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徐俊
予生也晚，王仲聞先生在我現在服務的中華書局文學編輯室上班的時候，我還是個未開蒙的孩童。到了上大學，讀中文系，同學少年，于古代作品最鐘情于詞，“豪放”不論，單說“婉約”，無過于南唐後主李煜和易安居士李清照了。但那個時候讀書隻知尋章摘句，手捧《南唐二主詞》與《李清照集》，哪裡懂得它校訂的精審、注解的翔實，更不理會兩書的整理者王仲聞為何許人了。
到中華書局工作後，先知道周振甫、楊伯峻先生這些熟悉的名字竟都是中華的同僚，慢慢地又知道了一些故去的人，其中就有“文革”前擔任文學組組長的徐調孚先生和在文學組工作過的王仲聞先生。同僚中的前輩經常地說起他們，比如關于王先生，中華版《全唐詩》點校本卷首的點校說明，寫于1959年4月，署名“王全”，前輩們告訴我們，“王全”者，王仲聞、傅璇琮二位先生也（浙江話“璇”、“全”音近，徐調孚先生代拟的署名）。
中華版《全唐詩》是清編《全唐詩》的第一個整理本，王仲聞先生負責全稿的審訂，做了大量的工作。現在一些不法出版者将中華版改換标點版式，卻聲稱所據為揚州詩局本，實不知二者之間的差別在在皆是也。中華版文學類圖書中，不少部帙和難度都很大的書都經過王仲聞先生的加工，甚至由他直接承擔整理，如《元詩選》、《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各卷，特别是王先生傾注了兩年時間全部精力參與修訂的《全宋詞》。
《全宋詞審稿筆記》（王仲聞撰，唐圭璋批注）
“文革”伊始，1966年9月25日，王仲聞先生在當面交代完所承擔工作後的第三天，又給文學組寫了下面這封信：
文學組：
前日依照電話來局并照你們提出的辦法，将經辦東西交代。覺得當時手續過于簡單。如文化大革命運動結束後，萬一其中有一種仍可考慮出版，則新接手之人不明經過，工作不免要麻煩一些。我想将各種稿件情況說明一下，請不要嫌我羅嗦：
（1）夷堅志：斷句已全部複核改正。未辦完者，為補遺。補遺僅就《永樂大典》補了若幹則。宋人書中還有，能憶及者有《方輿勝覽》、《景定建康志》、《鹹淳臨安志》等等，此外還有《異聞雜錄》、《清波雜志》。以上僅僅是我平時讀書所知道的，不能完備。
（2）元詩選：大約已複核了初、二兩集。有些有疑問（文字），未曾查各家集子；有些墨釘可以補，也沒有查。
（3）陸遊集：原拟考慮作注，尚未決定，也沒有動手。
（4）李杜資料：杜甫僅剩清代沒有編。李白則全部未編（唐宋編了一部分）。
（5）唐五代詞：原來在編引用書目，沒有完成。目錄也沒有确定。内容取舍，我想從嚴，把一些僞作以及後人依托之神仙詞，或雖是詞而不能算作文學作品者，一律不收。今年學習緊張，沒有能夠提出來在組内讨論。原稿還需要加工（主要是複核作品之出處，原稿有錯誤），最好以《唐音統簽》參考，出自《全唐詩》者可以改為《唐音統簽》。
原來我私人編了一張《唐五代詞人年表》，記得放在稿内供詞人小傳參考（生年卒年登第年大都可憑此表，不必另行搜羅），前日沒有見到。我手邊并沒有。小傳還沒有全部注明來源。
我還有一些自己的廢稿，一部分是《兵要望江南》裡的詞，沒有抄過。因為想整個不收。現在也寄給你們。如其沒有什麼用處，将來退還我好了。
緻
敬禮
王仲聞 66.9.25
在信封的背面，王先生工整地抄錄了毛主席語錄四行：“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現在讀這封信的感覺不免有些悲涼，“文革”沒有像王先生期望的那樣很快結束，而王先生卻在1969年離開了這個世界。
現在王先生信中提到的書稿有的已經出版，除了《唐五代詞》稿于“文革”後期遺失。但在中華書局的出版物上，沒有王仲聞的名字。他生前出版的《南唐二主詞校訂》和校注《蕙風詞話·人間詞話》（署名王幼安，與徐調孚合作），出版者都是人民文學出版社；《李清照集校注》，1964年已經打好紙型，到1979年才由人文社正式出版（署名王學初）。王仲聞的名字已漸漸不為人所知。最近，中華書局出版了《全宋詞》的增訂簡體本，在該書的作者欄裡鄭重地補上了“王仲聞參訂”的署名。
