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久前的全國“兩會”上，教育議題一如既往地受到廣泛關注。推進“雙減”政策、獎勵三孩生育、發展普惠托育，在積極的政策發力背後，是高居不下的育兒成本和彌漫在年輕父母間的焦慮。
安超也是這些父母中的一員。同時，她還是《拉扯大的孩子：民間養育學的文化家譜》的作者和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教育與社會發展研究院的青年教師。
在《拉扯大的孩子》一書中，安超以自己的家族為田野，通過口述史和民族志的方法追溯了民間養育在過去百餘年間的變遷。她的一個重要發現是，支撐平民子弟實作社會流動和文化超越的，并非“讀書改變命運”的功利渴望，而是民間社會在長期曆史發展中所沉澱下來的、超越時代差異的文化品性。對于現代教育焦慮來說，這些樸素的文化品性亦是一種解毒劑。
安超，1985年生，山東新泰人。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後，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博士，北京大學教育學碩士，華中師範大學教育學學士。現為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教育與社會發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教育社會學、童年社會學、教師教育。
在某種程度上，安超的故事很符合人們對于“小鎮做題家”的想象。安超出生在山東的一座小城。1998年企事業機關改革時，母親下崗擺起了服裝攤，安超就縮在攤子的一角溫習功課。她從這個角落出發，一步步邁向大學的校門，又一路被保送到北大讀碩士。22歲那一年，她揣着兩百塊錢，茫然四顧地來到了“居不易”的北京，又從一個怯生生的小女孩成長為獨立的職業女性，終于實作了父母對她的期待——有一份“風不着、雨不着”的體制内工作。對于很多底層子弟來說，故事就可以在這裡打住了。
然而，故事的B面是，在北大的課堂上，她接觸到教育社會學，對性别、階層和公平有了更多的了解，也産生了更多學術探索的渴望。也許是兒時在高山和曠野中奔跑的經曆賦予了她自由探索的勇氣，她不顧父母和師友的反對，辭去了大學教務員工作，重返校園讀博士。作為一個博士媽媽，她一邊撫育幼小的孩子，一邊在學業與家庭的沖突中掙紮。就在這種“母職拉扯”中，“拉扯大的孩子”這個主題誕生了。“拉扯孩子”對個體、對家庭、對社會到底意味着什麼？她切身地體會到，那些隐藏在家庭之内的、有關兒童吃喝拉撒的瑣事并不完全是孤立封閉的私人行為，而是連接配接着個人、社會和曆史。
在教育社會學的田野中，安超找到了更大的自由。她發現，當自己将日常生活作為一個研究對象來看待的時候，世界轉念之間變了一副模樣，它不再是一個奴役人的、由權力和利益組成的悲慘世界，而是呈現出了可愛和神秘的一面；而當她的傾聽能力變得越來越好，開始能夠作為研究者，作為廣大母親中的一員，而不是作為一個帶着私人情緒的女兒去接近自己的母親時，她開始看到母親身上的多重面向。
安超原本的關注點是像自己一樣的三代撫幼家庭，但當她浸入到具體的家庭中，便發現了解一個人，往往需要了解更多人。而且，當她體會到自由寫作的樂趣後，她有了更大的“野心”。就這樣，她的研究版圖漸漸由自己的小家庭擴充到“榕樹般”的安氏家族。沿着自己家族的枝枝杈杈，安超看到了更為廣闊的時代場景：在民間養育的曆史中，她逐漸了解到為什麼自己身上會存在如此多的沖突與沖突，也逐漸看到了走出現代養育困境的智慧和力量。
