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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名與惡名并存的刀客
文│王旭
《中國國家曆史·捌》
晚近以來，以陝西省關中平原東部為中心，曾經活躍着這樣一個群體——刀客。他們武藝高強，美名與惡名并存，因親緣和地緣等關系，在一些特定事件中，一部分刀客扮演者保護本土鄉民，扶危解困，反抗貪官污吏的角色，頗受地方群眾敬重。他們的事迹代代相傳，至今仍流為風氣。
與此同時，刀客也是基層秩序的破壞者，他們手持關山刀，交接捕役，些許刀客類同匪徒，燒殺搶掠，為害一方。至清末之際，在地方已構成“刀害”，令士紳及普通群眾苦不堪言。在今天的陝西省閻良區關山鎮，當地許多人仍能講述和回憶起刀客的故事。
刀客的藝術形象
歲月易逝，與曆史上關于其他遊俠的記憶一樣，在時間的沉澱中，記憶不禁寂寞，浮現出水面，時常掀起波瀾，讓曾經的人和事再一次湧現。2000年以後，《關中刀客》《關中匪事》《關中槍聲》等影視作品熱播，百多年前那些活動在渭北平原的刀客們又成了老百姓茶餘飯後的重要談資。以《關中刀客》系列電影為例，電影完美的展現了刀客的俠義形象：
“糞操子、花翎子/ 手裡提着鋼刀子/ 踏遍溝溝坎坎/ 鋤盡惡鬼人渣子/ 七寸子、肉瓤子/ 剛闆兒硬正真漢子/ 熱血奔淌胸腔子/ 拼死要活個人樣子/ 血脖子、馬駒子/ 好身好手耍家子/ 頭挂高杆為面子/ 子孫後代留名字”。
影視劇中的十刀客——糞操子、虎頭、闆镢子、鹞子、花翎子、董二伯、人廚子、肉瓤子、七寸子、黑脊背，他們是關中大地随處可見的莊稼漢、鄉村秀才、鄉間少年、樂人，有的甚至不會武功，有着濃郁的地域特點和深厚的曆史文化背景。如朱熹《詩集傳》所言：“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概，先勇力，忘生輕死”。在他們身上，有着陝人性格中的“生、冷、噌、倔、刁、野、狂、魯”的一面，也有儒家仁義禮智信的外在表征，幾近是完美的俠客形象。
電影《關中刀客》中的刀客形象
但是，影視劇是一種藝術再創作，與真實的曆史仍有距離。在亂世，普通群眾對于刀客存有一種情懷、想象與建構。《關中刀客》系列電影中的故事，就是以曆史上的真實人物為原型以其相關事件為創造資源，對于關中刀客這一群體有相當程度的美化。
忘生輕死：刀客與地方社會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羅馬也不是一夜所建成的。刀客也決非突然形成的群體。自清中期始，原有社會秩序嚴重失控，統治結構與等級階層不斷分化，災疫頻發，流民大批出現，甚于以往，成為社會之痼疾，刀客之濫也正由于此。那麼，刀客究竟是一個怎樣的群體呢？
道光十六年(1836)，曾選翰林院庶吉士，曆任監察禦史、給事中、太常寺少卿的陝西泾陽人徐法績，在其詩文中如是形容：
同州刀客昔無之，
近日成群市上嬉。
夜間作賊日間賭，
大夥橫行官不知。
毋庸置疑，刀客組織的擴大是一個曆史過程，先為小股土匪，後漸成團體。“大夥橫行”，說明刀客規模已經不小，成股出現。“官不知”并非一定不知，說明官府最初并不把刀客當回事。嘉慶末年至道光初年，徐法績因守制家居，後其家遭遇盜匪劫掠，在其與泾陽縣令毛有猷的私人通信中也言及刀客。彼時關中地區刀客之興、狂、亂、衆，地方社會風氣之崩壞可見一斑，幾成刀害。
