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希望國家社會進步，不能不希望教育進步；我們希望教育進步，不能不希望書業進步。我們書業雖然是較小的行業，但是與國家社會的關系，卻比任何行業大些。”中華書局創始人陸費逵先生（1886—1941）這樣講到。
今年是中華書局成立110周年。在110年曆史上，無論早期以“開啟民智”為宗旨的教科書出版，還是1958年以來的古籍整理和學術出版，以及新時代作為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鎮的作為，中華書局對國家社會進步貢獻甚巨。110年華誕之際，中華讀書報設立專欄，以“我與中華”為題，分享中華書局的作者、員工與中華的緣分故事。
我與中華書局有三重關系。
第一是讀者。從讀研究所學生開始，老師就說買新印古籍要先買中華書局的，中華書局沒有，再買其他出版社的。這樣，我的（當然還有其他同學的）書架上太半都是中華書局的書，而且直到今天，我還是保持着這個習慣，跟學生也是說買書要先看中華書局有沒有。
第二是員工。1991年博士生畢業，我去書局求職，導師啟功先生為我寫了一封推薦信。這封信記得是跟他老人家說了後，第二天就讓我去家中取的。取的時候啟先生一句句地念給我聽，還拿筆在一句話的旁邊添了一個字。這樣，我就順利進了書局，從這年的7月到1999年12月，在局裡工作了8年多。後來，書局要在早年《啟功叢稿》一卷本的基礎上出版多卷本，就安排我來承擔編務，我将之視作一生中做過的最有意義的事情之一。啟先生在前言中還特别提到“此次拙作《叢稿》再版，重編分卷以及篇目安排、文字校訂，多承劉石先生相與商酌，用力極大”雲雲。我引這段話是想讓世人看看前輩為人師者的行事之風！
2002年6月，中華書局九十周年局慶會後，熊國桢、沈錫麟、啟功先生、劉石（從左至右）合影于人民大會堂東門前
1990年9月啟功先生推薦本文作者入中華書局的信
第三是作者。2007年，書局約請袁行霈先生組織班子，編寫一套《中國文學作品選注》，與他主編的面向21世紀大學教材《中國文學史》配套使用，宋遼金部分即命我來主編。我想着也就200多篇，找人不易，統稿也麻煩，幹脆就一人獨力完成算了。這套教材出版後，多所學校取用之，每年重印，直到今天，我覺得還是同類教材中較為理想的一種。
後來我開始整理《法書要錄》，利用老員工的便利，建議由我在書局時的同僚和摯友劉彥捷做責編。劉彥捷對我是既寬容又嚴格，寬容是指容忍我一次次地拖延交稿，嚴格是挑出了不計其數的問題。書在2021年出版後，入選當年度書局“雙十佳”。我跟她說，要說也應當，我不行，你還不行嗎？
《法書要錄校理》
[唐]張彥遠 纂輯 劉石 校理
2021年4月中華書局出版
有了這三重關系，中華書局之于我就與大多數人不完全一樣了。有多少人和事令人難忘。不怕挂一漏萬，就象征性地舉幾樁吧。
傅璇琮先生
啟先生請傅先生做我的論文答辯主席後，我就開始向傅先生請教了，到書局後不消說更友善受到傅先生各方面的指導。有一天傅先生來到我的辦公室，笑呵呵地遞我一個紙包，打開一看，是一個雕花的玻璃盤，原來，這是送我的新婚禮物！後來我工作的具體部門發生變化，傅先生覺得再呆下去對年輕人的成長不利，居然完全沒有跟我通氣，就向清華大學中文系推薦了我。當我第一次接到清華中文系打來的電話，讓我去見見面聊一聊時，我還問，你們有什麼事嗎？
1997年6月與傅璇琮先生在浙江甯波天童寺
許逸民先生
剛到書局不久，就聽許先生說，中華書局什麼人的稿都敢退，隻要你有把握。還說，他就剛剛退了一位老先生的稿。這個老先生的名字我當然記得，但不敢說出來。許先生的這句話，展現出了書局人的底氣，也展現出了書局人的敬業。後來，當我在處理一些稿子猶豫不決的時候，就每每拿這句話給自己打氣。我長期在許先生手下工作，那時的我年輕氣盛，工作上有不同意見就直接表達，他都不以為意。有一次路上遇到他和他的老伴，見我右手綁着紗布，詢問之下知是做飯時火苗灼傷了手。結果當天晚上，許先生親自登門，送上了一大袋饅頭，說是老伴交待的，手傷了不友善做飯，先湊合幾天吧。許先生的老伴已經去世多年了，我在這裡默禱她安息！
1992年春在北京房山十渡，左起：劉石、許逸民、傅璇琮、徐俊、顧青
劉宗漢先生
傳說劉先生當年考取了張政烺先生的研究所學生，而且排名第一，但他主要是為了證明自己的能力，是以并沒有去讀。他這個年輩的學者，已經是新中國後接受的高等教育了，專門家多，博學家少，劉先生不然，他的學問十分廣博，舊學功底相當深厚，很有比他還長一輩半輩的學者的風範。有不懂而又不知上哪兒去查的，我第一時間就去請教劉先生，直到今天還是如此。去年寫一篇談古人書儀的文章，我和一位朋友産生了分歧，我說書信中足下一詞當用在上對下，朋友說從秦漢開始就有用于下對上或平輩之間的，這就引起了我的思考，一個語辭在漫長的曆史時段中，含義和用法往往疊經變化，我們今天應該怎麼處理呢？劉先生不假思索地解答，民國以降使用的書儀是明清之交形成的，我們今天如果仿作，就應該參照這一時段的用法，就是說，足下一詞是用于上對下，而不宜反過來。
