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見證人#第一次聽說“三線”這個名字，那還是上國小的時候，大概是1979年。那時候，班上轉來了一個新同學，他的名字就叫“三線”。
我們都喊他“三線兒”。上十歲的孩子，啥也不懂，權當是個跟我們一樣的名字，還是老師跟我們講述了這個名字背後的故事——
他的父親離開了家鄉，奔赴西北參加國家三線建設，就給他取了這個特殊記号的名字。父母沒時間照顧孩子，将他送回了鄉下老家，和我們這幫鄉下野孩子混在了一起。
我們還是不明白“三線”是個啥，隻是知道它一定離我們很遠，是一件非常重要甚至是偉大的事情。“三線”和“三線兒”就這樣走進了我們的童年，留在了我們的記憶中。
長大了，明白了三線的真正偉大之處——這個發生在20世紀60～70年代，中蘇交惡、美國在中國東南沿海蠢蠢欲動交困之時的戰略大後方建設，為增強大陸國防實力，改善生産力布局以及中國中西部地區工業化做出了極大貢獻。
川黔、成昆鐵路，六盤水電站、平頂山火電站，四川、河北、湖北8座油氣田，攀枝花鋼鐵廠、甘肅酒泉鋼廠、貴州鋁廠等等這些都是三線傑作，有人說，三線使西南荒塞地區整整進步了50年。
此時，我腦海中“三線”的形象依然隻是雄偉、震撼和了不起。
直到2017年5月，我走到攀枝花，走進了中國三線建設博物館，看到老人家“三線建設不起來，我就睡不着覺”的智語，看到三線建設初期的勞動景象，聽講解員講起那些催人淚下的故事，我這才真正了解到偉大背後的艱難，成就背後的犧牲。
攀枝花機場就在山頂之上，跑道盡頭就是懸崖，四周都是山谷，被稱為懸崖邊上的機場。第一次去攀枝花，沒有想到飛機會在山頂降落，當時真的吓了我一跳，還以為飛機要撞上山了。
就是在這個山高谷深，盆地交錯的山旮旯裡，10萬建設大軍聚集金沙江畔，曆時五年，硬是在這不毛之地啃出了一座現代化“象牙微雕鋼城”。
無水、無電、無路、無車、無住房，就連最起碼的生活條件都不具備，“三塊石頭架口鍋，帳篷搭在山窩窩”“白天杠杠壓、晚上壓杠杠”，中國人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設起了新中國第一家特大型鋼鐵企業。
沒有房子住，沒床睡，就幕天席地；沒生活與生産用水，就發揮人力優勢，從金沙江排到山頂，一桶一桶地将水傳遞到山上。這些從天南地北奔湧而來的建設者激情高昂，“不想爹和媽，不想娃和家，不出鐵不回家”。
是人怎能不想爹和媽，不念孩子不念家，但家對他們而言，實在是太遙遠，隻能是在夢中在淚水浸濕的枕邊，回家的路實在是太漫長。
想要回家，你先得坐上火車。然而火車站在740公裡之外的成都，得先坐車到西昌，再從西昌一路轉車到成都，要翻越終年積雪的泥巴山，一路都是險途，沒有一個星期到不了成都。
根本就回不了家，回家隻是一種幻想和奢望。是以，從遼甯、北京、天津、上海等地，來到這千裡之外的山溝溝裡，他們就沒打算要回家。
後來，随着三線建設不斷推進，成昆鐵路通車，那一天，攀枝花人哭得稀裡嘩啦。
攀枝花有了火車站，他們終于有了一條可以回家的路。攀枝花火車站，對于攀枝花人來說，它不僅僅隻是一座車站，更是一個可以通往家的起點，是他們的家門。
聽講解員說起這些，我的眼角不禁流下了淚水，也想起了那位國小同學“三線兒”。眼前仿佛看到了父母将他送回老家時的不舍，還有他們在那艱苦工棚中思念遠方家和兒子時的情景。
82歲的浙江嘉興人李身钊如今在攀枝花安享晚年，他清楚地記得，當年他所在研究院的書記和院長都是從解放戰争、抗日戰争走過來的老革命，跟他們一樣住草房，吃食堂，沒有例外。
相反，同樣的級别，共産黨員的工資比普通群衆要低2元錢。
亓偉，山東萊蕪縣人，老八路，請命奔赴攀枝花前已經是雲南省煤炭廳副廳長。1965年1月，他離開妻子兒女來到寶鼎山下。
一片荒野之中，他們連續28個日日夜夜，亓偉和職工一樣沒有洗過一次熱水澡，沒有吃過一塊肉，沒有見過一片青菜。後又連續奮戰16個月，終于建成年産15萬噸的寶鼎煤田。
1971年5月，亓偉突然暈倒，醫院檢查，已是肺癌晚期。病床上，他在筆記本上寫道：“活着建設攀枝花，死了埋在攀枝花!”手術一個月後就回到攀枝花，拄着棍子，不分白天黑夜下基層，聽彙報，研究工作，病情一天天加重。
在臨終前，亓偉笑着對前來看望的職工們說：“我死後，請把我埋在寶鼎山上，讓我日日夜夜看着攀枝花出煤、出鐵、出鋼。”
這些故事又讓我想起來了“三線兒”，我不知道他父母在三線幹什麼，但感覺博物館中那些身影就是他的父母。也不知道他們一家人什麼時候團聚的？他們現在在哪裡？
相信，“三線兒”對三線有更深的感悟，他就是那場偉大建設和那個特殊時代的見證者；而三線也不僅是一場偉大的建設，更是一種精神，千千萬萬個“三線兒”父母們拼出來的艱苦創業、無私奉獻、團結協作、勇于創新的三線精神。
讓我們向三線建設者緻敬！向三線精神緻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