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叫做中西學術之溝通
作者：劉文典
近二十年來，一般人也漸漸曉得西洋人有哲學，有法學，有政治學，有倫理學，甚至于也有考據，也有詞章；還有那新生的，進步很快、功用極大的社會學。并且也曉得我們中國古已有之的那些學問，在今日這樣的時勢，要專靠他去“修齊治平”，有些靠不住了。是以也很有一班人去研究西洋的文化科學，也很有人能研究到精深的地步，思想界也受了極大的影響，引起了極大的變化，社會上、政治上也驚人地有些變動了。要論自來文明的傳播，精神的方面本比物質的方面遲緩些、難些，現在文化科學既已輸送進來，消化營養雖然還是未知之數，總算在張開口來吃了。這本是很可樂觀的現象。
然而近來卻有一個現象，就是常常有人要做那“中西學術溝通”的工夫。開動口、提起筆，總是說西洋學問的什麼原理，則是中國古時已經有的，哪位聖賢、哪位學者早已經說過的；西洋的哪一科學問，中國古時已經很發達的，西洋學者的哪一句話，就是中國古書上的哪一句話。說到歸結總是中國的古的好；西洋的新的沒什麼稀罕。要說這種“溝通”之心理的起源，實在是對于本國固有的舊學迷信過深，想利用自己“淺嘗”來的西洋科學上的一些知識，來反證中國學問的精微奇妙。由這強烈過度的感情就生出那對于“中學”價值之誤算。這還是很有誠意的“溝通”，至于那無誠意的，老實說一句，就是有心要羅列許多書名、人名、學名，來自炫其“學貫中西”罷了。那無誠意的且不去說他，就是這種有誠意的“溝通”，其結果于治“中學”的、治“西學”的都有惡影響。于他本身的學業，不消說也有不利了。
我在上一段，輕輕地說了一句，“對于中學價值之誤算”，語意恐怕不大明了，這句話是本篇的主旨，不能不說得詳細些，說明白了，自然也就推出個結論來了。
世界上的文明系，細說起來，為數不少，然而主要的卻隻有三個，就是歐洲的希臘系、亞洲的中國系、印度系，希臘是西洋文明的源泉，西洋人的思想大都是以希臘的思想為基礎，從一面看來現代哲學上的許多大問題，都是希臘人提出的，并且當日都研究過一番，下過解決的，現代又重新加以現代式的研究，下個現代式的解決罷了。然而，從另一方面看來，希臘的學術卻自是希臘的學術，近代的學術卻自是近代的學術，各有獨立的精神、特殊的色彩。
印度民族還住在中央亞細亞的時候，已經頗有文化了，後來漸漸南下，一支到了波斯，一支到了印度。波斯這一支的文明，直接與了基督教許多影響，間接使歐洲中國和近世初期的文化生了許多的變化。印度這一支因為土地的關系，文化思想發達得極高極快，成了婆羅門教和佛教，使中國、日本的思想文化起了重大的變更。
中國系的文明，無待我細說了，縱要細說，篇幅也不許的。不過有幾句話，我卻要鄭重聲明，就是中國這民族，縱然是如何優秀，究竟也是一般的人類，其文明的發達，也要和其他民族，循同一的程式，守同一的法則，循同樣的條件。換言之，就是也要循序漸進，也有盤旋曲折，也要文化到了某點，社會狀況到了某樣，才得有某種學說發生。譬如幾個學生，内中這一個，無論他是怎樣的“天縱之聖”，他的學問也要循序漸進，縱是比别人進步得快些，也決不能未學算術就能懂微分積分，未學過無機化學就能曉得生物化學、天體化學，這是個普遍的定理，中國的“古人”也不得而獨外的。
綜觀各系文明的發達，時間上雖難免有些參差，那路徑卻都是一緻的。地理上、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的條件齊備了，那自從原人時代積累來的文化，必然要大起發酵作用，發生一種光輝燦爛的文明。那希臘的文明、印度的古文明、中國晚周的文明，就是在這種條件法則之下産生出來的。後來不久因為民族精神上的惰性，加之條件的欠缺，就一定要衰歇了。久後新得了有利的條件，民族精神複原，就一定又要重興，比先前更有光彩。要是沒有再具備條件的機會，也就會一蹶不振，像那埃及巴比倫就是證例。
要以公平的眼光，觀察這三大文明，可以發見這三系的古代文明有許多處是一緻的。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太古的民族，都是很新鮮、很快潑的，其頭腦裡前人的傳說印得不多，縱然有些，也沒得多大的威權，思想複能自由，而生活狀況相差得又不遠，是以各民族之看自然、看人生，眼光都大略相同。縱然因為地理上的關系，某民族對于某種現象特别注意，下特殊的解釋，然而這也隻是程度上的差異，并非根本的不同，是以兩個古文明有些一緻的地方，這也是件當然的事，毫無什麼奇怪。别人家同我一緻，我同别人家一緻，也并沒有什麼可誇耀的地方。