2020年6月本文作者在劉宗漢先生府上
還有一點應當提及的，當年我和劉先生家住上下樓，犬子出生後，劉先生來家看望。他看着嬰兒床裡的娃娃說，令公子長得挺端正啊，就叫端端吧。我們一聽覺得挺好，長相端正固然重要，品行端正更是必須，于是就真取為犬子的小名了！
徐俊
我剛進書局時徐俊兄就是文學編輯室副主任，我的直接上司。後來官越當越大，直到當了書局的掌門人。我離開書局後，他也曾離開過一段時間，不久上級要他回去，我勸他别回啦，在社科院做研究有更好的條件。他毫不猶豫地說，上司的信任辜負了不合适，再說自己對書局是有感情的。我剛到書局不久，要求年輕人捐血，派到了我身上。我都做好獻的準備了，突然又通知不用獻了。一打聽，才知道是徐俊兄說的，人家單身，獻了血回家連個做飯的人都沒有，先别獻了吧。對同僚細心如此，讓我感動。
2021年3月與徐俊（左）在人民文學出版社70周年社慶大會上合影
劉彥捷和張家珍
辦公室這兩位女同僚都比我年輕，但業務水準、工作能力都比我強。當時剛興用電腦，王碼、鄭碼之類的輸入法甚多。是她倆堅決跟我說，一定要學五筆輸入法，學的時候雖然難點，學好了就一勞永逸。看我有畏難情緒，就鼓勵我說，我們教你，我們倆一天就掌握了，估計你時間得長點兒，三天吧。我心想，我能比你們笨三倍？學！終于，我在第四天學會了！
1993年10月，徐俊、張家珍、張世林、劉彥捷、許逸民、劉石（從左至右）在少林寺
劉彥捷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研究所學生畢業——不是拿這個吓人，我隻是想說明她的古文獻功底深厚那是有原因的。她的最大問題是功名心不強，不想着憑自己紮實的學力做學術大廈的棟梁、椽子也罷了，連磚瓦也不願做，隻願做磚瓦的鈎縫劑。經她手的稿子，她總能挑出别人不見得能挑出的問題。她有一回說，我辛辛苦苦給某某的稿子挑了一堆錯，他好像聽不大明白，聽明白了也不領情，還說我耽誤了出版的進度！有一次在一個項目評審會上，正好碰見了那位先生的申請材料，我就脫口而說，這申請不行。旁邊的人奇怪，你這不是還沒看材料嗎？我說，不用看，劉彥捷早說過了！
匡亞明先生
我們當年都尊稱為匡老。匡老是我平生最尊敬的兼老革命、老學者于一身的老前輩。他是1926年的共産黨員。他1992年出任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第三任組長，當時就謀劃創辦一種雜志《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後來我才知道，創辦這個雜志的想法，至遲在延安就萌芽了！古籍小組一直指定中華書局作為辦事機構，我就從文學編輯室抽調到古籍小組辦公室，參與雜志的創刊和編輯。
匡老人在南京，有時會來北京，更多的時候是讓我們去南京彙報工作。他對待年輕人一次也不曾疾言厲色，交待工作态度明朗，語氣卻十分溫婉。有一次他留我們在家用飯，席間我看他老人家高興，就趁機說，匡老，想跟您要一樣東西，匡老應聲問道，是字嗎？我應聲而答，不是，是您新出的《孔子評傳》，于是我就得到了一本簽名本《孔子評傳》。我每當想起這件事就直後悔，深切地感覺腦子不轉彎是多麼要命！要知道，匡老的書法當時就十分搶手，現在更是珍如拱璧了！
周絢隆
有人看到這兒會說了，周絢隆來書局沒多久，跟你有什麼關系？殊不知他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從編輯而至副總編輯，我們是幾十年的老朋友了。我在他老東家那裡出的兩種東西，《蘇轼詞選》和《詩畫之間》，都是他約的或大筆一揮定的。他到書局時間是不長，但我知道他的學術能力、從業經驗和工作作風，可望為這個百年老号續寫輝煌！新近梁佩蘭事件的快速處置，我雖不知内情，但從坦直真誠的态度、雷厲風行的風格看，覺得像是他的手筆。是以，我寫他，可不能看作是對他作為書局繼任掌門人的攀附夤緣，要說是，也隻能說是對我度過8年青春的中華書局的攀附夤緣！更何況，這篇回憶文章是他專門打電話來要我寫的，還沒聽完我扭捏的推脫，就說我要開會了，你必須得寫，挂了挂了，電話就挂了。既然文章是他讓我寫的，不寫寫他，合适嗎？
篇幅不容許我的回憶繼續下去了，最後取李世民、李治父子《聖教序并記》裡的句子，內建一付八言聯，表達我對書局110年華誕誠摯的贊頌和由衷的祝願：
截僞續真，随機化物
瞻奇仰異，照古騰今
（本文原載于《中華讀書報》2022年4月6日14版）
（統籌：陸藜；編輯：白昕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