在她看來，從個體意義上承認底層勞動的價值是相對容易的。但對于底層子弟來說，隻有在公共領域為勞動者發聲，呈現他們的經驗，發現他們的價值，讓他們的生計獲得社會尊嚴，才是真正文化成長的開始。而她和她所在的團隊，正在做着這樣的努力。
在2021新京報閱讀盛典上，我們也曾邀請安超共談養育問題，感興趣的讀者可移步閱讀《每一種過去都指向一個未來｜2021新京報年度閱讀盛典回顧》
采寫｜餘胧
研究民間養育，為何要訴諸曆史？
新京報：在對民間養育的研究中，我們為什麼需要曆史的次元？
安超：我在書裡提到塗爾幹的一段話。他說現代人隻是将自己與前輩分離開，而對與傳統的共同之處比較茫然。這種态度會使我們被當下的種種激情和欲望所蒙蔽，而看不清真正根本和迫切的需求。擺脫這種狹隘的唯一辦法就是借助曆史。它能夠幫助我們看到在人類長期發展的過程中所沉澱下來的、重要的東西。
如果隻是從現代教育焦慮的角度來看待民間養育學的話，你會覺得鄉村教育沒什麼重要性。現在誰還講鄉村教育，在城市化過程中，傳統村落逐漸解體了、空心化了、鄉村文化也式微了，遑論鄉村教育？但從曆史的次元來看，我們會發現人的成長始終存在一些共通性的規律，會發現民間養育在曆史發展中形成了一些超越時代差異性和短期功利算計的文化品性。
在這個層面上，我們尤其需要訴諸曆史，對目前的教育抛出追問：我們對于教育形成了哪些共識或沖突性觀念？這些共識或沖突性觀念是促進了兒童和曆史的發展，還是一種倒退？有哪些被保留下來了，哪些出現了斷裂？這些傳統是否有延續的價值？換句話說，隻有重新審視民間教育的曆史演進，才能明白我們今天的“育兒焦慮”從何而來。
《拉扯大的孩子》，作者: 安超，版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7月
新京報：這些文化品性具體指什麼？
安超：第一個是底線性的教養。這種“教養”是平民社會對于兒童性格、品質的底線性要求，包括“不勞作者不得食”的參加勞動的本分、吃飯的禮儀、待人接物的規矩、不“眼饞”别人東西等等。比如，父母會從節制口舌之欲開始培養孩子的意志，老百姓也經常會從吃飯的禮儀來判斷一個孩子能不能成才。
除了這種基于生計和實用的底線性的教養，民間養育還有一種對于讀書、自然和天道等神聖之物的敬畏。科舉是寒門貴子“學而優則仕”的必經之路，這也常被精英學者用來批判底層老百姓對讀書的“功利”态度。但在傳統社會，能讀書的平民子女很少，依靠讀書改變命運的人更少。人們更多的是順應天命、順其自然，很少會奢望子女通過讀書實作大富大貴，更多是将讀書作為一種“天道”來尊重和敬畏。
在農村，人們也常常會說“老天爺看着呢”，“舉頭三尺有神明”，這是一種對自然和社會法則的“臣服”。人們能夠洞察到這種超越階層、超越年齡的普遍性文化特質并心生敬畏，相應地産生道德自律。
底線性的教養和神聖性的敬畏不隻靠個人的天性和領悟，還要靠實踐參與、集體生活和周期性的儀式來保證。不管是田間的遊戲、鄰裡的閑談，還是集市和廟會，這些日常的公共閑暇活動幫助人們建立起情感的聯結，形成對道德法則的敬畏，并獲得與他人和世界的共鳴。
新京報：你剛剛提到鄉村教育，它和民間養育之間是怎樣的關系？
安超：在傳統的鄉土社會，鄉村教育曾經是民間養育的主流。它很重要的一個部分就是生計教育。在鄉土社會，每個兒童都是天然的勞動力，生下來就見識了一切勞作的過程。每個窮人家的孩子早早地就能獨當一面，而且将勞作作為一種生命的基本品質。但今天的民間養育中已經沒有生計教育了。在城市裡長大的孩子看不到父母們的生計，兒童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被成人純粹化和童話化了。
