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識閱讀百年

後商，專欄作者，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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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巨大的“分裂”和多元中，有一個共識卻一直紮根在社會生活的幾乎所有土壤層，那就是對常識，尤其是嚴肅常識的強調。這些常識寄生在通識讀物中，至今仍然如此。

起源于1995年的4月23日世界讀書日（世界圖書與版權日）是一個晚近的故事，迄今不過二十餘年。最近這段時間，很多對談、直播紮堆出現。閱讀既成為春天的接口，又成為焦慮的接口。無論商業還是公益，如此喧嘩令人不得不懷疑，此時的4 23和彼時的11 11又有何差別呢？這種模式下，閱讀更像是商業的一個對象，人們真正在閱讀什麼，從閱讀中獲得什麼，似乎已經不再是最重要的關注。

▌知識分子的書單

1923年4月下旬，梁啟超暫居翠微山，《清華周刊》又一次邀約梁啟超，籌備拟定一樁看起來繁瑣的題目，即推薦人們應該讀什麼。梁啟超下筆回想所讀經典，不僅列了一個冗長的書目，還給每本書都作了批注和推薦語。三日之内，竟寫了萬餘字。

《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分“修養應用及思想史關系書類”“政治史及其他文獻學書類”“韻文書類”“國小書及文法書類”“随意涉覽書類”，且兼顧了體系和實用。成為當時學蒙最重要的參考書目。

1920年代列書單，并不像2020年代列書單那般輕松、随意。

首先它做起來不容易，一份書單背後往往是整個文化史；其次，它的對象是全中國的青年群體，并非某一地域某一領域的讀者。1920年代累積的中國典籍非常多，如何閱讀，甚至是如何找尋一個系統去參考、思慮，都是一件難事。

在梁啟超之前，胡适也曾開列一個書單，卻因為涵蓋衆多，無法真正令讀者受用，“叫青年如何讀起”，受到衆多指摘。梁啟超的書單毋甯說是一次中庸的回應，既避免了大而無當，少了實用，又避免了删繁就簡，少了體系。

1920年代，《京報副刊》也曾廣邀名士征集書單。胡适、梁啟超、周氏三兄弟、林語堂、沈兼士、顧颉剛、馬叙倫、許壽裳、太虛等77位都向青年群體表達了回應和關切。顧颉剛還不忘叮咛，“學問的路向來是走不完的，大家應當順應自己的性情，去揀擇自己願走的路……我們隻要依了自己的志願盡力去做，在無路處開路，積以歲年，當然有成就的希望。”

如衆人所知，魯迅偏不“合作”。魯迅說，“從來沒有留心過，是以現在說不出”。魯迅勸誡青年少閱讀些古書，多閱讀些外國書，“現在青年最需要的是‘行’，而不是‘言’”。那麼，何謂言？何謂行？魯迅迥異于梁啟超的态度，又表明了什麼？

了解魯迅的态度，要回到其時文化的語境。

晚清民國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常被提及的是社會經濟，但文化的變化同樣不能忽略。在新一輪和外界的接觸中，中國和世界的關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語言、知識、常識的變化背後，是知識系統的更替，即從古典知識過渡到現代知識。

這個時期，《四庫全書總書目》過時了，《西學書目表》也成了過去時，隻有《生活書店全國總書目》保留了下來，并在全國範圍内普及。體用之變告一段落，西學終究奪得了上風。放之于知識群體的心态，則是文明轉捩為文化。放在時代語境，魯迅的話并非挑釁，他無非告訴青年，西學是未來通用的語言，是未來知識和社會的基礎設施。

▌第一代（學術）通識讀物的誕生

教科書在人的成長和知識的訓練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這個意義上，第一代教科書再怎麼被看重，恐怕也不為過。第一代教科書不僅普及了現代知識和理念，比如地理上的“七大洲四大洋”，還從學術體系和知識體系的角度，改造了人們對現實和社會的認知。今天要追溯一個詞彙和概念的源頭，很多需要回到這個時期的語境裡，不單單是因為那時它們剛剛出現，更因為很多個它們構成了一個彼此确認的思想世界。

更難能可貴的是，參與編撰這些通識讀物，特别是教科書的，主要是學者或者學問家。這在今天幾乎是不可能的，今天再也無法想象，學者們用一般的、日常的用語去談論他們熟知的理論和生命。

