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與時間中的《吾兒吾女》——基于齊澤克的哲學解讀與王安憶的文學理論
文|龐驚濤
“在循環結構中，若幹事件互為因果。”
斯洛文尼亞作家、學者斯拉沃熱·齊澤克在他的代表作《事件》中，為我們探讨了“事件”一詞的概念，并以深入淺出的平易文字闡釋了與“事件”相關的義理。鑒于他身上已有的“20世紀90年代以來最為耀眼的國際學術明星之一”和“黑格爾式的思想家”這兩個耀眼的光環，他關于“事件”的闡釋正在被廣泛接受并援用，文學批評家用來作為小說中“事件”邏輯存在的理論依據也就變得非常容易了解了——因為大多數的小說都會安排至少一個事件。
“時間對我們來說始終是個壓力，當頭和尾都決定了的時候，中間如何度過，是我們一直要處理的事情。”在事件之外，作家王安憶則将小說創作的難點聚焦在“對時間的處理”上。她在《小說課堂》裡，用了很多案例，來分析小說中的時間處理藝術。
在齊澤克的哲學解讀和王安憶的文學理論裡，“事件”和“時間”這兩個音同卻義别的詞，各自指向了小說創作的兩個最為重要的方法論。小說創作語境雖别，然而中西思想卻完全可以彙通，齊澤克的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課堂和王安憶的複旦大學小說課堂借助于這種彙通，完成了對世界範圍内的小說創作者的跨文化啟發。
女作家袁遠的長篇小說《吾兒吾女》以“小升初”政策調整這一“事件”為引子，帶出了多個家庭在這一事件中的情緒和反應，平靜而穩定的生活被打破，層出不窮、一環套一環的大小“事件”，在小說的時間線裡循環而生，父母和孩子如何在沖突裡逐漸和解？“小升初”如何深刻影響中國的家庭生态？袁遠精心設定了多個交錯起伏的事件，并在小說的時間線裡，一一揭開“天下父母”身心裡隐秘的痛與愛。
似乎是巧合，也似乎是必然，袁遠在《天下父母》的寫作裡，汲取了齊澤克關于“事件”的哲學解讀營養，也遵從了王安憶關于“時間”處理藝術的文學理論。她以至輕至緩筆法寫出了“天下父母”、“吾兒吾女”這個至難至重的主題，也以極精極巧架構完成了極繁極亂的事件鋪陳與時間處理，使得她的小說創作更臻于主題的統一美和結構的成熟美。
對事件與時間處理的敏感性
對小說空間和時間中事件處理的敏感性，在袁遠早期的中短篇小說裡就有所展現。
中篇小說《一牆之隔》的空間圍繞城市展開，時間大多發生在幽暗的夜間，而事件呢，正是一場事先不會張揚的搶劫。在這篇作品裡，袁遠寫到了一個相貌英俊的搶劫者、一個失意的海歸、海歸的“悄悄變質”的女友、一個身兼美容師與雪茄小販二重身份的女子，他們的生活在多個空間點上重疊、交叉，在多個時間段上同時遊弋，他們是熟人、戀人、室友，彼此卻并不知曉對方内心的底牌，更無人知曉命運的底牌。
這大約是袁遠第一次成熟地架構事件和時間這兩個小說最為重要的元素。但主題和筆法卻不像是女性的，反而充滿了男性的鋒利和力量感。在創作談裡，袁遠坦承：在過去的小說裡，我盡力去寫過人性中明暗交錯的東西，去觸碰過複雜的内心圖景，以及被神秘力量暗中推動的命運。在這篇小說裡，神秘力量也推動人與人的關系。人與人是相連的，也是相隔的。正因為相隔，是以人心打開縫隙的一刹那，是如此的美好。