鄉村教育的第二個重要的部分是自然教育。自然能夠讓人存有野性。在鄉村，孩子“野”意味着“能自己玩了，不用大人操心”和“能跑能闖”，也意味着身體的健康。這種“野”是鄉土世界的生命力量。然而，在石頭森林的城市中，孩子已經見不到自然純粹的那一面，也體會不到自然對心靈安頓和成長的價值了。
還有一個儀式性的生死教育。在鄉村中，生老病死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村裡人下葬時，孩子會跟在隊伍後面看熱鬧，他們對死亡懵懵懂懂，但并不恐懼，生老病死的觀念被内化為一種落葉歸根，命中注定的過程。但今天死亡變成了一個非自然性的過程。成人或對衰老和死亡變得極度恐懼，或對世俗瑣事充滿厭倦而毫不珍惜生命，并衍生出一系列個體心理問題和社會照護問題。兒童沒有上過“生死課”，體會不到萬事萬物在自然面前都要平等地接受生、接受死的鐵律，就體會不到生命本身、日常生活本身的價值，往往要去自身之外，日常生活之外尋找一些抽象的、虛妄的人生意義。
但民間養育學的欣欣向榮也是需要一套制度和文化滋養的。傳統社會的祭祀、節日慶典等儀式活動和對讀書的信仰，是孕育和強化神聖性道德敬畏的制度支撐，如果這套制度衰落，而公共支援性制度尚未成熟，民間養育學就容易陷入淺近自利的狀态。比如，當鄉土傳統被嚴重破壞時，傳統勞動的本分、内在獎賞機制和共同體互助精神就會慢慢讓位于宣傳話語和功利法則，曆史上的大鍋飯制度和大包大攬的機關制度在某種意義上催生了鄉土社會特權和依賴思想，讀書的功利性就會增強。
雖然民間養育學自有其脆弱和局限性，但總的來說，它同時包含了入世、出世、後世三個面向，一種幫人去安身立命、建功立業，一種幫人順應天命、修身養性，一種幫人勘破生死，期待後世。但現代教育隻剩第一種面向了，趕着人往前走，大家都喘不過氣來。後兩者是我們從傳統鄉村教育過渡到現代民間養育逐漸遺失的東西。我覺得它們極其可貴，而且這些方面教育的缺失一定會在未來讓成人和兒童付出慘重的代價，事實上，在當下已見端倪。
不當“小鎮做題家”是有條件的
新京報：近幾年人們更多地用“小鎮做題家”來描述 “寒門貴子”。你曾在接受采訪時說不喜歡“小鎮做題家”的說法。“小鎮做題家”是怎麼出現的？在你看來，這種說法有什麼問題？
安超：“小鎮做題家”這種說法的出現一點都不新鮮。從最早的紙媒時代的“草根”，到網絡初興時代的“屌絲”，再到自媒體時代的“小鎮做題家”，每隔一個時代，就有新的話語被創造出來描述底層子弟。
一個原因在于，阻止底層的新生力量實作階層流動，很多時候是通過文化排斥和區隔來實作的，這是布迪厄區隔理論的核心。但布迪厄的理論隻能解釋這種詞為什麼會出現，卻不能解釋它們為什麼會成為連被嘲諷者也接受的一種話語。
對弱者的污名化有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污名化的出現，一般是強者對弱者的污名化。第二個是“污名”發展為“自我污名”，“自我污名”指弱者也會用這種話語調侃自己。它是一種自嘲，同時，自嘲的背後還隐藏着一種最極緻的無奈。
網友們制作流傳的小鎮做題家思維導圖。
對這個說法更深的追問就是，我們要去反思其中的權力關系，去反思為什麼弱者接受了這種污名，甚至進行自我污名，而且産生了無能感、無力感和羞恥感，以及我們該怎麼去打破這個标簽。
以我自己為例，我從小就是個“書呆子”“書瘋子”，沒有什麼才藝、琴棋書畫全都不會，用朋友的話說就是，不會“炫耀性展示”。我當然自卑過、羞恥過，但我已經通過學習和反思了解了這件事情，并接納了自己。超越條件限制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反思正是“讀書改變命運”的真正價值。
