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19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學術史研究群在中國曆史研究院梨洲廳舉辦迎春座談會，主題為“學術史研究的回顧與前瞻”。本次座談會由近代史所羅檢秋研究員主持，來自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及近代史所各研究室的20餘位學者與會。
會議現場
座談會由主持人羅檢秋研究員作引言緻辭，他在發言中首先介紹了學術史研究群的成立緣起與背景。羅檢秋指出，學術史是曆史學領域中的一個傳統研究分支，并與思想史、政治史、文化史、社會史等各領域研究緊密相關。當今學界有關學術史的研究資料愈加宏富，研究手段推陳出新，跨學科、跨領域的研究成果日益受到重視。在這一背景之下，近代史研究所将借助學術史研究群的建立，進一步凝聚學術力量，加強學術交流，增進同仁友誼。
本次迎春座談會即為學術史研究群組織的首次活動，分别邀請到近代史所馬勇研究員、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戚學民教授和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院張昭軍教授作主旨報告，近代史所各研究室學者代表作交流發言。羅檢秋希望各位學者能立足不同的關注視角與研究專長，對學術史研究的既有成績與未來方向進行多層面、全方位的回顧與前瞻，進而拓展研究視野與思路，探索學術方法與治學門徑，共同推動學術史研究的外延與深化。
羅檢秋研究員
随後，本次座談會進入主旨報告環節。第一位發言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馬勇研究員結合自己的治學經曆，介紹了中國學術史領域中章太炎研究專題的情況。馬勇從1980年代初期在複旦大學攻讀碩士開始，就已經關注到章太炎其人。1998年後，他又以近代史所所藏史料為中心，重新開始系統閱讀章氏的著述文章，後陸續整理出版了《章太炎書信集》《章太炎講演集》等書目。馬勇認為，章太炎是研究中國學術史的一位關鍵人物，他既是對中國古典學術進行全盤清理和批判的最後一人，同時又開啟了中國現代學術的建立之路，培養出及門弟子黃侃、錢玄同、朱希祖等著名學者，是以，章太炎可謂是中國學術史上不可能再出現的人物，他的思想幾乎涉及到中國學術的全部内容。然而，對于當今研究者而言，要了解和進入章太炎的思想世界和學術世界，還需要自身較為充實完備的知識儲備量，這就對研究者的學術訓練提出了很大要求。
針對這種狀況，馬勇分享了個人研究章太炎的一些思路設想，他指出，章太炎引進介紹了許多近代西方和日本的西學資源，尤其是牽涉到有關西方古典哲學思想的内容，是以未來學術界應當重視對于章太炎與外來學術思想勾連部分的梳理闡發。此外，章太炎學術思想研究中還存在許多值得進一步開掘深入的專題，如章氏對滿洲建國史的研究、章氏對晚清出土的曹魏三體石經的考釋問題、章氏的政治思想研究等，這些話題對了解章太炎的學術形象具有重要意義，需要新一代研究者繼續深耕細作，貢獻出更為精彩的學術成果。
馬勇研究員
第二位發言人、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戚學民教授從個人長期研究嚴複專題的角度出發，強調了對于中國學術現代性起源這一時代命題的重視。戚學民認為，近百年前的中國學術界從儒學研究開始起步，出現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學術革命”，如嚴複這樣的近代中國學術史開山人物，大多受到了以19世紀末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為代表的西方文化思想氛圍的熏習，他們在一個變局時代的前夜，希望借助學術之道來把握世界和時代的潮流大勢，并颠覆清代以前傳統中國學術的正統地位。是以一位學術先行者因變局時代脫穎而出，并反之造就和推動了自己所身處的這一時代，正所謂人能弘道，道亦弘人，兩者互為影響，彼此增益。
基于對這一背景的整體性把握，戚學民介紹了自己近10年來針對清史《文苑傳》《儒林傳》的研究情況。這批文本的形成牽涉到清代以來許多複雜的政治、地緣與文化上的制衡與博弈因素，并不單單是一個學術問題，而是與社會史緊密關聯的現實話題，這啟發當今研究者要對中國學術史的形成過程和整體脈絡加以重新考察和反思。與此同時，戚學民還指出，我們不應當低估近代以來中國學術全球化現象的程度，當時東西方的學術交流實際上是非常頻密的，如嚴複等人對于西方學術的研習和譯介活動，還需要進一步挖掘和整理，我們應當立足更為宏闊的視角來考察和審視全球學術交流，進而以新穎觀點重寫中國近代學術史。
