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慈銘、翁同龢、王闿運、葉昌熾所寫日記，都關系着幾十年朝章國故、學術人心，因而有晚清“四大日記”之稱。其中以李氏《越缦堂日記》的出版經過最為曲折，讀者對其書的毀譽也最多。以我所見，胡适所作的評價最得大體，比較公允。他肯定李氏長期堅持寫日記，讀書劄記大多是好的，所載重大時事可補史傳。胡氏語簡，為之箋證。
一
李慈銘(1830～1894)從清鹹豐四年(1854)開始寫日記，40餘年如一日。如因故中斷，則預記大略，得暇詳補。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自前月校書甚忙，至無暇寫日記，皆草草劄記之邸抄面紙，今日始自前月初四日後補錄之”。初八日，“補錄日記”。初九日，“補錄前月日記訖”。十二日，“補寫是月日記訖”。有的也憑追憶補日記，不免恍惚。光緒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是日，補寫一月來日記，畢多仿佛，不能盡記矣”。李氏不時檢點舊日記，加以修飾。同治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終日閱舊日記，稍稍塗改之”。同治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偶閱舊時日記，其中多有疵謬”。光緒二年二月初六日，“偶取庚申日記檢一事，因将其中怒罵戲谑之語，盡塗去之。爾時狎比匪人，喜騁筆墨，近來偶一翻閱，通身汗下，深愧知非之晚。”李氏也頗注意對日記的儲存。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裝訂乙醜至今日記，共十五冊，分為兩函，今日标寫簽柎，頗極精整”。他的全部日記，凡72冊，分為8函，另有半冊。詳見《北平圖書館季刊》第6卷第5号載王重民《李越缦先生著述考》。
《越缦堂日記》的發表，幾經周折。先是稿本傳觀，繼而在期刊節登。直到民國九年，始由蔡元培等經理刻石影印其中的第2函至第7函，凡51冊。旋仍由蔡等經手，補印了第1函，凡13冊。以往學術界鹹知《越缦堂日記》共64冊，即此兩次石印本的合計。至于其第八函8冊，則是至近年始發現并影印。
李氏常将日記給友好閱讀。如同治九年十月十五日，“作片緻孫子宜，索還日記”。同治十年四月朔，“作書緻周允臣，借以近年日記兩冊”。六月初八日，“張牧臣來拜，以日記見還”。十月二十五日，“得朱鼎甫書，借日記”。“作書複鼎甫，借以日記四冊”。光緒四年十月初十日，“得伯寅侍郎書，惠銀十兩，言昨見日記，知其乏絕，故複分廉，甚可感也”。伯寅，潘祖蔭。由此可見，在李氏生前，已有多人看到李氏的日記。
李慈銘殁後，文廷式曾見其《日記》。《聞塵偶記》雲：“李莼客以就天津書院故，官禦史時，于合肥不敢置一詞。觀其日記，是非亦多颠倒，甚矣文人托身不可不慎也！然莼客秉性狷狹，故終身要無大失，視舞文無行之王闿運，要遠過之。”善談掌故的徐一士，由此引出《李慈銘與王闿運》一文。據《一士類稿》言：“廷式嘗摘抄慈銘日記，間加批識”雲雲。
辛亥革命後，李氏《日記》曾經某些期刊節錄發表。王重民《李越缦先生著述考》著錄的《越缦堂日抄》2卷，《古學彙刊》本，即其中之一。王氏雲：“《紹興公報》、《文藝雜志》、《中國學報》相繼節刊，但僅數頁或數十頁，均不及《古學彙刊》為量之多。其開端十數條，為印本《日記》所無，疑錄自沈悅民所藏半冊内。”《中國學報》刊登李氏《日記》，頗受士林重視。《魯迅日記》：民國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赴留黎廠購《中國學報》第二期一冊，四角。報中殊無善文，但以其有《越缦日記》，故買存之。”《藝風堂友朋書劄》輯吳昌绶緻缪荃孫書（六十）雲：“近出《中國學報》，吾師見否？如要，可購以奉呈。”小注：“《越缦日記》不同，而亦有複見。”