我想有一點是，學社會學讓人能夠自我批判和自我了解。我看到不當“小鎮做題家”是有條件的，不是每個人都生來擁有這種幸運。學習和反思消除了我的自卑，讓我對自己和他人産生了一種悲憫，我原諒了沒有給予我更好條件的家庭和父母，也接納自己的不完美。但很多人缺乏這樣的教育和反思，他們一輩子都怨恨自己，不能了解為什麼父母給不了自己更好的生活。
第二個就是，學教育學讓我知道人的成長有無限可能。當一個人實作了經濟獨立時，他是可以通過終身學習補足這種文化短闆的。但不論怎麼補，我們需要意識到，文化創造始終比文化消費，審美創造始終比審美消費的成長性更強。我見過很多獻媚的歌唱、卑微的舞蹈和各種各樣的隻有技法沒有靈魂的“文藝”，我不覺得那些比發自内心而蹩腳的歌唱、放松舒展而笨拙的舞蹈更高貴。“消費”文化藝術不是用來炫耀的，而是激發自己内在成長、修身養性的。
延伸閱讀
《出身》，[美]勞倫·A·裡韋拉著，江濤/李敏譯，理想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2019年6月
知識無産階層的焦慮型人格
新京報：與“小鎮做題家”相關的是，你在文中用了“知識無産階層”來描述有專業知識卻缺少固定資産的族人。你認為他們有一種“内部沖突的焦慮型人格”，這種人格是如何生成的，又如何影響了他們的育兒實踐？
安超：“内部沖突的焦慮型人格”并不是一個貶義詞。我們今天提到“焦慮”，經常會認為它是一個不好的詞，但“焦慮”其實是一個中性詞。焦慮是現代人的人格特征，它的背後是階層流動性的增強和自由選擇機會的增多，它意味着有一部分人可以擺脫他們的經濟宿命，獲得新的經濟和文化生長點。是以某種程度上“焦慮”是具有進步性的。
“知識無産階層”的焦慮有一個“内部沖突”的定語。“知識無産階層”往往身處不同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空間。比如，我的家族中逐漸出現了一批人，他們的學曆都在專科以上，基本都有父母所期待的“安穩”工作，但他們的“專業知識”并不能直接換成錢來養家糊口。在競争激烈、房價高居不下的大城市，他們還需要父母來承擔學校教育、成家立業甚至養育後代的費用。還有另外一部分人，他們雖然掙到了很多錢，但也需要更多的時間來彌合心理和文化上的差距。這群人焦慮是因為他們容易翻身也容易墜落。“知識無産階層”其實是脆弱階層，在經濟不穩定的時候，他們很容易重新回落到底層。
這種焦慮對他們育兒方式的最大影響就是一種“彌漫性的焦慮”。它不是針對一件事情的，而是會表現在一切事情上。他們吃飯也着急、說話也着急、工作也着急、育兒也着急……哪兒哪兒都着急。而且他們會将這種情緒體驗傳達給孩子。但是，在家庭中，情感互動比知識教育更重要。當孩子感覺到了足夠的愛，他會生成一種情感動力去學習。家長的焦慮使他們給不了這種具有安全感的愛，孩子也就變得讨厭學習，讨厭父母。親子對立是育兒焦慮的一個表現也是結果。
安超在2021新京報閱讀盛典上。感興趣的讀者可移步閱讀《每一種過去都指向一個未來｜2021新京報年度閱讀盛典回顧》
“愛沒有的地方，刻闆知識就會出現”
新京報：年輕父母焦慮，不僅因為他們有“焦慮型人格”，還因為他們缺少經驗。在他們成長的過程中，很少有機會學習育兒。而當他們有孩子之後，往往會本能地求助書本和科學。随之出現的是大批教育協助的機構和科學早教的熱潮。這其中潛藏着怎樣的危機？
安超：前段時間我和一個媽媽讨論如何哺乳。哺乳是一個技術活兒，比如怎麼抱孩子才能讓嬰兒吃到，而且不會把乳頭咬破。得了乳腺炎怎麼才能通乳。現在很多人會找一個通乳師來教。但如果你有個姐姐，她帶孩子的過程中你可能也會幫忙去帶，你自然而然就學會了。獨生子女就缺乏這種育兒經驗。他們對于書本知識的依賴，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在校時間非常長，在學校學習的主要是理論性知識，往往脫離生活。而且一些父母并不能分辨什麼是真正的科學，隻是予取予用，對市面上的育兒知識缺乏反思和批判。