戚學民教授
第三位發言人、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院張昭軍教授集中總結了中國學術自身的傳承性與獨特性。他認為中華文化史的核心之一是學術史，不談學術史就難以說清中華文化的特征特色。然而，東西方文化中所生發出的“學術”傳統不同，每個研究者自身對于“學術史”的概念了解也不盡一緻。在張昭軍看來，中國學術的獨特性可以概括為人生主義，重視實用，其核心是關注人倫日常，強調知行合一，這與西方科學的客觀抽象思維形成了差異。同時，中國學術還是一門極為強調文史哲綜合性的學問，往往落實在具體的人事關系之上，講求代代相傳、承繼闡釋的治學傳統，并不适合用後入之見的現代分科學術體制加以細分研究。
自進入近代以來，中國學術界出現了一代代開風氣之先的前輩學人，張昭軍将其中的代表人物劃分為四個代際，第一代是清末民初之際的章太炎、劉師培等人，他們的治學長處集中在國小和諸子學領域，但也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的局限性。第二代是梁啟超和胡适等人，他們深刻影響了今人所了解的“國學”概念，其奠基作用不可忽視。第三代是錢穆，他以史學立場研究經學，從大曆史眼光發現了許多前代學者沒有看到的學術問題。第四代是侯外廬，他對史料的掌握能力極強，又有着現代社會科學的知識根底，學科視野開闊，從唯物史觀、社會經濟等視角重新解讀了中國學術史，值得今人重視其學術貢獻。總的來看，每一個代際的學者在治學上各有所長，層層深入，當今研究者對于前輩學人的評價也應當客觀平實，持之公允。張昭軍認為，未來我們可以從目錄學、校雠學等中國傳統學術的脈絡與方法入手，提煉其中有益的精華部分，這對當代中國學術的三大話語體系建設也具有重要意義。
張昭軍教授
在主旨報告環節之後，來自近代史所各研究室的學者代表也作了交流發言。
思想史研究室主任鄒小站研究員圍繞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與學術史研究關系問題發表了看法。他觀察到中國近代許多政治人物的理論主張是從其個人學術思想的源流脈絡中産生出來的，需要研究者同時對中國傳統學術資源和西學知識都有着相當積累和清晰把握，兩者不可偏廢，并注意處理好思想話語轉型與學術話語轉型之間的關系，這就對研究者自身學術儲備要求很高。同時，鄒小站認為晚清學人在推動中國近代學術轉型過程中發揮了較大作用，但是如果細緻來看，他們究竟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西學的影響，是一種系統性的引進，亦或是一種片段式的接受，這還需要研究者作進一步的深審細察。
鄒小站研究員
政治史研究室馬平安研究員概括了中國學術史“通、雜、專”的三大特點。他認為，中國學術史首先是一門無所不包、無所不通的綜合性學問，研究者要具備通貫長程的眼光視野，努力打通各研究分支之間的界限禁锢，做到時間上和空間上的貫通。同時，學術史研究内容的駁雜多樣，需要研究者建立一種共通相聯的考察視角，避免出現各說各話的碎片化研究。馬平安希望當今學界的學術史研究名家、專家能夠發揮領軍帶頭作用，帶領年輕人一道，共同推動學術史研究事業的深入開展。
馬平安研究員
社會史研究室主任唐仕春研究員以新中國成立初期來華蘇聯法學專家，在中國參與法學教育和法制建設的個案研究為例，強調了采用學術社會史視角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的重要性。他認為，蘇聯法學專家通過在華親身工作經曆，提升了對于中國法制的認知水準，産生了一批重要的中國法學研究成果，展現了蘇聯法學專家在蘇聯經驗和中國實際相結合上所作出的努力與成效，廣泛而深刻地影響了俄羅斯學者對中國法學的研究。總的來看，這種研究轉向在其他教育和經濟等領域都有所出現，使得當代中國政治與社會開始成為俄羅斯漢學的重點研究領域，改變了俄羅斯漢學的發展方向，證明學術研究與現實社會的互動關聯十分密切，可見學術社會史研究領域仍是一個有待深耕、大有可為的學術園地。
唐仕春研究員