追根溯源，刀客雖不是一個晚近新生的群體，但刀客勃興卻在晚清。刀客發轫于乾、嘉年間，成熟于道、鹹之際，而盛于同治回亂、清末“民變”風潮與辛亥革命之中，被清政府稱作“刀匪”。因刀客活動範圍大體集中在關中地區，故又名“關中刀客”。
時間和記憶的久遠，導緻刀匪形成的原因，難以追溯，故衆說紛纭。有學者認為，刀客是漢代之“朱家、郭解”、唐代之“五陵年少（英少）”的“流風餘韻”，曆代相傳流為風氣，重俠崇信，是秦文化尚武、任俠之氣的留存；也有學者認為，刀客興起于清道光、同治年間、西北“回亂”之時，陝西漢民為求自保故，聚集親族，招兵買馬，反抗回撚之暴行，所組織的自衛團體和堡寨護衛，這部分武裝力量遺存下來，進而形成刀客；還有學者認為，刀客是鴉片戰争之後，社會轉型導緻經濟衰微，鄉村危機擴大，流民增多，刀客群體由此發轫。
總之，刀客的産生，遵循合力論，不是線性、單一的因素所誘發，是多個因素交雜的産物。其根本原因是不斷激化的社會沖突。沖突催生着民間諸種力量和各色群體的暗中組合與結社，成為正式社會結構和等級劃分之外的社會存在。刀客成員集聚逐漸形成刀客會，其支派與哥老會、啯噜類似，因地區差異且無統一組織，有各種名稱，名目繁多，但規模小于哥老會、啯噜等秘密會社。這些組織及其支派組織不斷吸納着成分複雜、動機各異的流民——失業者、亡命之徒、乞丐、地方零散兵弁等，逐漸發展壯大，自覺與不自覺的介入地方社會生态和格局，成為塑造地方社會風貌的多元力量中的一個環節。
哥老會忠義堂
刀客會其成員大多投師拜友，學拳術，練擊技，攜利刃遊行于同輩之間，義氣交往，彼此間俠義相助。刀客會有一個類似于首領的人物，頗具匪氣，一般都稱之為“某某哥”、刀首或其他有地方特色的綽号。大荔縣李牛兒（滿盈）、朝邑刀首甲午兒、興平縣劉三、富平縣王寮鎮刀客段學義（四煽狼）、楊鶴齡（白煽狗）、段三多（草上飛）、柳紅（紅老九）、宮裡石象坤（仄楞子）、嚴錫龍（野狸子），這些刀客的綽号，具有強烈的地方文化特色。
在“刀首”以下的人，都是兄弟班子，平素圍繞着他活動。會衆廣泛，散居各處，集體行動以成股的形式出現。他們自稱“孝義家”、“憑信家”等，形成“一攤”，結伴營生。某些刀客首領亦收“義子”，如王獅子（振乾）收嚴飛龍為義子。刀客首領來源廣泛，有貧苦下層群眾，也有不少地方士紳豪強。道光年間，刀匪趙恩科子、史雙兒等人先後聽從武生馬得鳳等人奪犯拒捕。朝邑縣刀客，後為陝西東路刀客之首的王獅子曾中武秀才。辛亥革命中對白水光複起到重要作用的刀客高峻，便是地方豪強團紳，在當地組織團練武裝。
刀客們崇尚俠義，采取“開山立堂、叩拜宣誓、結盟拜會”的方式招募會衆，尚氣概，忘生輕死，鼓吹義氣至上，替天行道，具有一定道德預設。部分刀客浪迹民間，路遇不平，勇于拔刀相助，雖犧牲性命，也在所不惜，且不濫索代價，事息隻供一席茶飯而已，因而得到了當地群眾的贊揚與愛戴。
渭南“刀客頭”趙銀娃手下的陽生，做了壞事，趙就對他說：“你知道的，該怎麼辦”。随即趙銀娃給陽生小刀一把，令其自處，陽生坦然回答：“大哥你要活的，還是要死的？”說着，便從自己腿上割下了兩片肉，撂到地上喂狗吃。雖是小說家表述，亦可見刀客之習慣。陝東刀客領袖嚴孝全曾說：“誰替老百姓辦事，我們就跟誰”，這使得部分刀客美名遐迩，在地方社會頗有威望，頗受群眾擁戴。
如何生計：刀客的生存問題
對于一個合格的刀客首領來說，保證“弟兄們”吃飯是得以服衆的前提。但刀客會組織之間大都規模大小不一，聯系薄弱，分散在陝西各處，總會與支派之間無絕對統屬關系。刀客會組織的分布空間以潼關以西、西安以東、渭河沿岸較多，多分布在盩、鄠、乾、武、扶、郿、岐、鳳、寶、隴、華、潼等十數縣，關西地區（寶雞）和陝南地區亦有散布。少數刀客與豫西、湖北會黨常有結連。