即使是專門研究詞學的人，對《全宋詞》四十年代的初印本和六十年代的修訂本之間的差異，也不會關注了。但要說及本世紀詞學文獻的整理和研究，《全宋詞》的修訂出版實為繞不開的大事，其本身的價值和對此後詞學研究的意義，同類書中有哪一本可以相比呢！
唐圭璋先生
前後兩版的《全宋詞》可以說判若二書，當然其中唐圭璋先生作為編者貢獻最大，這也是唐先生詞學生涯中最重要的成果。另外從中華書局的書稿檔案中我們也不難看到王仲聞先生在修訂過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沒有王先生的參與，《全宋詞》難臻如此完美之境。這裡從王、唐二先生往返商榷的原始記錄中随手摘出兩則，以見一斑。以下是王先生的話：
《至元嘉禾志》卷三十一有吳潛《效東坡作醉翁操》一首，前有序雲：“予甥法真禅師以子瞻内相所作《醉翁操》見寄，予以為未工也，倚其聲作之，寫呈法師（引者按：據《至元嘉禾志》，“法師”當作“法真”），知可意否。謝山醉吟先生書。”此謝山醉吟先生，不知何人，不似吳潛自号。按陸放翁《入蜀記》卷一言本覺寺（為抵秀州上一日午後泊本覺寺，殆在嘉禾境内）有小碑，乃郭功甫元祐中所作《醉翁操》，後自跋雲：“見子瞻所作未工，故賦之。”元祐中人稱東坡為内相，南宋人無以此稱東坡者。（内相乃翰林學士之别稱，與内翰同，始于唐。）疑此詞乃郭功甫所作，非吳潛作。故彊村曾據《至元嘉禾志》錄履齋佚詞，而不及此首。謝山醉吟先生之稱，不見于《自号錄》，疑是功甫自号。
最後王先生問：“如先生同意此說，當補作郭功甫詞。”唐先生答雲：“同意補作郭功甫詞。原來我看序與标題不合，曾懷疑過，但不能知何人之誤。”這是王先生在輯補佚詞、鑒别作者方面所做工作的例子。再看一則關于宋代另一位女詞人朱淑真的時代編次的例子：
朱淑真不知為何時人。《全宋詞》原編在卷151，在李石之後、劉學箕之前，似有問題。朱之時代至少在淳熙以前（其時朱早已死，此據魏端禮《斷腸詩集序》），而劉學箕則為慶元間人（有己未年所作詞，即慶元五年所作）。
唐先生答雲：“知在淳熙以前，當據此提前。”關于朱淑真的時代，後來王先生續有所得，在另一則記錄中王先生說：
朱淑真為何時人，迄無有人考定。蕙風據詩集中“魏夫人”，定為曾布同時人，也不一定可恃，以曾布妻魏夫人以外，或另有其他魏夫人也。惟魏端禮編其遺集《斷腸集》乃在淳熙年間，可為朱卒于淳熙以前之鐵證。茲查《樂府雅詞》卷首“九重傳出”之《集句調笑》，内有“黃昏更下潇潇雨”句，殆即朱《蝶戀花》中“黃昏卻下潇潇雨”句。是朱雖未必與曾布同時，其為北宋人，殆無可疑。茲據編于北宋崇觀年後、宣政年前，雖無确據，或無大謬。
近幾年學術界對朱淑真的研究成果多了起來，其詩詞集也已有多種整理出版。關于她生活時代的考證雖有所深入，但南宋說、北宋說，仍然未成定說。我曾粗略地看過各家的舉證，竟沒有提到《樂府雅詞》《集句調笑》的，而這恰恰是《全宋詞》編次的依據。
像上面這樣的加工記錄，儲存下來的約在千條左右，近十萬言。王先生将審讀加工中發現的問題逐一條列，寄請唐先生閱複，大凡全書體例、編次、詞人小傳、詞集版本、存佚互見、輯佚補缺等等，有關《全宋詞》的方方面面，無不涉及。征引浩博翔實，态度謙虛審慎，讓我們這些後來者歎服之外，唯有愧汗。
在我們的作者之中，已很少見到如此精熟文獻的人；在我們的同行和同僚中，又哪裡還有這樣為一本書的審讀投入如此多的學識、智慧和精力的人呢！《全宋詞》修訂出版前，中華書局與唐圭璋先生以及當時的南京師院黨委商定，采用“唐圭璋編，王仲聞訂補”的署名方式，唐先生欣然同意（後來看到了“文革”前的《全宋詞》出版合同，唐先生親筆在自己的名字後，寫了“王仲聞訂補”五字）。