我的朋友胡适之，著了一部《中國哲學史大綱》，這部書的價值，實在可以算得是中國近代一部Epoch making的書，就是西洋人著西洋哲學史，也隻有德國的Wingband和美國的Thllly兩位名家的書著得和他一樣好。我尤喜歡就是他這書的第一篇裡的幾句話，他道：“我所用的比較參證的材料，便是西洋的哲學。但我雖用西洋哲學作參考資料，并不以為中國古代也有某種學說，便可以自誇自喜。做曆史的人，千萬不可存一毫主觀的成見，但東西的學術思想的互相印證，互相發明，至多不過可以見得人類的官能心理大概相同，故遇着大同小異的境地時勢，便會産出大同小異的思想學派。東家所有，西家所無，隻因為時勢境地不同，西家未必不如東家，東家也不配誇炫于西家。何況東西所同有，誰也不配誇張自豪。”這是何等的胸襟、何等的識見。我看他有這樣的學問、識見，就勸他再用幾年的心力，做一部需要最切的、西洋學者都還想不到、做不到的“比較哲學史”，把世界各系的古文明，做個大大的比較研究。我以為除了這種研究之外，再沒有什麼中西學術的溝通了。
把中國固有的思想學派和其他的文明系做一個比較，說一句公平的話，縱不敢自誇是比人高些，卻也不能說就一定比人低些，曆史上的價值是很重的。然而，其價值卻隻限于曆史上的，因為中國的思想學派，自從嵌入鐵鑄的模子以來，雖然不能說是絕無變遷，絕未進化，畢竟未曾有過根本的改革，産生過新文明來。中國近代的學派思想和古代的學派思想，雖然不一樣，然而畢竟是經過幾番變遷的舊思想、舊學術，決不能算脫過胎、換過骨的新思想、新學術，我固然不敢妄自菲薄，說他毫無價值，卻也不肯過分恭維，說他在曆史上的價值以外，還有和近世學術同等的價值。
現在那許多“溝通家”。要是把中國古代的思想學術和西洋古代的思想學術溝通，研求當中的一緻點，互相發明參證，這本是一件極好的事，我們哪敢反對，隻有歡迎。無奈他們大多數都是誤算了中國學術的真價值，始終把中國古代的學術思想看得和西洋近代的學術思想是個對峙的、匹敵的，硬要把兩個不相幹的東西望（往）一起拉攏。既忘卻本國學術的價值，把别國學術的價值又沒有看清楚，是以費了老大的氣力，其結果還是一場毫無意義的徒勞，或竟是許多令人發笑的喜劇。
西洋近代的學術，不但和中國古代的學術不同，就和西洋古代的學術也不是一樣。要細論西洋近代科學的方法、性質，就成了"科學之哲學"(Philosophie der Wissenschaft)一個專科，非專門名家著一部大書，說不清楚的。單是粗粗的說來，先要把所經驗的對象各從其類聚在一個“類概念”之下，這第一步的工夫就叫做分類(Einteilung)；再把各類所有的特征分析開來，以其類概念為主部命題的賓部都說出來，這第二步的工夫就叫做記述(Beschreibung)；做到第二步工夫，才算略具科學的雛形，這種記述的科學(Beschreibung Wissenschaft)的價值還沒多大，要再進一步求得其中的原理，加合理的說明，才算得這種說明的科學(Erklarende Wissenschaft)，還更要能“利用厚生”，其價值才算高貴，不論自然科學、精神科學(Geistes Wissenschaft)，都是要如此的。近世“學”這個名辭的定義，雖然是各家各派都有不同，然而至少總要是“有系統有組織的知識”才能當得起的。從這種嚴密的意味來說，中國學術在今日科學界的位置和價值也就可以略略見得了。
中國古來許多學者，那種敏銳的思路、透徹的觀察力、綿密的組織力，本來不在西洋學者之下。近世科學上的許多大問題，真難為他們早經見到，早經提出，然而見到提出不就算能研究能解決，零零碎碎的知識，比不得有統系組織的學問。