對于刀首來說，如何利用所屬區域的資源來獲得經濟利益，實作刀客組織的生存目的，是面臨的首要問題。普通群眾則身為匪徒或刀客，與地方經濟起落休戚相關，多是生活難以為繼者不得不選擇的生存政策，殺身成仁、舍身取義者畢竟隻是少數或樸實的想象。在傳統的社會形态下，刀客及其組織者多為聚集地中心周邊村落的村民，有顯著的親緣與地緣表征。而鐵匠、木匠、樂人、屠夫及其他失業者的自發聯合，基本具備“業緣”特征，彼此之間存在互動與認同。大部分刀客遊居不定，無正式職業，其謀生之行業，大緻有四類：
1.鹽客：清朝實行鹽專賣，由于層層擡價，價之高足以讓民賣兒女，質之差摻了過半的泥沙。刀客組織在富平與蒲城比鄰的鹽灘地區，以販鹽為生，維持自身生計及組織運轉。
2.镖客：主要是護送當地商旅，防止路遇盜匪劫貨，通稱保镖，主要在茶行、水煙行、米行、糧行居多。
3.賭部落格：在一些民間集會上排賭博，大則設賭棚，小則排賭攤，掌紅吃黑。當然，有些刀客在賭博中很講信用，絕不輸打赢要。
4.土匪或遊寇：不少刀客未被刀客組織吸納，也未被社會組織所接受，隻能落草成匪。
清末街頭的賭部落格
刀客群體一般是無地或少地的農民、佃戶，其生計與生存之間是同一關系。但不可否認，刀客群體中不全是“仗義行俠之流”。部分刀客因亂而起、趁火打劫、為非作歹并橫霸一方，亦非僅見。他們把持着一方經濟，極為危害基層秩序。
如閻良的刀客“老五”(張興五)，為“牛刀客”張明軒之弟，成為當地一霸，在鄉裡網絡爪牙與打手30多人，橫行不法，拼命斂财，搶霸田産，破壞鄉村秩序。在閻良鎮有商号6座，經營棉花、糧食、百貨等日用商品，操縱着閻良鎮的經濟。同時，在鄉鎮大擺賭場，見十抽一，大發其财。民國後期，基本控制了閻良鎮公所。
再如著名的“郭自興殺四門”事件。1911年10月22日，郭希仁在油槐曹楊村起義，率衆光複臨潼。當時駐關山的縣丞署人員即作鳥獸散，關山随之處于無人管理狀态。散居關山的一夥“刀客”乘機而起，明火執仗，搶劫行兇，拉群衆的牛，綁客商的票，敲詐勒索。消息傳到臨潼、西安後，郭自興奉命于1912年4月初回到關山，雞毛傳帖于各村，動員各村丁壯數百人。大家手執土槍、刀、矛等，逮住當地有名的刀客粘眼老常、李老四、劉春成等4人，将其推到城門殺了示衆。當地匪徒、歹人一時震服，地方秩序也為之一甯。
1918年，陝西韓城群眾合力擊斃“野狸子”嚴錫龍事件，也說明了一些刀客的作為不受群眾擁護。嚴氏時任王銀喜的部下，賦役嚴苛，常下鄉派款。民間有“委員到縣，百姓打顫；委員下鄉，百姓遭殃”。至十二月，南鄉三團（孔樂團、勇盛團、公益團）團正與當地村民密謀襲擊嚴氏，使其當場死亡。當地文人高士龍作《嚴錫龍見斃于韓民論》，言韓城群眾受刀客“剝削之苦已非一日”，其行類盜賊，“身之亡也，以作惡亡，亡有餘責”，死有惡名，以合天理之昭彰。
這一類刀客，非生計或生存之故而為害一方，富江湖流氓習氣，惡名流傳，渭北地區普遍存在，蠻橫民間，歪邪兇殘，不受陝民待見。當地人憎其行徑，稱他們為僞俠、賊棱子或仄楞子。
暗流湧動：刀客與辛亥革命中的陝西
刀客如同一把利劍，直指漩渦的中心。刀客的萌生與消亡，皆與地方政局息息相關，甚至處于風口浪尖，不少刀首成為時代的“弄潮兒”。清末的崩潰是“由内而外”的，基層秩序的失範使得社會控制發生不可遏止的衰退。在晚清幾次大的政治變局之中，刀客組織于暴動——革命之間糾葛不清，界限并非泾渭分明。