社會史研究室呂文浩副研究員從中國現代社會學史研究角度，讨論了中國固有社會結構與文化積澱對中國學術現代轉型過程中的制約與影響。他認為，五四後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開始強調學術訓練與學術規範，其言論更多表現在專業領域，或是從專業圈内逐漸向外擴充，在讨論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問題時都注重專業知識上的依據。但是也要看到，這批現代學人的思想境界、情感世界與為人處世風格仍然是中國式的，他們從事學術研究的目的在于強烈的時代關懷與現實指向。呂文浩強調，中國社會學史研究應當注重從社會文化視角梳理社會學傳入中國的路徑，以曆史語境的眼光了解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是在何種氛圍之下，選擇了投身社會學研究之中，他們在研究中國問題時吸納了哪些學派或學說，表現出了哪些特征，又是如何以學術研究的方式參與到現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革的改造事業之中，進而揭示中國社會學史的文化内涵。
呂文浩副研究員
近代史所周祖文副研究員圍繞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展開讨論，他通過分析中外學術界對于近代中國經濟GDP總量變化的研究成果，發現傳統中國經濟的衡量标準實際上難以應用西方經濟學的術語概念加以生硬概括，這啟發研究者要積極思考中西經濟學思想概念應當如何作互相化約和對應描述，注意回顧總結傳統中國經濟史研究的學術熱點話題，但同時又能超越學術綜述層面，這也是另一種形式的學術史研究路徑，值得加以重視和探索。
周祖文副研究員
曆史理論所通史研究室主任趙慶雲研究員長期關注20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家與史學研究專題。他認為學術史研究不應當止步于“就學論學”，而要注重對“外史”部分的考察。他以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為例，強調學術史與史學史研究要落實在具體的人與事之上，呈現有“曆史感”的研究。同時，研究者要注意回到曆史語境之中，結合中國現代政治與社會現實因素，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關鍵學術概念加以具體辨析，展現不同學者之間的學術交鋒與分歧，梳理史家是如何在具體研究實踐中了解、接受和運用理論概念。相信通過這樣富有曆史細節的深入研究，将會得出耳目一新、鮮活豐滿的新穎結論。
趙慶雲研究員
史料學研究室張淑賢助理研究員以其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近代江南望族潘氏與蘇州社會治理研究”為題，彙報了課題進展情況。她介紹了有關蘇州潘氏家族的研究現狀與既存史料，考察了潘氏的新舊教育轉換對其家族發展的影響，以及以潘曾沂為原型的《潘公寶卷》的創造、傳播與社會影響。張淑賢表示，接下來她将重點考察蘇州潘氏是如何以血緣為基礎，以學緣、地緣、姻親等社會關系為網絡，創立、維系和發展了一個以生活和學術為中心的文化共同體，進而揭示中國近代學術家族在學術思想和文化傳承中所發揮的獨特作用。
張淑賢助理研究員
社會史研究室韋昊昱博士希望從中國近現代藝術社會史研究角度，為曆史學界考察中國學術史發展的學科面貌與整體圖景，提供來自藝術史領域的鮮活材料與嶄新視角。他認為，自20世紀上半葉開始，中國出現了第一批現代意義上具有西學背景和“新史學”眼光的藝術史奠基學者，他們開始尋求用新問題、新方法與新材料，重新整理和解讀中國古代悠久博大的藝術遺産和舊有傳統，為20世紀中國藝術史的書寫建構出了一套全新的時空架構與表達次元，其研究關懷與近代中國民族國家的概念建構、國民文化身份的認同理想緊密合拍。在這種學術轉型背景的推動下，新派藝術學者開始在一個由新式高等院校、研究機構、學術社團、博物館、美術館、政府文化部門與考古文博組織等現代學術機構共同組成的“學術社會”中生活，這極大地形塑了中國現代藝術史學的學術觀念、學科建制、學術制度與學科面貌，使得新藝術史學研究與20世紀中國的社會運動、文化思潮、精英思想、群眾生活等方面密切勾連。
韋昊昱博士
在交流發言結束後，羅檢秋研究員對本次座談會作了最終總結。他強調中國學術史研究不應僅僅孤立關注象牙塔内的學術生産，有關精英思想與學術觀念形成、傳播、流布與影響的過程，及其與社會文化、大衆風習觀念之間的關系仍然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從這一角度來看，加強對學術社會史的探索，或可成為一條超越畛域、另辟蹊徑的全新路徑，具體可從學術家族群體與學者成長背景研究、學者學術交遊與社會網絡研究、學者情感心态與親情關系研究等面相展開思考和嘗試，進而揭示精英群體的生活空間、思想理念與精神世界，呈現出一種鮮活豐富、生動多樣的曆史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