我們現在學習做父親和母親，是從生下孩子那一刻才開始的。但實際上從出生那一刻起，就應該開始慢慢學習如何做父親和母親了。因為每個兒童長大成人後都有可能成為母親或父親。他們早晚要談戀愛，早晚可能生兒育女。換句話說，我們的生命教育、性教育和性别教育應該是一連串的過程。但在現實中，這些往往是割裂的。這些學習不純粹是知識性的，不是開一門課就完了。然而，我們很多時候連課都開不成。我們還沒有把它變成一個公領域的知識來學習和讨論。
“愛沒有的地方，刻闆的知識就會出現”。基于科學和書本的教育往往導緻父母和孩子之間缺少溫情和愛，并開始惡性循環。由于公共支援的不足，對市場化的教育協助機構和科學早教的過度依賴也讓育兒變成一種投入和代價都很高的活動，這也是一些年輕父母生育二胎的意願低的原因。
“完美”背後是想掌控一切的控制欲
新京報：今天，我們的社會仍對母親有一種“兼顧事業和家庭”的期待，很多媽媽也會産生一種成為“完美母親”的自我期待。能否結合你的育兒經曆談談，這種期待有什麼問題？
安超：随着大量婦女進入就業市場，女性在照顧孩子與工作之間的沖突不斷發生。特别是對于底層的母親來說，她們可能承擔着雙重負擔，一方面要保住自己的工作，另一方面要把家務和撫養子女放在首位。一些城市裡的媽媽已經把教育視為工作之外的“第二職業”。還有越來越多的母親為了督促孩子的學習，放棄了自己的職業發展，專門在家“陪讀”。這種母職現狀不但限制了母親的認同和自我發展，也造成其經濟依賴和不利處境。
“完美母親”背後的假設是父母可以決定兒女的成功，而且他們一定要成為最優秀的父母，兒女才能成功，背後其實是覺得自己可以掌控一切。最近，一位博士媽媽分享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感受。她說，做母親就意味着不确定性。成為母親之後，會發現兒童天生就是來破壞這個世界的，孩子的這一刻跟前一刻、今天跟昨天完全不一樣，每天都有意外，每天都有成長，每天都給你驚喜和驚吓。當母親就意味着與不确定性共處，而且要接納這種不确定性。想成為一個掌控一切的“完美母親”是與母親的特性天生對立的。有了“完美”這種想法就有了“掌控一切”的想法，人怎麼能不焦慮呢？推而及人、及家庭、及國家，這個道理是一樣的。
紀錄片《聯考》劇照。
新京報：在《超級媽媽、隐身爸爸與抑郁的孩子》這篇文章裡，你展示了在一個家庭中，焦慮的父母和抑郁的孩子之間是如何互動的。這篇文章的結論是，“強規制化的家庭教育、高度焦慮與控制傾向的父母對兒童成長有負面影響，并與兒童的抑郁症候強烈關聯。”能否分享一下這種互動的内在邏輯？怎樣才能走出這種惡性的互動？
安超：在我研究的這個家庭中，父親由于工作需要經常無法在場，母親和孩子處于一種過度共生的狀态。母親雖然學曆很高，但為了養孩子犧牲了職業晉升機會，是以對孩子抱有很大的期待，在某種程度上把孩子的成功當做了和丈夫博弈的“籌碼”。但由于忙于工作，丈夫并沒有體察到妻子的勞累和受挫，而是反複強調自己對家庭的經濟投入。
在這個案例中，孩子最終成為了父母沖突的替罪羊。當教育孩子成為母親身份認同的主要來源時，會給母親自己和孩子帶來巨大的心理壓力。孩子一開始可能會迫于生活上的依賴屈從于母親“溫柔的暴力”，但當他有了更強的自我意識時，就會用隐秘的方式反叛父母。當他面對學業失敗和同伴排斥，意識到家庭的問題像魔咒一樣無法解決，就陷入了徹底的無助和無望，最終走向了抑郁。
