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穿越作品大行其道，很多朋友經常想象自己穿越到古代生活中。從現實來看，僅僅談溝通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看看古書中那些晦澀難懂的語言，我們能用國語和他們交流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然而在古代，人們是如何溝通的呢？
最早的國語是“雅言”，也就是俗稱的官話。
雅言，這個名稱最早見于《論語》。《論語 述而》篇說：“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孔子在讀《詩》《書》和作傧相贊禮的時候都說的是雅正之言。孔子在魯國講學，“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人”來自四面八方，彼此間語言、語音各不相同，是以孔子必須以雅言來講課，才能使聽者聽明白。
雅言形成于夏朝，發展于商朝，成熟于周朝。從語言發展史的角度看，雅言是我們漢民族共同語的發端，它不僅為漢語言的統一、規範樹立了标尺，使漢語言的發展有了一個紮實的基礎，而且對提高漢民族的凝聚力、推進漢民族文明的程序都有着深刻的影響。
民族共同語是民族内部共同用來交際的語言，是識别一個獨立民族的主要标志之一。它在一種方言的基礎上形成，與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因素密不可分。
方言，是民族語的地方分支，是局部地區人們使用的語言。漢族社會在發展過程中出現過程度不同的分化和統一，因而使漢語逐漸産生了方言。漢語方言又叫“地方話”。漢語方言形成主要跟地理因素相關，如江河湖泊、山嶺及交通要道；有的則與曆史因素有關，如移民、駐軍、行政區劃等。
秦滅六國以後，統一了文字，在口語的基礎上形成了統一的書面語，即文言文。及至漢代，有了“通語”的名詞，西漢揚雄編著的《方言》就是用當時的“通語”來解釋各地的方言的。
隋唐時期，在北方方言的基礎上，産生一種接近口語的書面語——白話。漢族長期用“文言”，其最初是建立在口語基礎上的，但後來與口語差距越來越遠，學習困難，使用人數很少。是以“白話”就産生發展了，并在宋元以後取得了書面語言的地位。同時又出現了用白話寫成的文學作品，如宋元話本和明清小說等。四大名著這些文學作品的流傳，雖其中語言或多或少帶地方色彩，但總的來說，基本上都屬于北方話，這大大促進了北方話在全國的推廣。
用“官話”來指稱一些官員們特有的話語系統，最早是從清朝雍正皇帝時開始流傳的。雍正六年，有批廣東、福建籍的地方官員被召見，但南方官員的粵語和閩語顯然令這位皇帝無從适應，在聽完一番冗長的彙報之後，雍正皇帝依然一無所知。這位皇帝敏銳地發現，如果這些官員下放到各地去治理民政，老百姓連語言都聽不懂，更加談不上治理。
此外，上下級官吏互相之間聽不懂，也為那些胥吏從中作弊提供了無數機會。于是，雍正皇帝頒布規定：生童舉監，要在八年内學會“官話”，否則不得參加科舉考試。做官問案，不準用鄉音土語。自此之後，操有各地方言餘音的“官話”成為官場上一道獨特的景觀。而普通群眾也将官員們這種獨特的話語系統稱為“打官腔”。開始，這種話隻能在官場使用，是以稱“官話”。後來，會說官話的人越來越多，稱官話不合适了，民國初年又有了一個新名：國語。
近代的“國語”一詞，是研究切音字的學者朱文熊于1906年首次提出的。他在《江蘇新字母》一書中把漢語分為“國文”（文言文）、“國語”和“俗語”（方言），他不僅提出了“國語”的名稱，而且明确地給“國語”下了定義：“各省通行之話。”
在1955年舉行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上，張奚若在大會主題報告中說：“為了突出我們是一個多民族的大家庭，為了突出我們各民族語言文字的平等，是以經過深入研究，決定不采取國語這個叫法。如果叫國語的話，擔心會被誤解為把漢語淩駕于國内其他民族之上。”
經過研究最後決定叫國語。
1956年，國務院發出關于推廣國語的訓示，把國語的定義增補為“以北京語音為标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文法規範的現代漢民族共同語。” 這個定義從語音、詞彙、文法三個方面明确規定了國語的标準，使得國語的定義更為科學、更為周密了。
其中，“國語”三字的涵義是“普遍”和“共通”的意思。“國語”一詞開始以明确的内涵被廣泛應用。國語的文法以魯迅、茅盾、冰心、葉聖陶等人的著名現代白話作品為規範，并且還必須是這些現代白話文中的“一般的用例”。目前，國語以《現代漢語規範詞典》為準。
幾十年來，國語的推廣效果顯著。全國能夠聽懂、會說國語的人越來越多，媒體上的國語品質也越來越高。當然，推廣國語不等于消除方言。保護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一向是國家推廣國語的重要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