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白岩松在《東方之子》上采訪啟功，談及自己的皇族出身，啟功這樣回應——“族而不皇”。
啟功向來不願意對外人道及自己的家世，雖然他的始祖是清世宗雍正第五子、清高宗乾隆的弟弟弘晝，本人卻是如假包換的皇族後裔。
如果有人寫信給啟功，稱呼他為“愛新覺羅·啟功”或者“金啟功”（大軍閥袁世凱掌權時指令所有愛新覺羅氏必須改為譯音的金姓，不從者嚴罰），他一律退回不看。他生氣地說，自己姓啟名功，字元白或元伯，從來沒有用過來信所寫那些名字。
若你喚他“堅淨翁”，他反而十分歡喜。啟功有一方古硯，上書：“一拳之石取其堅，一勺之水取其淨。”甚至他把自己小小的卧室兼書房命名為“堅淨居”，以示自己堅定、純淨的本心。
1912年7月26日，辛亥革命爆發後第二年，北京城的什錦花園胡同裡傳出一聲特别清脆的嬰兒啼哭，奉國将軍溥良添了一位曾孫。
那時溥良的俸祿少得可憐，連養家糊口都不夠，隻好靠給别人當補習先生來維持生計，家境式微，是個有名無實的“将軍”。
而溥良的兒子，也就是啟功的親祖父毓隆相對争氣，走科舉之路步入仕途，官至四川學政、主考、典禮院學士，比今天的省教育廳長還要厲害。出身翰林而又擅長書法的他，對小啟功的影響十分之大。
可惜啟功10歲與11歲時，曾祖父及祖父相繼去世，他又自小喪父，隻能眼看着這個失去了支撐的家庭更加落敗。為了償還債務以及解決殡葬費，不僅家中的書畫要賣掉，全家也搬出什錦花園胡同艱難度日。後來，中學還未畢業的啟功更在1931年辍學。
本來啟功自小聰慧，從五六歲開始讀《論語》《爾雅》《孟子》，12歲考進北京彙文國小，16歲升入彙文中學，至今這所學校仍然是北京城頗有名氣的重點中學。若能繼續讀下去，說不定他能留學深造，不至于有以後的坎坷經曆。
辍學後，啟功集中精力做好兩件事，一是繼承祖父的職業，當補習先生賺錢補貼家用；二是四處托人尋找可以長久發展的工作。相對今天差不多三十歲仍當啃老族的青年來說，他可謂自強不息。
機會隻留給有準備的人，1933年著名藏書家傅增湘向輔仁大學校長陳垣推薦啟功，結果陳垣十分喜歡他的作品，認為“寫作俱佳”，還親切地把他稱為“小孩”。
啟功由此開啟了在輔仁大學的三進三出之路。
第一次是1933年，陳垣把啟功安排到輔仁大學附屬中學教授國文課。雖然他的課講得極之生動形象，深得學生們喜愛，但還是被當時的輔仁中學校長解聘，理由是啟功的學曆過低。
第二次是1935年，陳垣安排被解聘不久的啟功到輔仁大學美術系擔任助教。對于陳垣的幫助，啟功十分感恩，在工作上也比任何人都要勤奮、用心。不幸的是，這時掌管美術系大權的教育學院院長就是原輔仁中學校長，啟功又一次被命運捉弄，失業了。
被深深打擊的啟功沒有消沉下去，而是重操舊業，給人當補習先生。另外他還賣書畫補貼家用，因為才華出衆，這使他在社會上已經頗有名氣。
其實啟功最初的學術造詣并不在書法上，他最早是學畫的。十幾歲的時候，有一個遠房親戚叫他畫畫，畫得極好，啟功滿心歡喜正要落款，意外地給親戚攔着，說讓她的先生來，意思是嫌他的字太醜。啟功深受刺激，從此加強練字，直至被稱為“中華第一筆”。
陳垣愛才，不想再因學曆問題埋沒了啟功，于是第三次向他伸出援手——1938年，輔仁大學秋季開學時，啟功被聘為大一年級的國文課老師。這門課程是由陳垣親自掌握的，是以啟功不會再遇到“無理”解聘。
為報答恩師陳垣的期望與栽培，啟功更加鞭策自己，在學術上養成了務實、求真、嚴謹的習慣。漸漸地，他的真才實學赢得了各方面贊譽，每到他教授的課，都會引來不少其它專業的學生旁聽。