我們需要看到，女性的家庭勞動往往被視為非生産性勞動而受到社會貶低，甚至有時也得不到家人的認可，這會加重她們的心理負擔。在這個層面上，政府有責任引導社會形成尊重家庭勞動的風氣、建立補償女性家庭勞動的社會支援制度。同時，作為個體，我們應該警惕親子間的過度依附狀态，年輕父母和兒童要更多地走出家庭生活參與社會生活。就像馬卡連柯所說的，教育工作的本質就在于成人組織好自己的生活，并幫助孩子組織自己的生活。
新京報：不僅是一些媽媽把教育視為工作之外的“第二職業”，很多老人也對孫輩産生了越來越強的情感期待，孩子往往處于“多重照顧”和“深度監護”之下。這将對他們的成長産生怎樣的影響？
安超：多重照顧往往意味着多重期待。在獨生子女時代，父母很容易集全部情感于一人，想要把唯一的雞蛋放在安全的籃子裡，對孩子有很高的經濟和情感期待。父母的經濟期待是，這個孩子未來不能太差，否則沒法養老。現代父母對兒童也有很強的情感期待，因為很少有人能和我們進行深入的情感互動，在社會上也很難找到可以信任的人，隻能信任家庭。如果夫妻兩個人經常吵架，就可能把這種情感期待都加在孩子身上。如果爸爸媽媽都是獨生子女，那麼爺爺奶奶對這個小核心家庭的依賴也會很強，他們不僅潛在地争奪養老資源，也争奪子輩和孫輩的情感支援。
但是一個小孩怎麼可能承擔這麼多的期待呢？小孩都是很敏感的，很容易就能感受到來自于不同親人的多重焦慮，而且這些親人之間還存在文化和情感沖突。在這種情況下，孩子就被迫變成虛僞的“小大人”或者“戰術平衡家”，他可能從小就會讨好所有人，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
與多重照顧并存的是深度監護，或者深度監控。它類似于福柯的“全景監獄”，這種監護會将兒童的一舉一動都置于成人的探照燈之下。在心理學上，個體有了隐私和秘密之後才能慢慢長出自我意識。但深度監護意味着兒童沒有隐私，沒有隐私就沒有主體性的生成，就會造就一批“巨嬰”。
與此同時，孩子仍舊有着自我表達的欲望。隻有網絡可以讓他們實作這一點，他們在網絡中可以變成一個媽媽看不到的存在。他們會創造出火星文等各種成人看不懂的文化形式來對抗成人的監控，或者通過建立網絡幫派維持一種文化和情感認同。
這一代人的危機是，他們進行自我表達的欲望極其強烈，但在父母時刻兜底的深度監護中，他們獨立生存的能力已經嚴重弱化了，很難獨立面對一個危機重重的世界。我最近對一個找我訴苦、想要擺脫父母控制的學生說，你不可能在心安理得接受别人施舍的同時要求站着對話，想要擺脫桎梏就要承擔自由選擇的風險和代價、承擔經濟獨立所需要的勞作之苦，這就叫“長大成人”。
紀錄片《聯考》劇照。
民間養育的脆弱性與公共支援
新京報：我們聊了民間養育的曆史經驗，也聊了現代的育兒焦慮。能否請你總結一下，平民養育最根本的脆弱性是什麼？
安超：因為平民在經濟、政治上處于弱勢地位，是以一旦民間社會内生的文化和道德基礎被摧毀，他們就極其依賴一種外在文化來定義自己。這種盲目依賴在集體化時代表現為對外源性意識形态的迷信，在現代社會表現為對消費主義和科學知識的過度依賴。
在集體化時代，鄉土社會的情感聯結被摧毀，家庭關系也由于勞動方式的轉變而變得疏離，國家的托幼機構在農村尚未普及，這就導緻一大批孩子未能得到妥善照管。他們缺少“家庭愛”所培養的心靈聯結和溝通能力，也沒能形成“公共愛”。因為這種情感聯結的缺失，平民社會對外在的制度和文化産生了過度依賴。比如說，機關制度讓很多人形成了一種把身體和靈魂都傳遞給集體的思維模式。
對于今天的預備中産階層來說，這種依賴以消費的形式而存在。他們沒有生産資料可以依靠，職業變動頻繁，也沒有穩定的心理認同。出于對身份和地位的焦慮，他們經常需要尋求各種外在的文化形式作為心理安慰，比如外在的相貌、禮儀和才藝。在他們養育孩子的過程中，流行玩具和消費經驗也會成為親子互動的重要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