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公信仰是怎樣形成的？

□林頤

《三國演義》是經典名著,“桃園結義”精彩紛呈,劉備、關羽、張飛都廣受後人的愛戴。不過,有個問題,為什麼關羽死後的地位超過了劉備和張飛,如此崇高,成為神明呢?荷蘭漢學家田海,現為德國漢堡大學漢學教授,有部著作《關羽:由凡入神的曆史與想象》,層層剖析了“關公信仰”的形成過程。

《關羽:由凡入神的曆史與想象》,(荷蘭)田海著,王健等譯,新星出版社2022年2月版,78.00元。

田海認為,關公信仰自10世紀晚期11世紀初期就開始在北方流行,遠在三國故事成為主流的叙事傳統之前。我們現在都以為,是《三國演義》讓關羽形象深入人心,但是,《三國演義》裡關羽的描寫實際上受到了早期關公信仰的很多影響。關羽勇武過人,忠肝義膽,最後卻死于非命。關公信仰的早期流行,與佛教的報應觀有關,關羽被當作玉泉寺的珈藍神。關羽還有一個特殊之處,就是他的出生地,山西解州是鹽商彙聚之處,這些商人行腳各地,安危難保,而關羽的膽識、武力和忠勇受人欽佩,籍貫相同是天然的凝聚力,于是鹽商們就把關羽當作了保護神,北方的關公信仰以玉泉寺和解州為中心,逐漸成蔓延之勢。後來,我們的本土宗教道教也尊奉關羽,關公信仰進一步呈擴散趨勢。

田海認為,關公崇拜興于民間,是以,他的研究的重心是口述傳統,以及從口頭文化轉化為文本資料的大量證據。田海說:“本書不僅是對關公信仰本身的研究,同時也是對口頭文化在一個文字變得越來越重要的世界中如何保持其巨大影響力的研究。”該書資料翔實,涉及大量的口頭華人文字叙述、戲劇表演和宗教經文,以及一些個體化的奇聞逸事,在這些戲劇化的故事中,關公崇拜都發揮了重要作用。“曆史學家的首要任務就是去恢複這些故事,以便進一步了解在共同曆史背景中被建構的地方認同。”田海如是說。

就田海認定的研究主旨,這項寫作完成的任務挺好。在該書接下來的部分,田海闡述了關羽如何成為戲劇行業神、雨神、财神等神靈,繼續描寫了關羽庇護子民的各種神迹,以及關公信仰從北方向南方傳播,最後成為真正的國民信仰的過程。梳理的軌迹清晰有條理,材料也很充分。田海強調,與關公信仰傳播相伴随的商貿活動,是其中的關鍵因素。另外,田海注意到了,在關公信仰流播過程中,南方士人的推動作用,這些知識分子的叙事文本,讓武人關羽成了熟讀《春秋》的儒将,進一步締造了關羽的神話。

田海抓住的這兩個重點精準明确,揭示了關公信仰深植于我們的國民性。關羽的品格、氣質和道德觀念符合傳統,為大多數人認同,關公崇拜的擴散在民間容易推廣。但是,該書也有疏漏之處。比如,沒有談及關公崇拜在海外華人圈的盛行,也就是說,田海對于關公崇拜所意味着的價值觀的核心與凝聚力認識仍然不夠,他更多注意的是信仰觀念的形成本身的過程。另外一點,更重要的是,關公崇拜起初興起在民間,但是,它之是以能如此大規模,與朝廷的态度是大有幹系的,這一點完全不提,是不應該的。

早期關公信仰在民間,仍是星星點點,真正的興盛是在南宋時期。為什麼在這時候呢?

南宋一朝,偏安一隅,與蜀漢心有戚然。元明以降,漢室危搖,君主渴求忠義的屬臣。關羽是被選中的“天命之子”。事關“漢室正統”之辯。陳壽以曹魏為正統,東晉習鑿齒在《漢晉春秋》中以蜀為正統；北宋司馬光在《資治通鑒》裡以魏為正統,而南宋朱熹等人又極力主張蜀漢正統。毛宗崗本《三國志演義》最明顯的特點,就是進一步強化了“擁劉反曹”的觀念,從情節的設定、史料的運用、人物的塑造乃至個别詞句都作了人為修改,格外青睐關羽,就是要突出“忠義”。羅貫中說三國,旗幟鮮明,擁劉反曹,流行至今。

關羽的形象為統治者青睐。明朝時,多次舉行國家祭祀,萬曆帝賜予關羽“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這個稱号的道教色彩鮮明。滿清入關據說因熟讀《三國志演義》而得用兵之道。有清一代,極重禮義。乾隆帝為宣揚關羽而下旨篡改史書。關羽谥号本為“壯缪侯”,“缪”非雅稱,實則批關羽失荊州之過,《四庫全書》卻将《三國志·關羽傳》的記載改成了“忠義侯”。國家教化,上行下效,推動力很強大。

在民間,由于明清時期晉商的崛起,關羽“财神”的符号象征更加鮮明。當晉商把關羽塑像請進了自己的店堂,接受的不僅是關帝爺的護佑,更是向公衆展示自己秉承的是這位山西老鄉忠義誠信的精神。《清朝續文獻通考》卷十八稱:“山右巨商,所立票号,法至精密,人尤敦樸,信用最著。”晉商漸衰微,倡導的“義利觀”繼續流播。凡華商足迹所到之處,就可以編織一張“義”的關系網,海外華人會館敬設關爺香火,其意義更在于推進增強人與人之間的團結友愛。在現代環境下,關公信仰獲得了新的發展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