缪荃孫曾托蔡元培等向李氏後人求《日記》全稿。并拟節抄刊行。上書輯元培緻缪氏書雲：“越缦先生日記，沈子培、樊雲門二君均曾力任付梓，然二公有力時均未暇及此，今則想不複作此想矣。先生拟仿《竹汀日記鈔》例，節錄刊行，良可感佩。李世兄尚在故鄉，容即函囑負箧赴滬，貢之左右，果能流布人間，則先生表彰死友，嘉惠後學之盛情，感佩者豈獨元培與李世兄而已哉！”據《蔡元培自述》，在李慈銘殁前一年，他在李氏京寓充西席教師。以故慈銘嗣子承侯，系蔡氏學生，即信中的“李世兄”。惟此事沒有達成。《藝風堂友朋書劄》又輯吳重熹緻缪荃孫書（十）雲：“《莼客日記》四冊送去。此為孫氏存本，孫氏無人，惟餘内眷在閩，堅不出手，故假抄之。得方家理董成書，甚盛事也。樊山處者，亦當于家信中姑一問訊之。”樊增祥，字雲門，号樊山。亦李氏故人。由是在缪氏周圍又有人得見李氏《日記》的部分抄本。同書輯錄王秉恩緻缪荃孫書（五）雲：“《莼老日記》向聞近于劉四。今讀之，學術純正，議論平實，異乎所聞。公為刊傳，甚盛事也。”但終未刊行。“劉四”，似指劉體智，劉秉章第四子。
直到民國八、九年，始由蔡元培、張元濟等經手，刻石影印，遵李氏遺願，先印同治二年至光緒十五年，凡51冊，6函。其詳具見于《張元濟日記》。民國八年六月三十日，“晤李璧臣，交《越缦堂日記》八冊”。璧臣，慈銘侄。八月三十日，“晨訪鶴庼于密采号，交出《越缦堂日記》六函，又李越缦照相一張，交劍丞儲存”。鶴庼，蔡元培。夏敬觀，字劍丞，時佐張氏主持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九年一月三十日，“鶴庼回信，《越缦堂日記》緣起可照改”。三月六日，“崔庼來信，言江西許季黻購《越缦堂日記》二十部”。許壽裳，字季黻。七月二十日，“約謝燕堂、翟孟舉、季臣，告知《越缦堂日記》無庸修潤，惟與原書不符者，稍加修飾”。以上略見該書交稿、預售、印刷諸事的經過。此書出版後，即在文化人中流通。《鄭孝胥日記》：辛酉（民國十年）六月初五日，“閱《李莼客日記》”。初八日，“楊壽彤複送《越缦堂日記》來，凡六套，乃陳小石物，楊借觀之，複以轉借”。這6套就是第一次公之于世的第2函至第7函。
對《日記》的第1函，蔡氏遵李氏之意拟整理後印行，後聽錢玄同之勸，也将原稿刻石影印，以免擱置。黃濬《花随人聖庵摭憶補篇》雲：“《越缦堂日記》，近有補印十三冊，《莼客日記》至是舍樊山所藏外，悉公于世間。”此已是民國二十五年事。
二
胡适也是最早閱《越缦堂日記》的一個。《胡适的日記》：民國十年四月二十七日，“看李慈銘的《越缦堂日記》第三冊。這部書也是使我重提起做日記的重要原因。”五月四日，“下午，專補作日記。日記實在費時不少。古往今來日記如李慈銘的《越缦堂日記》，真不容易。怪不得作日記能持久的人真少。”民國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連日病中看《李慈銘日記》，更覺得此書價值之高。他的讀書劄記大部分是好的。他記時事也有許多地方可補曆史，如41頁39以下，記光緒九年十一月六日阜康銀号的倒閉，因叙主者胡光墉的曆史，并記恭親王奕 及文煜等大臣的存款被虧倒，皆可補史傳。”胡适這段對《越缦堂日記》的批識，發人深思。
按其時已是中法戰争爆發的前夜。阜康号擠兌事件，正是列強入侵、内政腐敗交織相摩所引起的火花。有識之士，從此可觇中國民族危機的深重。胡适未引《越缦堂日記》有關全文，茲為補錄：