基層反抗不斷侵蝕着清王朝的統治根基，自道光年間到清朝滅亡，大荔縣李牛兒（滿盈）、蒲城縣王敢鳴、郭東生、蒲城縣金祥、朝邑刀首甲午兒、華陰郭秀娃、興平縣劉三、朝邑縣王振乾、渭南王銀娃、關山鐵匠于敏忠、蒲城楊九娃（虎城）等陝西刀客，分布于陝西各地，與官府的鬥争從未停止。至光、宣之時，刀客已經遍及三秦，俯身于最底層的社會暗流湧動，并且擴充至河南、湖北、四川、甯夏、甘肅、山西等地，超越區域界限，成為省際之間不容忽視的一股地下力量。
至辛亥革命之時，在陝西主要有兩大地下組織：哥老會和刀客會。與哥老會這樣成熟的組織相比，刀客會勢力遜于哥老會，且沒有比較明顯的政治取向和利益訴求——追求果腹、維持溫飽為大部分刀客參會之目的。但與哥老會相類似的是，刀客會基本上是和當時的清朝官府對立的，不斷反抗官府，官民沖突尖銳，成為革命黨人積極争取的對象。也正因為刀客群體具有這樣的“革命性”，刀客會才有了參加辛亥革命反清統治的訴求與可能。
辛亥革命自開始到結束，刀客組織即在其中發揮了特殊的作用。由于地緣和親緣關系，刀客引領群眾，民變蜂起，“一時泉湧風發,如銅山西崩，洛鐘東應，關中四十餘縣數日之間，莫不義旗高揭矣”、起義形勢如“如春草之怒茁、如初潮之湃動”，平地波瀾，釀成社會激變，辛亥聲勢由此壯大。
著名刀客王獅子、王一山、高峻、王緒朝、黨玉琨、黨海樓、白喜、馬長命、馬豁、崔式卿、楊衰、王興奎、曹育生、李兆祥、胡彥海就直接或間接參與了辛亥革命。不少刀客組織及支派在革命前喂養戰馬、制造炸彈、積蓄軍備，為起義做先期準備。東路節度使陳樹藩所屬朝邑刀客嚴飛龍(孝全，字子青)、渭南刀客嚴紀鵬(綽号白翎子)兩個标，北路招讨使井勿幕部、胡景翼所屬富平刀客王守身(黑脊背)、胡彥海(胡老六)、馬正德(馬老二)、石象儀(冷饞)及零散刀客等營，參與了辛亥革命。胡景翼建立的“渭北複漢軍”，其來源大多是富平刀客。朝邑、富平、潼關、同官、禮泉等多地光複，均與刀客有莫大關系。不少刀客首領在革命中犧牲，陝西省政府成立後，也有不少刀客首領皆有職任。
刀客組織參與辛亥革命，與同盟會經營和孫中山的西北政策相關。同盟會成員井勿幕，自1905年秋自日本歸國後，受孫中山委托，與胡景翼共同策劃陝西的革命運動。1906年春，井勿幕、李仲三在三原北極宮某宅召開會議，決定聯合會黨。1908年，同盟會陝西支部（分會）通過與刀客“化除其私見，以開釋途轍”之決議，“井勿幕聯結三秦遊健者，由是秦中革命潮流趨合為一”，使刀客組織“相息相養”，而“渭北潛勢力以成”之狀态。同盟會與各個地下組織聯合，當時合稱“同盟堂”。1910年7月9日，各個組織領袖在西安大雁塔“歃血為盟、共圖大舉”，結盟者稱“三十六弟兄”。後主要由李仲三、胡景翼、尚武、尚天德、寇遐等人，結連渭北刀客、哥老會等下層群衆力量，“以期集事”。陝西辛亥革命成功最明顯、最外在的特點就是各種反清力量的大聯合，結成革命黨——新軍——哥老會——刀客會幾種反清勢力的政治同盟與起義結構。1911年10月22日，“衆流彙合，群情一緻”，各種勢力集合，西安光複，攻入八旗及其家屬的駐地滿城，革命方得以成功，陝西成為北方響應武昌起義的第一個省份。正如1909年8月25日《彙報》所言，“陝西關中的刀客、哥老會、義和拳黨羽，布滿渭河一帶，邠、乾、武、扶、郦、岐、鳳、寶、隴、華、潼等東西十數州縣”。各種地方組織盤根錯節，勢力之大，可見一斑。
楊虎城