然而，評論家對《一牆之隔》中的男性鋒利并不認同。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副教授姜飛在《親仇一牆之隔》裡，說袁遠有“溫婉的文字與軟弱的内心”。姜飛認為，袁遠總是不能直面殘酷的細節，她應該突破善良女人式的溫婉而筆鋒銳利起來，這恰好是善良的作家袁遠與恣肆的傑出作家袁遠之間存在的距離，這個距離真是“一牆之隔”。
姜飛的評論裡，勾連了袁遠的長篇處女作《親仇》。他想象袁遠的寫作會“破牆而逾”并沒有發生，反而在《一牆之隔》裡呈現出一定的銳利之後，退回到了《親仇》的溫婉與軟弱。
《親仇》寫父母與子女在對抗中的愛意與退讓，具有殘酷中的忍耐與悲憫，确為一卷真切描繪中國家庭内部景觀的細密圖畫。主題的沉重與事件的殘酷，讓至親者至仇這個困擾着萬千家庭的倫理學難題入木三分的同時，也讓人為“親仇”這個倫理問題的形成掩卷深思。姜飛的評論一語中的：生活的空間一旦長時間重合，親與仇也就同蘊其中。袁遠的編織，因為有了前面無數個中短篇打底，在《親仇》裡，就變得越來越成熟了。袁遠借《親仇》，顯示了自己作為女作家對愛情、家庭和婚姻這些主題寫作的敏感，并試圖用小說中對事件的處理，來呼應讀者、尤其是女讀者的某種隐秘的閱讀期待，她希望讀者能從事件裡獲得經驗，訓練目光，長出智慧。
《親仇》之後，《單身漢董進步》和《親愛的婚姻》是兩個可以互相闡釋的中篇小說，直到《吾兒吾女》，她都在循着這條寫作的主線，沉默而有力地掘進。
袁遠從來不會把自己想象成偉大的小說家或者小說風格的開拓者。這二十餘年的寫作生涯裡，她其實一直在努力探入到“家”這個永恒話題的深層激流之中，探入到“家”的哲學和倫理中，探入到社會幽微的敏感内層裡，去窺探“家”的深刻含義和父母親人之間複雜的情感。由《親仇》而至《吾兒吾女》，她逐漸感到，有必要在小說中去記錄逐漸形成的新觀念和新世界，對固有的家庭範式及其親人倫理帶來的沖擊波。
“事件”中的啟發與反思
《親仇》裡的杜曉晗，一定有袁遠自己的影子，但原型更有可能來自于她身邊的女性朋友。因為讀者“能夠從對杜曉晗的叙述中讀出更豐富、更真切的經驗性内容”。這未必與作家的經曆呼應，但一定與作家的同情相關。
“小升初”政策的大變，是袁遠處理的第一個“事件”。不同的父母對這一“事件”有着不同的認知。按照齊澤克對事件“超出了原因的結果”和“破壞任何既有的穩定架構（scheme）”的定義，米穎和小安以及宋麗華這三位“小升初”學生的母親有着各自不同的認知和應對之策：米穎外示忙亂，而内裡實則有着有條不紊的主張；小安娃娃氣，應對事件幾乎全無主見，丈夫金峰“本事不大脾氣不小”，在“小升初”這個大事件裡因為有他和小安“咆哮事件”與“掌掴事件”的家庭過往，是以在“小升初”的籌劃上，兩個人并不能算是齊心；宋麗華則是苦心經營、工于心計、處處投機，是大事件裡看上去最精明而不吃虧的人。
雖然明知道她們面對的這個大事件終會解決，袁遠卻還是用了15個小節來鋪陳三個母親應對事件的詳細過程，其目的當然是呈現大事件下、大城市中，天下父母紛然各異的教育生态以及随時改變個人命運的社會環境。她以“小升初”這個大事件作為小說的開篇，扣住了這個時代的天下父母都會遇到的熱點和難點，使讀者企圖從中獲得經驗的想法得到了一定的滿足。其中，也深藏着她對“父母”這個身份的焦慮與同情。毫無疑問，“都市是中心”，今天，都市裡的父母面臨的困擾空前地多，更何況大多數都市裡的父母都是近一二十年間從農村轉移進城市的。“進入中心的人們并不能立刻使自身成為中心的靈魂。都市成了新的‘圍城’，它虛懷若谷，海納百川，卻又吞噬一切，毀滅一切。”可以說，“小升初事件”是整個小說精心布局的循環事件的預章，它确立了這部小說“關懷、同情、了解”甚至悲憫的基調，無論是米穎、小安、還是宋麗華，她們對孩子“小升初”的重視與否、努力與否以及過程中的付出多少，都無可指責。
