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美
19世紀末，德國《法蘭克福時報》記者保羅·戈德曼的中國之行，記錄了晚清通商口岸城市社會風貌的方方面面，也給今人留下了李鴻章、張之洞、榮祿、譚鐘麟、蔡鈞、王存善等人物的時代剪影。百餘年後，戈德曼當時留下的文字被重新發現、翻譯，以《1898年的夏日：一個德國記者的中國觀察》為題，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中譯本。一個德國記者對清末官場和社會的觀察，總不免帶有一些偏見，但換個角度看，他的觀察和分析也多有獨到之處，常常是中國人自己容易忽略和熟視無睹的。戈德曼的遊曆和采訪，展示了1898年前後中國社會的一些原始樣态，具有獨特的史料價值。
《1898年的夏日： 一個德國記者的中國觀察》
[德]保羅·戈德曼 著
吳偉栗 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古董店裡淘出寶
《1898年的夏日》原始德文版圖書的發現者是旅居德國的華僑吳偉栗。他在歐洲學習、生活多年，每到一座城市都喜歡去看古董店和郵票店。徒步古老的街道尋覓曆史痕迹，是他在外旅行的最大愛好。
2011年的初秋，吳偉栗第一次前往地中海的亞得裡亞海岸，意大利東北部邊境港口城市的裡雅斯特引起了他的興趣。這是一座曆史悠久的城市，保留着很多原始印記。吳偉栗沿着古老的街道漫步前行，來到一家古董店前。在那裡，他意外發現了一本德文名譯作《一個夏天在中國》的舊書，裡面全是古典字型的德文。回到法蘭克福後，他立即把書拿去請人翻譯，發現這是德國記者保羅·戈德曼對1898年中國社會的描述。
1898年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重要的年份。一場戊戌變法震動全國，至今仍是史學熱門話題。這年3月6日，清政府與德國簽訂了《膠澳租借條約》，德國通過該條約租借膠澳(即膠州灣)及其周邊地區，山東成為德國的勢力範圍。4月10日，戈德曼受《法蘭克福報》指派，從意大利熱亞那港出發，對中國進行采訪。
《膠澳租借條約》
保羅·戈德曼，1865年1月31日生于德國布雷斯勞市(現為波蘭弗羅茨瓦夫市)，1935年9月25日在維也納去世。他是奧地利、德國新聞工作者，也是旅行作家、戲劇評論家、小型戲劇作者。戈德曼父親是當地的商人，母親是家庭主婦。他在德國布雷斯勞大學法律專業畢業，獲得法律博士學位後前往維也納，在他叔叔馬姆羅斯主持的《在美麗的藍色多瑙河》雜志工作。
1892年至1902年，戈德曼在布魯塞爾、巴黎和中國擔任《法蘭克福日報》的記者。1896年，由于“德雷福斯事件”，他與法國反猶太新聞記者盧西恩·米勒瓦之間發生了一場手槍決鬥，最後以放棄告終。
從1902年開始，戈德曼在維也納、柏林擔任《維也納新自由報》的戲劇記者。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還擔任了戰地通訊員。
戈德曼因反納粹而命運多舛。據吳偉栗考證，戈德曼是德意志帝國陸軍元帥、魏瑪共和國總統興登堡的密友，希特勒最怕的人物就是興登堡，年老的興登堡去世以後，希特勒走上了德國的政治舞台。戈德曼是反對納粹的，他選擇出走米蘭投奔女兒躲避，奧地利秘密警察局于1933年8月把他從米蘭抓了回來，這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和不滿。
戈德曼的身份特殊。他從1916年起出任德國外國記者協會主席，他也是該協會的創始人。得知他被捕的消息後，以美國為代表的世界各國記者協會，分别緻信納粹政權，要求公正對待戈德曼。在多方強大的壓力下，納粹政權3天後釋放了戈德曼。出獄後，他被遣返至維也納。1935年9月25日，他在維也納去世，享年70歲，葬于維也納城市公墓。
吳偉栗費盡心力查到戈德曼的資料，并在維也納找到了他的故居，同時在維也納公墓管理處，找到了戈德曼墓地的編号。遺憾的是，由于墓地費用僅支付到1994年6月5日，此後無人前來繳費，墓地管理部門無法聯系上其後人，隻能按慣例給予20年的延期。2014年6月5日，該墓作為無主墓處理，現在墓碑已經不存在了。
曾被納粹列為禁書
中日甲午戰争結束後，西方媒體對中國社會産生了濃厚的興趣，派出大量記者來到中國，戈德曼就是其中一員。此行，他專程對大清帝國的經濟、政治、軍事、司法、出版、宗教等進行考察。
1898年4月，他從意大利北部熱亞那港口出發，乘坐德國普魯士号遠航機械船，由地中海經埃及薩德港、蘇伊士運河、紅海、亞丁灣，遠航至新加坡。此後，他從香港登陸中國大陸，經廣州、上海深入中國腹地。