由王雲五策劃的《萬有文庫》可以說是知識系統轉捩的一個樣闆。參與編撰《萬有文庫》的作者很多都是今人眼中的大師，如胡适、蔡元培、蔣夢麟、傅斯年、任鴻隽、竺可桢等。《萬有文庫》始于1920年代末，前後共兩輯，八千冊，分有工學、商學、醫學、自然科學等不同小叢書。

要消化數量如此多的叢書，平常人家自然無法承受。盡管過程坎坷萬分，《萬有文庫》還是找到了它的客戶：政府機關和圖書館。

1906年，端方、戴鴻慈等大臣出洋考察回國後，向清政府請設圖書館、博物院、萬牲園（動物園）、公園等公共文化設施，作為“優遊休息之地”，“足益見聞之陋”。

1909年開設的國家圖書館是中國現代圖書館的開端。據《教育公報》，1916年中國21個省有公立、私立通俗圖書館237個，1931年達到1052個，1936年達到峰值，那一年也是出版行業的巅峰。在全國各省市湧現的圖書館，最适合的藏書大概就是《萬有文庫》吧。

王雲五打造如此浩大的工程，離不開他對現代知識的眷戀。這裡的知識不是實用的、專業的，而是廣博的、超越功利的知識。

和《萬有文庫》一道出現的，還有舉國知識分子對現代知識系統的撰述。他們創造了第一代現代學術教科書，且于今日教科書相比，往往更為簡約和凝練，也更适合不同需求的讀者。如《中國美術小史》《中國建築史》《西洋音樂與詩歌》《墨經的邏輯學》《中國今日之邊疆問題》《植物學小史》《普通實體學》《半農談影》等等。時隔一百年，大部分著作仍然是第一流的經典，甚至有些還是不可複制的珍品，比如《半農談影》。

▌一個讀者都不能少

晚清民國，現代教育确立而後深化，但王雲五所設想的“普通讀者群體”最多也不過兩三千萬（按1920年代“大學熱”後期），不超過人口數的十分之一。

據統計，1949年，中國有4億多文盲，占人口數約80%，農村和女性文盲率尤高。在義務教育普及之前，素養和教育的提高，主要依賴于掃盲工作。全國性的掃盲先後進行了四次，到1964年四次掃盲結束，文盲率已從80%下降到了52%。這個資料在過去這些年進一步降低。2020年，中國文盲人數隻有不到9000萬。

農民群體掃盲工作全面展開後不久，國家語委（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成立并推動《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出台。《台灣字總表》等一系列文書的公告和出版，為未來很長一段時間的工作定下了基調。這時，新文字運動已經有了數十年的曆史，它所追求的拼音化、口語、簡易、國際化、現代科學、經濟等原則很快就要實作了。

1949年，中國有55個公共圖書館，1965年增加到562個，如此少的數量，很難惠及普通讀者，尤其是農民讀者。

為了讓農民可以更便捷地接觸到書籍，圖書室的模式開始在全國推廣。這些圖書室主要建立在農村地區，好些并不固定，采用流動和巡回的模式。根據一份統計資料，1951年，東北區建立農村圖書室4900多個，中南區3100多個，華北區4000多個，華東區1500多個，西南區、西北區也超額完成了任務。此外，農村供銷社也會承擔圖書發行的工作。根據一份資料，河北定縣翟城村圖書室有《美帝怎樣侵略中國》《新婚姻法》《婦嬰衛生》《百萬雄師渡長江》等不同主題和類型的書籍。河北涉縣原曲村的讀者很愛看《看圖識字》《王貴與李香香》《李自成故事》等書。

1963年，農村讀物出版社建成，先後出版了《大衆實體學》《地球的面貌》《送蜜桃（唱詞集）》《農民家史四部曲》等書。1949年的中國圖書市場，面向農村群體的讀物并不多，但到了1960年，這類圖書已經達到4688種，125192千冊，約占總數的1/6、印數的1/4。

與之映照的，是一系列通識叢書的出版發行，比如《農村青年知識叢書》《政治經濟學通俗叢書》《人民公社小叢書》《通俗音樂小叢書》《工農通俗文庫》《工農百科知識文庫》等。此外，還有吳晗主編的《中國曆史小叢書》《外國曆史小叢書》《地理小叢書》《國文小叢書》等。這些叢書與《萬有文庫》已然大異其趣，其重點已經不是知識、思想，而是通識、普及。