例如《莊子》一書，說生物進化的地方，頗有幾處，這篇道“萬物皆種也，以不同相禅，始卒有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這“種”字據我看來，恐怕不是種類（Species）的種，好像是種子Seed，在說“種有幾”，可見不是說種類。“天均”好像是現在生物學上所謂“自然界之均平”Natural Balance。《至樂篇》說得更詳細些，“種有幾，得水則為繼，得水土之際則為蛙蠙之衣，生于陵屯則為陵舄，陵舄得郁栖則為烏足。烏足之根為蛴螬，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于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鸲掇。鸲掇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頤辂生乎食醯，黃軦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嚾。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甯；青甯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于機。萬物皆出于機，皆入于機。”這一段明說高等生物中人類是從下等的原生物（Protista）進化出來的，繼和蛙之衣、陵舄究竟是什麼，我們現在實在指不出他的“學名”來，但就文意推測，可以說是原生植物（Protophyta）中的原藻、原菌。烏足既有根，當然是“後生植物”了。由烏足進化成蟲，成鳥，更進化成“哺乳類的馬”、“狹鼻門”的人。
莊子當日要不是經了許多細心的觀察，絕說不出這一段話來。我們當然承認莊子是曾經見到了生物進化的現象。二千多年前的人，就能見到這一層，說出這番話，本也是難能可貴的。但是現在“溝通派”的學者，看見莊子這些話，就同拾了寶貝一般，要把他擡來和西洋的達爾文、赫凱爾對壘，這就未免有些差了。在莊子的二三百年之前，希臘的哲學家亞拿克西曼德爾也就說“自化”，說“無動而不變”，說“無時而不移”，說第一個生物是生在水裡，說人是由魚類進化來的。其詳細的學說，我雖不通希臘文，沒有能讀他的著作，曉得不清楚，單就希臘哲學史上看來，有些處似乎比莊子上說得還更微妙些。西洋二千多年前就有了這樣的大學者，豈不光彩麼。何以不但希臘人未聞把他擡出來，和英國達爾文、德國赫凱爾對抗，别國的學者對于希臘哲學很下工夫研究，極其看得重，也沒有人說亞拿克西曼德爾就算進化論的發明家呢。
因為要說進化論，不僅是見到生物進化的現象就能了事，一定要推求出原理來，建立成系統來，提得出确實的證據，下得了不移的結論，才能算的。近世的進化論，都是仗着理化科學的助力（像那實體學産物顯微鏡、化學産物染色法等類），應用最新的研究法（像比較研究法之類），根據解剖學、組織學、形态學、生理學、地質學、古生物學等确切不移的自然科學，從最下等的摩内拉（Moneren）到高等的人類，從身體以至精神，從“個體發生”以至“系統發生”，尋出來一個一貫的系統，然後才敢倡進化論，他這進化論也才有價值。若是僅僅看得出生物進化的個現象，在古時固很可貴，在今日算地什麼呢。是以我們隻能把莊子在哲學史上的地位看得和亞拿克西曼德爾一般高，因他們兩位的話，曉得生物進化這個現象，是自古就有人注目的罷了。要是想把莊子的話來和近世進化論溝通，這豈不是一場喜劇嗎？
僅僅說一句話，縱然說得十分對勁，也隻能說這句話不錯，不能說有學術上的價值。我去年夏天遊京西的香山，在路旁一株大樹下歇涼，聽見兩個驢夫在談輪回，說什麼樣的人死後就投胎做驢，旁邊有個賣甜瓜的人說道：“哪有這些話！世間萬物都是自然而生。”我笑向同遊的朋友道：“好一位生物哲學家！不料我在這裡遇見一位主張‘自然發生說’（Autogony Hypothesis）的。”我這句話不過是一時的戲言，賣甜瓜的人所說的“自然”，也未必是Autogony的意義，他這一句話如何能和赫凱爾的學說比。不料“溝通家”卻正色莊語的說這種戲言。
現在那些“溝通派”的溝通，大概都是如此的。隻要看見中國古書上有人說過科學上的哪個現象，提出過科學上哪個問題，就想把這部古書來和近世的哪科學問溝通，全不曉得看見現象提出問題，是一事，解決問題建立系統又是一事。現象是聰明人都看得見的，問題是有點思想的人就能提出的，所難的就是下正确的解決，組織成系統。近世科學也是經了極長的發達階級，受了别科學問的補助，才得成立的。中國古人生在這發達階級之前，又沒有别科學問的助力，如何能得近世科學所得的結果呢？他的話更如何能和近世科學溝通呢？至于“社會的科學”，更是要等社會組織到了某點，才會發生某種學說。例如中古時代的經濟組織之下，亞丹斯密的學說不會發生，機器還未通行，怎能有馬克斯的學說呢？然而今日的溝通家卻會把封建時代的經濟組織之下發生的孔氏學說，和現在這樣的時世的經濟學溝通，說他的學說很适于二十世紀的經濟組織。