小說最殘酷而逼近真實的事件，是任靜和兒子陸枕濤圍繞藝術特長畫畫發生的沖突、鬥争與最終的和解。袁遠選取的這個沖突，在現實世界裡普遍存在，但袁遠在平靜的叙述裡卻将這個沖突事件寫得驚心動魄。陸枕濤難以割舍畫畫這個愛好，掌握不好分寸影響了學習；并不寬和圓融的母親任靜強力武斷隔離愛好，以使他回到正常的學習上來。沖突幾乎不可調和，寸步不讓的沖撞中，死亡的威脅浮上來，學的樂趣和生的勇氣沉下去，事件中的細節觸目驚心：周六，陸振濤上午做完作業，下午又坐到了畫架前。一貫擔心兒子因為興趣愛好而耽誤了學業的任靜經過再次“交涉”無果後忍無可忍動起了手：“任靜再不多說，一沖而起，把畫架上的畫一把扯下，扔到地上，雙手把畫架一提，要搬進她的卧室。”沖突不可避免地發生，陸枕濤傷心難過之下說出了“你不讓我畫畫，我就去死”這樣的狠話。這個時候，任靜母親加入，“一把摟住了外孫，叫着陸枕濤的小名，顫顫流下淚來：‘胡說！胡說！你胡說什麼呀！莫吓我呀！’”老人加入任靜母子這場“畫畫遭遇戰”，袁遠恰到好處地把控了三代人在同一個場景裡的時間節點和細節。可是沖突的高潮還沒來呢，情緒的轉換或者升華如何呈現呢？好了，袁遠在此時别具匠心地安排了一個小細節：“任靜母親一個‘哎呀’沒說全乎，電話鈴乍然響起。任靜驚了一下，任靜母親也驚了一下。電話鈴聲又脆，又尖銳，震得整個客廳像是死了一般，任靜忽然悲從中來，她和自己兒子，怎麼就走到了這一步！”以為電話鈴聲讓沖突緩沖呢，袁遠卻不，安排了大細節中的第二個小細節，讓沖突更新：“陸枕濤沒接外婆遞來的抽紙，身子一晃，人到了書桌前。錯眼不見間，他手裡握了一把美工小刀。錯眼不見間，那刀片按在了他右手虎口上。”魂飛魄散的任靜“欲上前奪下兒子手裡的刀，哪有力氣，雙腿已不是腿了，舌頭也不是舌頭了。”細節在老太太栽倒在地和“她也栽倒在地”之後結束。在這樣快節奏的叙事裡，袁遠不忘在急鼓繁弦裡安排電話鈴聲和美工刀，基于對情節推動的合理與自然，這樣的大細節套小細節，哪裡是袁遠有心設計，分明是細節自己找來。
從上面這個細節裡，可以看出袁遠的另一個功夫，即對人物心理、情态和語言的逼肖募寫。汪曾祺回憶沈從文在西南聯大的創作課，“強調最多的一點是：‘要貼到人物來寫’。”任靜的心理、情态和語言，陸枕濤的心理、情态和語言，包括老太太的心理、情态和語言，正是“貼到人物來寫”的精妙之筆。《吾兒吾女》中，這樣的精妙之筆還有很多，幾乎每一個出場的人物的心理、情态和語言，都和他們的身份高度吻合，極具神韻。
而更讓人不能呼吸的，是親子關系的徹底崩潰，誰說袁遠的叙事沒有銳度？在《吾兒吾女》的“事件”設定裡，這是不多的“血淋淋”的悲劇式書寫。盡管，袁遠最終将這對母子從親子關系即将崩潰的懸崖裡拉了回來，但誰也不能否認，客觀存在了的死亡沖突，讓我們還是不得不為親子關系的脆弱捏一把汗，并為之心生恐懼。袁遠不會在小說裡給身在同樣困境的父母一個改善的良方，因為這方法其實并不存在，但他們大抵可以從這個事件裡得到啟發、反思甚至教訓，作為小說，這就夠了。