這些通識讀物往往不會單獨出現，它們會和廣播喇叭、讀報組、掃盲班、黑闆報、街巷智語、戲班劇團演出、電影放映等搭配在一起，并往往是勞動的附屬品。

浙東餘上縣某群衆描述，“我們的學習，不是先生講學生聽，識幾個字的死讀書，我們還講故事和地方新聞……另外還用各種會議活動來教學，如二十日晚上阿拉開了個娛樂晚會，備些茶點，先講講切身問題——農民的痛苦和被剝削情形，大家很起勁。再聯系到國民黨政府專制獨裁、抗戰無能，應立即改組。然後再唱歌、做獨角戲，各人表演其特技。來參觀的老婆婆、小孩子都看得眯眯笑，群眾自動贈送香煙來參加娛樂，情緒很高。”

在這個階段，很多作家都轉成了通識作者，如沈從文、何其芳。從新文學到通識讀物的曆程，串起來很多故事。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工農階層和大學之間的距離縮短了，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之間的距離也縮短了。前者是社會結構，比如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等一系列政策支援下，三線城市大發展；後者則意味着通識性的考量第一次成為最重要的考量，縱然它很多時候是基于工農階層的立場。

▌當代的通識閱讀

到了當代，在大衆層面，通識被一股腦接受了，而通識所要求的體系、品質卻被忽視了。人人需要通識，但好像又不是。與此同時，如何生産通識也是一大難題。

在今天的暢銷榜單裡，通識讀物仍占有大半份額，但單論每本書卻未必是通識讀物。這歸根結底就是，認知和了解通識仍未被重視，未被解決。沒有通識，沒有共享的語言，沒有一緻認可的暢銷書，這些問題都聯系在一起，成為這個灰色過渡時期的好命題。

以“豆瓣2021年度讀書榜單”10本最受關注圖書為例，《從零開始的女性主義》《置身事内：中國政府與經濟發展》《劉擎西方現代思想講義》《也許你該找個人聊聊》都是通識讀物。

這四種通識讀物，正代表着當下中國讀者的四種心态和情況：大學教科書般的平穩和中庸感；被打斷的理性探究；封閉性的自我覺察和療愈；百科全書式的事實調查。

這些通識都不是新鮮的事物，1990年代開始就已經成為令人矚目的事實。經過了二三十餘年，改變的主要是内容取向，它更為當代，更關切城市生活和理性精神。它們勾勒出了一個畫面感十足的場景：一對剛步入職場的青年情侶，在晚餐桌上交換着關于烏克蘭局勢、彼此抑郁症的意見，而後各自埋頭做自己的工作。這是一個充滿暧昧和悖論的時空，但也是充滿可能和方法的時空，如何實作它，正在變得複雜。

文化熱至今，讀者和社會的變化都很大，很難一概而論。但在如此巨大的“分裂”和多元中，有一個共識卻一直紮根在社會生活的幾乎所有土壤層，那就是對常識，尤其是嚴肅常識的強調。這些常識寄生在通識讀物中，至今仍然如此。

1985年前後，藝術家還沒有今天這麼有地位，能産生如此大的社會和商業效應，但他們幾乎人人都在閱讀海德格爾、維特根斯坦等思想家，盡管不太能讀懂。張旭東在中學時代就閱讀了當時能在上海找到的幾乎所有西方現代學術經典，這些學術經典很快就成了大學生閱讀的最重要的參考項。

與王雲五的萬有文庫相比，這些經典更為豐富，也更遵循原有的語境，而絕少本土色彩。2000年前後，各個學科的學術教科書接連出現，它們是迄今最後一代通識讀物。這些通識讀物在過去二十年引進了1990年代以來全球學術生産的新現象和新品類，比如概念史、生态主義、後殖民、遊戲，以及我們熟悉的技術工程術語AI等等。中國的通識視野又一次敞開，但它面對的社會境遇較以往卻複雜了很多。

如此境遇下，重申梁啟超百年前的勸誡或許正當其時：“一個問題，被别人做完了，四平八正的編成教科書樣子給我讀，讀去自然是毫不費力，但是從這不費力上頭結果，便令我的心思不細緻不刻入。專門喜歡讀這類書的人，久而久之，會把自己創作的才能汨沒哩。在紐約、芝加哥筆直的馬路嶄新的洋房裡舒舒服服混一世，這個人一定是過的毫無意味的平庸生活。若要過有意味的生活，須是哥倫布初到美洲時。”

題圖來自商務印書館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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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國學入門要目及其讀法要籍解題及其讀法》，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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