此外還有那當然相合的，例如管子的《水地篇》說，“集于草木，根得其度，華得其數，實得其量，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反其常者，水之内度适也。……故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希臘的塔裡斯（Thales）所說的和他大緻不差。這是由于上古的思想家都覺得這萬彙紛纭的世界，總有個共通的本原，看那“集于天地而藏于萬物”的水，是一切生物所少不了的。當然都先把水看做“萬物之本原，諸生之宗室”了。又例如中國古人講五行，西洋古人也講四行，這是因為思想家把這統一的宇宙要分析為幾種相異的構成原質，當然就都會想到那些形質最特異的土、水、火、風、木、金等類了。這種的相合處，隻能互相參證，無所用其溝通的。至于那偶然的巧合，像《莊子·養生》篇有疱丁解牛的話，蔔拉圖的Phaedrus上也有這樣的話，那就更算不了什麼，絕沒有稀罕處，不過是一樣的比喻罷了。
要是中國古人有一兩條說頭，經了西洋近世科學的确實證明，固然是很可喜的，然而其價值也畢竟有限度的，也不該就自誇自豪，甚至于把他來“電光放大”。像墨子的《經》裡說：“圜一中同長也。”這是說圓心隻有一個，圓周上無論哪一點和圓心的距離都是相等的。墨子這一條和近世幾何學無絲毫差異。又“辯或謂之牛，謂之非牛，是争彼也，是不俱當，不俱當，必或不當。”這明明是近世邏輯裡五大根本原理裡的“拒中原理”（Principle of excluded Middle，或譯“不容間位原理”或譯“排中律”）。其他光學、邏輯、幾何學的定理很是不少的。我們讀了隻能據以推定當時科學程度已經很高，對他表相當的崇敬，要是是以就說中國古代的科學高于西洋的今日，這就和那些妄人看見有書上說墨子造過飛鸢，說他會造飛艇飛機都是一般的說夢話。
照這樣說，中西的學術，就絕對的不可溝通嗎？這也不然。要有那好學深思之士，具有綜觀世界各系文明的眼光，去了好虛體面的客氣，曉得了近世科學的方法、性質、價值，明白了學術之曆史的發達路徑，把中西學術作個比較的研究，求兩系文明的化合，這倒是學界一種絕大的勝業，要照這樣的溝通，中國的玄學、心學、政治哲學、人生哲學，可以和西洋學術溝通的處所多着哩。
按語
本文轉自《章黃國學》公衆号。因篇幅有限，略作删節。劉文典先生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傑出的文史學家，尤以研究《莊子》著稱。他治學嚴謹，著述宏富。雖一生從事各種古典文獻的整理和研究，卻強調在學術上的中西溝通。
此篇文章中，劉文典先生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看到兩類“中西溝通”：一是“有誠意”的溝通，本質卻是“想利用自己淺嘗來的西洋科學上的一些知識，來反證中國學問的精微奇妙”；一是“無誠意”的溝通，則是“有心要羅列許多書名、人名、學名，來自炫其學貫中西罷了”。前者固然不足以讨論，後者則存在着“始終把中國古代的學術思想看得和西洋近代的學術思想是個對峙的、匹敵的，硬要把兩個不相幹的東西望（往）一起拉攏。既忘卻本國學術的價值，把别國學術的價值又沒有看清楚”的弊端，到最後成為“許多令人發笑的喜劇”。他以《莊子》為例指出此種弊端的根本在于“全不曉得看見現象提出問題，是一事，解決問題建立系統又是一事。現象是聰明人都看得見的，問題是有點思想的人就能提出的，所難的就是下正确的解決，組織成系統”。而真正的溝通應“具有綜觀世界各系文明的眼光，去了好虛體面的客氣，曉得了近世科學的方法、性質、價值，明白了學術之曆史的發達路徑，把中西學術作個比較的研究，求兩系文明的化合”。
“中西學術溝通”是曆久彌新的話題，文章批判對因情感過度而對中國學術的回護和誤判，時至今日，我們也看到很多因“情感”而否定中國固有之傳統，過分強調西學價值的現象。如何在溝通中既保有各自學術的特點，又促進彼此學術的進步，避免出現“令人發笑的喜劇”，應是真正的學術研究者共同追求的目标，也是我們推送此文的目的。
作者簡介
劉文典（1889—1958），安徽合肥人，原籍安徽懷甯。現代傑出的文史大師，校勘學大師與研究莊子的專家。原名文聰，字叔雅，筆名劉天民。著有《淮南鴻烈集解》 、《莊子補正》 、《三餘劄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