1952年，輔仁大學與中國人民大學教育研究室、燕京大學教育系、北京大學教育系（部分）一起并入北京師範大學。
在師大任教期間，按照新的教育體制，被劃分到古典文學學科的啟功不能進行書畫創作。但醉心于此的啟功又怎能放下手中的筆呢！于是他偷偷利用業餘時間創作，天賦加上熱愛與勤奮，令他在藝術上達到了“立一家之書畫”的地步。
因為他的名氣漸漲，1956年中國畫院在北京成立時，主持畫院的葉恭綽盛情邀請啟功“跳槽”，被啟功推辭後還三顧茅廬。陳垣發話讓啟功每天抽半天時間去畫院幫忙，啟功遵從恩師意思，後來卻是以被打成了右派。
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後，啟功勸慰傷心的老闆章寶琛：“算了，咱們也談不上冤枉。咱們是封建餘孽，你想，資産階級都要革咱們的命，更不用說要革資産階級命的無産階級了。現在革命需要抓一部分右派，不抓咱們抓誰？咱們能成‘左派’嗎？既然不是‘左派’，可不就是右派嗎？”他這番話讓人忍俊不禁。
好不容易“摘帽”，哪知文革接着到來，他又成為了這場運動中的審查和批判的對象——這對于這個一生善良無害的老好人來說，确實太過分了。啟功極度地失望，他回到家中對章寶琛說：“不如死了算！”
章寶琛一聽慌了，以為他想不開要尋短見，連忙找親友來勸說。啟功一看老闆這麼認真自己反而笑了，回過頭來勸妻子放心。
當這次狂潮真的席卷而來的時候，啟功的内心顯得特别平靜。紅衛兵們看他的字寫得特别好，就讓他去抄大字報。他平時就用一支秃筆、幾張彩紙或者報紙，在北師大裡氣定神閑地抄了起來，還邊抄邊與人聊天，揮灑自如十分地放得開。
啟功戲稱那段時期自己的書法水準長進最快。文革結束後，一旦有人問啟功寫的書法是什麼體，他随口便回答“大字報體”。
1979年，北師大為啟功正了名，恢複他原來的工資後更意識到他的重要性，提出想再為他加一級工資，被他拒絕了。啟功說，老伴已經過世了，現在隻有自己一個人，生活工資已足夠，還是把這些工資加給有需要的人吧！
昔日不遺餘力地批鬥過啟功的一個人上門向他道歉，啟功聽後哈哈一笑，說出一段頗有哲理的話：“身處那個年代，我們都是身不由己，就好像搭台唱戲一般，你唱了諸葛孔明，而我唱的是失了街亭的馬谡，如今，戲唱完也就完了吧！”
對于名利，啟功也一直看得很淡，1982年他被聘為北師大古典文獻專業碩士生導師，兩年後又被聘為博士生導師，是中國高校最早一批博導。他先後培養出8名博士生、7名碩士生，而這些學生後來都為中國的教育事業做出很大貢獻。
對于這些殊榮，啟功開玩笑說：“我不知道什麼是‘博導’，隻知道‘果導’（治便秘的藥）。老朽垂垂老矣，一撥就倒，一駁就倒，不撥不駁也倒。”他充滿了自嘲精神，就怕自己頭上戴上世俗光環。
平時他的生活極其簡單，一碗面、幾條黃瓜拌醬就是一頓飯。但在1991年11月，恩師陳垣110周年誕辰的時候，啟功在香港義賣自己的作品，所得163萬元全捐給了北師大，作為貧困生的獎學金。
這筆獎學金，啟功也沒有用自己的名字來命名，而是取陳垣“勵耘書室”中的勵耘二字設立。其高風亮節，叫人感懷。
琉璃廠、潘家園有人賣啟功的假字畫，通常他都會呵呵一笑，因為他深知對方為的是養家糊口，隻是一種謀生手段。有人問啟功，怎樣分辨他的字真僞，他說：“寫得好的是假的，寫得不好的是真的！”
幼年失怙，中年喪母，老年失伴，一生沒有子女，這樣一位曆盡磨難，卻始終保持赤子之心，而又幽默風趣的“堅淨翁”，2005年6月30日2時25分在北京北大醫院逝世，享年93歲。
“能與諸賢齊品目，不将世故系情懷。”這是啟功寫的對聯，也是他一生為人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