光緒九年十一月初七：昨日杭人胡光墉所設阜康錢鋪忽閉。光墉者，東南大俠，與西洋諸夷交。國家所借夷銀曰：“洋款”，其息甚重，皆光墉主之。左湘陰西征軍饷皆倚光墉以辦。凡江浙諸行省有大役，有大赈事，非囑光墉，若弗克舉者。故以小販賤豎，官至布政使，階至頭品頂戴，服至黃馬褂，累賞禦書。營大宅于杭城中，連互數坊，皆規禁篽，參西法而為之，屢毀屢造。所畜良賤婦女以數百，多出劫奪。亦頗為小惠，置藥肆，設善局，施棺衣，為饘粥。時出微利以餌士大夫，杭士大夫尊之如父，有翰林而稱門生者。其邸店遍于南北。阜康之号，杭州、上海、甯波皆有之，其出入皆千萬計。都中富者，自王公以下争寄重赀為奇赢。前日之晡，忽天津電報言南中有虧折，都人聞之，競往取所寄者，一時無以應，夜半遂潰，劫攘一空。聞恭邸、文協揆等皆折閱百餘萬。亦有寒士得數百金托權子母為生命者同歸于盡。今日聞内城錢鋪曰：“四大恒”者，京師貨殖之總會也，以阜康故，亦被擠危甚。此亦都市之變故矣！
查《翁同龢日記》雲：光緒九年十一月初六日，“京都阜康銀号，大賈也，昨夜閉門矣，其票存不可勝計，而圓通觀粥捐公項六千兩亦在内，奈何奈何！”兩部《日記》相比，顯然李優于翁，敢揭時弊。
對胡光墉破産案，清廷責令浙江巡撫劉秉章負責清理，将其财産分償債務。以故秉章之子體智所著《異辭錄》，頗追記此事内幕。茲節引與《越缦堂日記》相印證。“光墉字雪岩，杭之仁和人。江南大營圍寇于金陵，江浙遍處不安，道路阻滞。光墉于其間操奇赢，使銀價旦夕輕重，遂以緻富。王壯愍自蘇藩至浙撫，皆倚之辦饷，接濟大營毋匮。左文襄至浙，初聞謗言，欲加以罪。一見大加賞識，軍需之事，一以任之。西征之役偶乏，則借外債，尤非光墉弗克舉。疊經保案，賞頭品銜翎，三代封典，俨然顯宦，特旨賞布政司銜，賞黃馬褂，尤為異數矣。光墉藉官款周轉，開設阜康錢肆，其子店遍于南北，富名震乎内外，金以為陶朱、猗頓之流。官商寄頓赀财，動辄巨萬，尤足壯其聲勢。江浙絲繭，向為出口大宗，夷商把持，無能與競。光墉以一人之力，壟斷居奇，市值漲落，國外不能操縱。農民鹹利賴之。國庫支黜有時，常通有無，頗恃以為緩急之計。”但“未久，光墉以破産聞。先是，關外軍需，鹹經光墉之肆。頻年外洋絲市不振，光墉雖多智，在同光時代，世界交通未若今便，不能譯者，每昧外情；且海陸運輸利權久失，彼能來，我不能往，财貨山積，一有朽腐，盡喪其赀，于是不得已而賤售，西語謂之‘拍賣’。遂露窘狀。上海道邵小村觀察本有應繳西饷，靳不之予，光墉迫不可耐。風聲四播，取存款者雲集潮湧，支援不經日而肆閉。”于是存款巨萬的協辦大學士文煜等紛紛出手，向劉秉章請托，索胡光墉的财産，作為抵償。結果文煜獲得了胡慶餘藥肆之半，這是一塊肥肉。但據《異辭錄》說，有一行腳僧人以500銀元存于杭州胡氏開設的典肆，苦苦索求，隻得到了一些婦女衣服，折價作抵。那僧人痛哭而去。由此可見，阜康号的倒閉事件，進一步暴露了當時的腐政。一事牽引全局。《越缦堂日記》所記時政甚多，如楊乃武冤獄翻案等，而胡适獨舉斯例，謂可補史傳，足征卓識。
李慈銘畢生勤學，涉獵四部，多留批識。金梁《瓜圃叢刊叙錄》内有《越缦堂書目跋》，謂嘗見李氏遺書800餘種于其後人處，注明手校本90餘種，手批本100餘種，手跋本50餘種，手序記本5種，手抄補本5種，校勘記、勘誤記各1種。對這些讀書心得，《越缦堂日記》有所節錄，然而不免瑜瑕并見，前賢多糾李氏疏誤。如唐釋道世，字玄恽，避太宗（李世民）諱，以字行。“《宋高僧傳》始回複為道世，而著明其稱字之由焉。《越缦堂日記》十六冊謂‘道世’之名，不避太宗之諱，殊不可解，蓋未見《宋高僧傳》也。”見《陳援庵先生全集》第9冊，《中國佛教史籍概論》卷3《法苑珠林》條。又如書商以文秉撰《甲乙事案》冒顧炎武《聖安本記》印行，雖二者大有分别，但李慈銘不能辨，誤以為前者是顧炎武少年所為，猶不脫明人學究氣，以之寫入《越缦堂日記》。見《朱希祖先生文集》（六）所輯《抄本〈甲乙事案〉跋》。以故胡适謂《日記》所錄讀書劄記大多是好的，留有餘地，這是合乎事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