但時不多久，“文武之道”弛而複張，文化部下達了某項條例，規定若幹種人的名字不得見諸社會主義的出版物中。這樣，一位學者一生的積累和兩年的辛勤勞動，就如此這般地被一筆抹淨。在至今已經重印七次六萬餘冊的《全宋詞》中，一直沒有“王仲聞”三字的蹤影。這次簡體本的署名，可以說是還了曆史一個真實。
在前面這些傳之口耳、錄自檔案的文字之後，往下似應将一般個人履曆中不該遺漏的姓名字号生卒年裡作點歸納，好為現代學人“錄鬼簿”提供點素材。
王仲聞（1901—1969），名高明，以字行。筆名王學初、王幼安，據說都是為不得已避用真名而所取之号；台灣曾大量翻印其書，改其名為王次聰。浙江海甯人，王國維次子。長相酷似靜安先生，已故沈玉成先生首次見到他時，曾取《觀堂集林》中那張相片來印證，非常傳神地說“子之于父，如明翻宋本，唐臨晉帖”。
王仲聞先生《全宋詞》審稿意見（藍筆）及唐圭璋先生批複（紅筆）
令人感慨的是，時不過三十年，我們現在卻隻能從靜安先生的遺像來緬想幼安先生的模樣了。王先生幼承家學，但中學畢業即入郵局工作。解放初期供職于北京地安門郵局。1957年因參與創辦同人刊物《藝文志》而成為右派，遭開除。後經由徐調孚先生推薦，被愛才若渴的中華書局金燦然總經理請到中華，成為一位不在編的臨時編輯，一直工作到寫下前面那封給文學組信的那個時候。
王先生精熟唐宋文獻，以“宋人”自許。尤長于詞學，其著述除前已述及的三書外，還有《渚山堂詞話·詞品》點校（署名王幼安）、《詩人玉屑》點校。他用力最勤、真正代表他學術水準的還有兩部書稿：一是《唐五代詞》，“文革”中遺失，其前言後記幸存于檔案中，經程毅中先生整理，已經發表。二是《讀詞識小》，約20萬言。錢锺書先生曾受中華書局之請看過全稿，稱“這是一部奇書，一定要快出版”。
但就在中華決定出版并已完成了審讀加工的時候，因為與《全宋詞》署名同樣的原因而暫停付印。“文革”中遺失。現在我們從《全宋詞》的審讀加工記錄中，可以約略看到《讀詞識小》的影子。最後我想借此機會許一個私願，以作本文的結束。但願這份凝聚了王仲聞先生學識和勞動的珍貴的審讀加工記錄有機會整理出版，一方面，《全宋詞》中不少的結論，其是以然者，均保留其中，對詞學研究自有其本身的價值；另一方面，像王仲聞先生這樣的學者、這樣的編輯，大而言之對學術的貢獻、小而言之對中華書局的遺澤，實在是值得後人緬懷和追慕的。
1999.3.2. 六裡橋
（原載《書品》1999 年第2 輯）
本文選自徐俊所著《翠微卻顧集：中華書局與現代學術文化》，由中華書局授權釋出）
華文好書選讀
《翠微卻顧集：中華書局與現代學術文化》
徐俊
中華書局
2021年12月
本書通過對中華書局原始檔案、往還信劄的梳理，挖掘了許多經典著作出版背後的塵封舊事；作者徐俊作為中華書局的老編輯、掌門人，主持點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訂工作，是中華書局曆史的親曆者，與許多學者交誼甚厚，以溫暖細膩的筆觸，憶述與諸多學者交往的點點滴滴，描繪出一代學人的風範與行誼。為我們呈現了一段豐富立體鮮活的現代學術史。
一個有着悠久優秀傳統的出版社，是與學者互相成就的，本書全文整理了周振甫撰寫的錢鐘書《管錐編》《談藝錄》審讀意見，以及錢鐘書的逐條批注，為我們全景呈現了這一中國出版史上的佳話。作者并回顧了編輯工作生涯的許多往事，記錄了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工作的諸多細節，分享了寶貴的可資借鑒的編輯經驗。
“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中華書局1960年代在翠微路二号院開展“二十四史”點校工作，形成了“翠微校史”的佳話以及中華書局古籍整理的優良傳統，作者在這個傳統裡工作、生活，回顧生涯，益增新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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