之足雲。

黃節在此隐晦批評滿清統治的兩百多年，對中國文化的控制與曆史記憶的清除，導緻國之無史，“中國之不國”。東北乃滿人發源地，而女真乃滿人先祖，黃節并未明确直指清人、滿人，但含沙射影，通過讨論東北、女真，從種族、土地制度、服飾、氏族、文化等方面強調中國人（黃族）與女真之别，顯然所指在滿清，意在排滿、反滿。

與此同時，他從種族、制度層面，指出中西之間的差異。黃節對“醉心歐化”開篇就有批評：

海波沸騰，宇内士夫，痛時事之日，亟以為中國之變。古未有其變，中國之學誠不足以救中國，于是醉心歐化，舉一事革一弊，至于風俗習慣之各不相侔者，靡不惟東西之學說是依。

他對“中國之學誠不足以救中國”予以反思，且反思、檢讨當時時尚的“醉心歐化”之風，隻是“舉一事革一弊”。他《國粹學報叙》中說：

吾國學者，不在泰西，而在日本乎！何也？日本與吾國同文而易殽也。譬之生物焉。異種者，雖有複雜，無害競争。惟吾同種異類者，雖有競争而往往為其所同化，泰西與吾異種者也，日本與吾同種而異類者。

黃節在此表明，學習日本，而不應學習西方，原因在于“日本與吾國同文而易殽也”，“泰西與吾異種者也，日本與吾同種而異類者”，他采用“同種”與“異種”觀看待日本與西方。

他在《尊王攘夷大義發微》亦說：

泰西民族主義洶洶東侵，于是愛國之士辄欲辨識種族而先行域内，則涉于政治者亦有一二，然斯誼弗明，為舉世所害。

黃節表達出對西方的民族主義的防範，必先“辨識種族”。

章太炎、黃節移用西方學者的中國人種西來之說，試圖從人種差異角度，重新塑造新的夷夏觀，突破了傳統夷夏之辨以地理空間、族類為據的定準，這不得不說是一種新的嘗試。章太炎與黃節的分歧之處在于對“西來”的“西”的不同了解，章氏完全接受了拉克伯裡的說法，西在巴比倫；而黃節卻加以改造，認為西在昆侖山，這就直接決定了他們對滿人、西方的态度。他們的共同之處是将滿人成功排斥在了華夏之外，滿足了排滿、反滿訴求；而不同之處，就是對西方的态度别為兩途了，章太炎将西方與中國等而視之，黃節卻走向了反西。

對于拉克伯裡所提倡的中國人種西來說，章太炎的完全接受與黃節的某種程度的接受，于排滿、反滿而言，是一個頗為有利的武器，然似乎如此比附西方，完全歸服于其一套人種論的說辭，使得華夏民族的主體性喪失了。除此之外，亦會造成華夏諸民族之間的對立與斷裂，辛亥革命以後，清室覆滅，民國肇建，章太炎、黃節塑造的夷夏觀産生了新的問題，如何将滿人重新納入到華夏系統之内成了新的課題，章、黃二人通過人種學說建立的新夷夏觀也随之失去了作用。可見，西方的思想資源并不是一抓就靈的靈丹妙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