整個夏天，他先後拜會了廣東總督秘書兼厘金局局長、上海市市長、兩個通商城市的地方要員。他沿長江乘船而下，在漢口、武昌、鎮江等城市都有所停留，對中國鐵路建設中列強資本競争的内幕有所了解。他在武昌考察了德國軍官訓練營，結識了湖廣總督張之洞，記錄了德國工程師與軍事教官在中國工作的全過程。
随後，他又前往膠州灣的青島、威海、芝罘(即煙台)，探訪剛剛納入德國租界的膠州。接着，他從芝罘繼續北上到達天津，通路、參觀了天津武備學堂。此時，北京發生了戊戌變法，他被困天津多日。待北京戒嚴解除，才得以進入北京城采訪。
戈德曼的運氣不錯，此行所見到的中國近代史大人物頗多。在芝罘，他與原清政府駐歐洲外交官陳季同相遇，這是一位曾在歐洲大力推廣中國文化的近代史重要人物。在天津，他采訪了清政府的陸軍總領、直隸總督榮祿。在北京，他拜訪了剛剛下野的李鴻章。
返程之後，戈德曼将自己的中國見聞整理出來，原著于1899年在德國出版發行後，1900年很快發行了第二版。戈德曼為了確定曆史記錄的準确，在再版時根據後來的事态發展做了一些注解。吳偉栗買到的正是第二版，是以，讀者能更好地了解這本書的全貌。
因為作者反對納粹，這本書在德國曾經被列為禁書，納粹時期要求全部銷毀，圖書存世并不多。吳偉栗希望将這本具有重要史料價值的圖書重新出版，是以馬上與德國版權管理機構聯系，他們很快給了書面答複：該書已經過了70年解禁期，可以申請獲得再版的權利。由于原書是古典字型德語，普通人閱讀困難，于是，吳偉栗委托專業人士用了一年時間，将古典德文逐字轉換成現代德文，并于2014年在德語國家出版。時隔數年後，這本書的中譯版終于與國人見面。
獨愛芝罘的海灣
作為記者，戈德曼觀察細緻。他把握住來之不易的機會，從方方面面記錄中國。僅是一座北京城，他就寫了2.5萬字。
他從火車開始寫起，寫到皇城，寫到田野、墳墓、平原的景觀，寫到城市裡生活的人，以及大清帝國都城中無時無刻不展現着的皇權氣派：“火車的其他車廂裡都塞滿了中國人，有些人穿着胸前繡有四方形圖案的華麗長袍。所有這些人頭上都戴着前方有直立帽檐的黑色冬帽。因為幾周前皇帝下了一道換穿冬季服飾的诏命，于是整個帝國，無論什麼氣候，由極北到熱帶南方，從皇帝喜歡的那一天起，都開始進入冬季。在北京的聖上一旦發現，潔淨的北風吹撫過他高貴的鼻尖，那麼他的四億臣民也會同樣感到寒冷，需要躲進溫暖的長衣裡。南方的住民，例如廣東一帶，即使仍在夏季，也必須換穿冬季服飾，因為皇上覺得冷了。夏天何時開始，也會以同樣的方式，通過皇帝的诏命來認定。”
讓人有些意外的是，戈德曼走訪了那麼多城市，似乎對山東半島的芝罘印象尤佳。用他的話說：“在平淡無奇而生活單調的中國，芝罘算是一個令人十分喜愛的地方。”
在他筆下，芝罘的風景不像青島那樣開闊自由，是以山和海之間的所有建築全都擁擠在一起。不過這份擁擠卻不顯得拘束或沉悶，因為山之外是無邊無際的海洋。夏日裡，芝罘海灣的海水時不時呈現一片蔚藍，像極了意大利的海水。特别是芝罘對面有山駐足的海濱，形成了一個深藍色的海水區。山腳下的村莊在他看來很像意大利的卡普裡島。
戈德曼很喜歡這裡的環境。“一般說來，芝罘的海灣很平靜，平日裡海面看起來也很平滑，有的時候會有稍許的移動。這裡的空氣幹淨極了，陽光普照。每當快到黃昏，西邊天空就會出現美麗至極的色彩變換，雲朵全部變成了玫瑰色澤，一道天空藍則會從雲朵中清晰照射出來，陽光這時呈現着燦爛的金黃色。就在太陽西沉的地方，水和天空形成了一片明亮的光影。在海面上行駛的船隻就停留在這片金黃色當中，像極了法國畫家克勞德·洛蘭在他畫中所幻想的那個華麗的風景。”
他還對當地的葡萄酒産業有關注和研究。當初歐洲人來到芝罘後，觀察到這裡的氣候環境适宜種植葡萄，便試着在當地釀造葡萄酒。不過，歐洲人建起來的葡萄園，最後被中國張裕釀造公司收購了。
戈德曼對中國國産葡萄酒期待很高：“中國人非常清楚，品質好的葡萄汁價值幾何，在過去幾年中，他們已經習慣了喝氣泡酒，不知不覺變成了專家，歐洲商人是不可能拿次級品蒙騙過關的。他們可以從口味分辨品牌，清楚地知道帶有金色印記的牌子代表着什麼。現在他們則想自己釀造葡萄酒。張裕釀造公司那裡有一位優秀的、為人親切的、來自奧地利的葡萄酒專家，他曾在紐因堡修道院學習葡萄酒釀造技術。目前，他們已經種植了八公頃的葡萄，種植面積還在持續不斷地擴大。葡萄在中國的烈日下茁壯成長，不久的将來想必我們就能喝到中國的香槟酒了。”
實際上，對芝罘喜愛并非隻有戈德曼一個人。當時，中國所有的通商口岸幾乎都在河口，隻有芝罘直直地連接配接着海洋，這也是為什麼在炎炎夏日時，當地依然可以感受到一絲絲清新。是以，芝罘就成了中外公認的海濱度假勝地。直到後來，離北京、天津更近的北戴河才作為競争者出現。
讀史以明志。時隔百餘年，《1898年的夏日》一書還是能帶給我們許多營養和驚喜。中國與世界，處在一個命運共同體中，需要曆史的溝通、文化的溝通，需要消除偏見，需要互相尊重。這正是這樣一部史料著作在今天出版的另一種價值和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