愛國将領楊虎城，自幼因其父親楊懷福被仇家誣陷遭官府殺害，與同鄉成立“孝義會”（一個喪葬互助合作組織），并憤而投身于刀客組織。後與一批志同道合者新組“中秋會”，所部紀律嚴明，不擾民間。辛亥革命時期，楊虎城率部參加革命隊伍。之後陝西靖國軍成立時，第一路軍郭堅（振軍）與刀客會過從甚密，他的兵源編組就主要以“刀客”為基幹，在之後的護國、護法戰争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刀客群體來源龐雜，成員廣泛，農民、鐵匠、煤炭工、地方胥吏、團紳、團丁、私塾教師、道士、藝人等，都有可能轉為刀客，群體的多元來源決定了群體的組織追求的多元化。辛亥革命之際陝東刀客為渭南知縣楊調元之忠義所感動，有共同保城以抗起義之舉，其組織複雜性由此可見：
“八月十九日，武昌事起，洎九月朔，陝變繼作，諸守令靡所為計，多委而去之。楊獨毅然，謂守土吏當與城存亡……陝之東境沿渭南北有所謂刀客者，皆椎埋屠沽輩，殺人報仇，數冒縣官法，然頗有限制，不甚為暴鄉裡。至是，感楊義，争自效，誓以死衛桑梓，數日間，集者萬餘人，檄邑紳韓有書統之”。
這就是真實的刀客群體，“如魚得水，冷暖自知”。他們沒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導緻其行徑在在暴動-革命之間糾葛不清，沒有顯著的革命意識，也不具備革命的自覺性。到了民國後期，留存下來的刀客和匪類基本無異，暮氣沉沉，漸向消亡。
銷聲匿迹：刀客的歸宿
盛極而衰，這是難以規避的鐵律。辛亥之後，除個别刀客首領及其追随者堅持遊蕩外，或舊或新、如山如海、真假難辨的各色刀客們，大部分通過戰争形式，逐漸轉化成新軍或地方軍閥。如1926年二虎守長安、前陝西督辦李虎臣，其綽号徑兒老四，便曾是刀客一員。
前排左起第二位為李虎臣
而未被“正式組織”吸納者，遊蕩不定，一部分轉化為散兵遊勇，唯利是圖，武斷鄉曲，服務于地方社會各色勢力；另一部分刀客上山入夥，落草為寇，盤踞一方，其中不乏流氓地痞，抽大煙，搶家掠貨，欺壓無辜，蠶食瘡痍地方社會、撕裂基層秩序、危害大于零星的散匪，成為陝西匪患的一部分，也是社會動亂的極不穩定因素。
刀客的勃興，美名與惡名共存，與基層秩序失範、社會轉型暗合。曆史之複雜與流質易變，在實際事件的展演中漸次明晰，道義與生存是二分的，刀客在暴動——革命之間糾葛不清。關于刀客的叙事問題，基層反抗天然正義，而刀客存在大量想象、建構的成分，近乎一個完美形象，而實際是很複雜的。民國成立後，由于社會環境變易，刀客逐漸失去存在根基與條件，這一群體也蛻化變質。無須諱避，刀客之行徑，不能單純用正義或者非正義囊括論之。跳出革命史觀叙事範式和地方文化情結，對于刀客的評介，在這一視角上，具有多元性和複雜性。
刀客遊離于傳統社會格局之外，處于社會結構中的邊緣，是參與晚清民變及辛亥革命諸多會黨和地下勢力的一小枝。着眼于全國，這一群體有些“不足道”，但卻在近代西北舞台上扮演了微妙糾葛的角色。透過窺探刀客這一群體的流變，也是地方社會變遷的一個側影。
時來天地多運轉，運去英雄不自由。由于刀客自身具有複雜性和不穩定性，在時代變易的軌程中，經過戰争消耗、職業分化、工業吸納、慈善收容、依附軍閥、土地革命、軍事鎮壓後，這一區域組織才逐漸銷聲匿迹。
往事經過曆數，逐漸在目，猶如雨絲風片。刀客組織已然成為陳迹，刀客的嘶吼與飛檐走壁也僅可見于熒屏之上，然而關于刀客的故事仍流傳甚廣，不斷再現。如今，刀客們口喊秦腔、背攜鋼刀、武藝高強的形象，經過民間的不斷渲染、建構、想象和藝術加工，逐漸成為一個個脍炙人口的故事和群眾共相的曆史記憶。
-完-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号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