而最讓人蕩氣回腸、一念三歎的事件，是“問題學生”林逐月進特殊學校。離了婚的父母很難得在這個問題上達成統一戰線，足見林逐月問題的嚴重性。袁遠不惜筆墨細緻呈現出來的林逐月的問題，是否具有普遍性和警示性已經不重要了，她想在這個事件上盡可能地表達自己一種為人父母的态度，這種态度無關對錯，隻是需要深入到問題學生的内心裡去，深入到現實裡去，讓問題最後的解決既順理成章又留下足夠的想象空間，是以父親送進去，最後母親放出來，都讓袁遠擺布得合情合理，而“問題學生”會變好嗎？小說不負責提供最終的答案，事件到這裡，像掀起的巨浪最後慢慢靜下來成為一汪細細的流水，林逐月和她的父母，都要回到日常。
被壓縮了的“時間”
“事件”說完，再回到“時間”這個問題上。
王安憶說：“時間對于戲劇是個顯性的任務”，因為它需要考慮“如何将一個晚上度過去”。我覺得長篇小說也如此，把小說的“長度”填滿，最重要的就是處理時間的問題。所有的“事件”都會得到解決，所有的沖突都會緩解。在《吾兒吾女》裡，所有的孩子都會長大，所有的父母都會變老，問題是，讀者要的是這個充滿趣味或者驚險的過程，過程就是時間，“小說的時間”不是自然時間，是以，時間的處理，也是小說家要面對的重要課題。
《吾兒吾女》的時間線，起于“小升初”政策公布前夕，收束于即将進入初三的初二下學期，這樣的時間安排頗具小說家的匠心。袁遠顯然不能在一部小說裡，安排進“小升初”和“初升高”這兩個重要的時間，“小升初”的過渡像一場戰役，帶出了各色父母和各色孩子。一個浪頭過去，便是初一初二兩個年度裡，看似平靜實則波瀾不止的日常。前面的浪頭不過是日常的鋪墊，日常裡才裝得下那麼多生活的經絡，一家又一家，一個問題接着一個問題，小說的交叉叙事裡，時間在緩慢而有節奏地行走，一天、一周、一月、一學期、一學年，然後再兩學年，看着進入初三、面臨中考這一大事件，小說卻突然收束，時間停止，人物謝幕，未來無窮的想象，隻得交給小說外的“自然時間”了。
到這裡，小說的時間與自然的時間界限尚在，但讀者似乎已經分不清時間的虛與實，其實虛虛實實又有什麼重要呢，“事件”的長度或長或短，人物的面貌或濃或淡，小說的思想或淺或深，都圍繞着時間展開了就好，細節、情節、思想、人物性格等等，都在服務于“天下父母”與“吾兒吾女”這個内涵就好。袁遠遵守着時間對小說容量的限制，把“不可叙述的轉換為可叙述”的，将現實中冗長的自然時間，經過有意義的規劃，壓縮到小說的時間長度裡，那些無用的時間便被淘汰和過濾。從“三月的帛州平原”開始，我們看到了時間的線頭，到“十月中旬的周六”，再到“霧氣越發地重了”的秋冬之交，進入銀杏葉落的十二月上旬，再進入“元宵節過後”，又是一個春天，然後“清明時節雨紛紛”，到“夏日的黃昏”，時間行走的路徑，在小說裡是清晰的，卻也是被壓縮了的，無數個家庭、無數對父母、無數個孩子，都在這壓縮的時間裡，逐漸走出劍拔弩張的關系，時間的容量足夠堅實地撐起小說的過程，小說家到這裡“功成身退”，卻不忘在第31節裡埋下自己對小說時間處理的技巧：“時間這個東西，既快又慢。慢的時候，千篇一律的日子仿佛永無盡頭；快呢，彈指一揮間。”
對時間的處理，除了前述的小說時間和自然時間的“内外穿插”之外，還有小說時間中的“前呼後應”：袁遠試圖在一對有呼應的的時間裡寫出人物幽微複雜的内心世界，照見他們千回百轉的心思流轉以及瞬息萬變的世态人情，讓人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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