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微卻顧集：中華書局與現代學術文化》，徐俊著，中華書局，2022年1月版，492頁，88.00元
2021年歲末，執掌中華書局十年的徐俊先生榮退，其新著《翠微卻顧集——中華書局與現代學術文化》（下簡稱《卻顧集》）出版，适逢中華書局成立一百一十周年前夕，據悉，新書首發是“局慶”第一場活動，可謂“三喜”臨門，實在值得慶賀。作為同行，拜讀新著，感佩之下，更多收獲。李白當年作《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正值初入長安，雖隐居終南山，但仍“三十成文章，曆抵卿相”，所謂“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無非個人感慨。徐著借以書名,然更具“曆史現場感”，正如作者所說：“新書雖以‘翠微’為關鍵詞，但實際主要涵括中華書局翠微路與王府井兩個時代的書人書事……以文字重回那個時代，重回曆史現場。”
啟功先生來到中華書局六裡橋新廈（1999年初，左一李岩，右一熊國祯）
1912年1月1日，中華書局在上海成立，創辦人陸費逵先生在談到初衷時說：“文化侵略比任何侵略都可怕，一國的文化事業若不幸落于他人之手，那種危亡的事實立刻就可實作，因為潛移默化的文化侵略一發展，雖有堅甲利兵作抵禦的工具，也很少有用……敝局同人在前清末年感于文化機關之被人侵略，于是筚路藍縷地設一純粹華人自辦的文化機關——就是今日的中華書局——以為抵禦文化侵略的工具。”（《西湖博覽會中華書局宣傳日敬告來賓》，見《陸費逵文選》，215頁，中華書局2011年版）在百十年曆史風雲與變遷中，中華書局也經曆過與國家命運一樣的多重曲折，出版宗旨也從當初的“一、養成中華共和國國民；二、并采取人道主義、政治主義、軍國民主義；三、注重實際教育；四、融和國粹歐化”，發展為今天的“弘揚傳統，服務學術，傳承文明，創新生活”。1954年，中華書局總部從上海遷北京，先在西總布胡同7号，後遷至東總布胡同10号，期間，短暫與财政經濟出版社合署一個機構兩塊牌子，1958年獨立建制，定位為整理出版古籍與當代文史哲研究著作的專業出版社，并被指定為“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辦事機構。1961年遷至北京翠微路2号，1971年與商務印書館合并成一個機關，一個班子，兩塊牌子，辦公位址遷至王府井大街36号。1979年中華書局恢複原獨立建制，1997年遷今址（參見《中華書局百年大事記》，中華書局2012年版）。《卻顧集》通過檔案、書信以及著者親身經曆，在書與人的曆史場景中，與讀者一起回望其中的一段曆史。用今天的話講，從翠微路到王府井，是中華書局的一個“高光”時刻，許多書與人，屬于“天花闆”級的，有着現今也無法企及的高度，諸如被譽為“國史”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整理等。2013年，國家新聞出版總局、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上司小組公布了《首屆向全國推薦優秀古籍整理圖書目錄》，共計九十一部，中華書局入選三十四部，其中有二十四部出版于徐著所述時間段。
“翠微校史”期間留下的唯一最全合影。“二十四史”點校工作會議會間看望陳垣先生，與鄭天挺、劉節、唐長孺、王仲荦、王永興、羅繼祖、盧振華、張維華、陳仲安、劉乃和等合影（1964年7月17日）
《卻顧集》收錄徐俊先生三十七篇文章，作者謙遜言“内容錯雜，缺乏系統性”，實際上，該書的副标題“中華書局與現代學術文化”，是很好的說明，用著者的話：“就一本書而言，其自身就是一個生命體，借助這些舊檔書事，我們能夠看到一本書的生命曆程、一本書所經曆的内外作用力，反過來也折射出一本書所在時代的學術、文化及社會生态，是中國現當代學術文化史的一部分。”這三十多篇文章,雖寫于不同時期，但具“書史”架構，國史、學人、編輯三組重點，各自獨立，又互相交叉。徐著所作，主要依據中華書局檔案、相關當事人書信、日記以及著者本人親身經曆，故其史料之豐富信實，十分珍貴、難得。加之徐俊在中華書局工作近四十年，從普通編輯到掌門人，甚至是書局曆史上，“唯一一個總編輯、總經理、執行董事、黨委書記全做過的人”，在這樣一個“百年老店”裡，他受過老輩教澤，又幫助和見證年輕一代成長，是以在其每一篇文字中，都充滿感情。他榮退當天，在微信朋友圈深情寫到：“感謝組織關懷，今起脫下戰袍，從運動員變身觀衆，當拉拉隊，為大家鼓掌，為大家加油，感念中華，祝福中華。”筆者以為，《卻顧集》中，無論寫書或寫人，其實都是在寫其背後文脈赓續的“中華精神”。正是有着這樣的感念，徐俊在新著中，對曆史梳理、史料發掘、檔案整理，始終堅持文化責任站位與學術專業精神。
職業緣故，筆者特别被書中幾位具有編輯人生的中華書局前輩所感動。
“‘二十四史’點校責任編輯第一人”：宋雲彬
宋雲彬先生
“二十四史”标點整理及修訂工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多年以來，最重要的古籍整理項目與成就，《卻顧集》一組相關文章，為我們梳理了這一工程的來龍去脈、期間曲折、輝煌成就以及存在的遺憾，使我們從這一重大古籍整理出版工程，看到了幾代人為中華傳統文化傳承與發展所作的貢獻。《“二十四史”點校整理的回顧與展望》《宋雲彬：點校本“二十四史”責任編輯第一人》等，都談到了“校史的三個關鍵人物”：顧颉剛、宋雲彬、趙守俨先生，并通過大量檔案、日記，還原當年的“校史”場景。
據《宋雲彬日記》（中華書局2016年版），1958年2月，宋雲彬拟《編纂〈史記集注〉計劃（初稿）》，交當時浙江省委書記江華（28日），并寄友人征求意見（3月4、5日）。正如徐著所言：“正是這份《史記集注》計劃，直接促成了宋雲彬的進京。”當年7月11日，宋雲彬先生的日記：“白（省統戰部處長）謂中央統戰部有信來，促餘赴北京，有愈快愈好之語。問以要我赴北京作何事，則語焉不詳，但謂據彼了解，恐系中華書局請參加整理古書工作。”9月13日，宋雲彬先生遷京，15日即“赴中華書局看金燦然”，16日“上午七時一刻，赴中華書局上工”。徐俊對《宋雲彬日記》及相關史料鈎沉與梳理，讓我們清晰了解到：“《史記》點校本成稿過程非常複雜，由賀次君初點，顧颉剛複點，宋雲彬過錄重點，聶崇岐外審，凝聚了四位先生的辛勤勞作和智慧學識。”這其中，徐俊對宋雲彬先生的工作，更是着力用筆，提出了“‘二十四史’點校責任編輯第一人”，“我們從檔案資料中，顧颉剛先生、王伯祥先生、宋雲彬先生日記和書信中，去了解、了解他們所做的工作，宋雲彬先生以右派分子的‘戴罪之身’每個月都要寫心得報告，檢讨自己、改造自己，上午劈柴煉鋼，下午晚上标點《史記》，一年的時間完成了《史記》的編輯和出版，其思想壓力和工作強度可想而知”。《宋雲彬日記》中，這樣的記載還有很多，如：“下午政治學習。晚照例應學習曆史，餘仍标點《史記》”（1958年12月10日）、“下午奉陪開會，晚上補作标點《史記》工作”（1958年12月12日）、“星期應休息，但餘照常點校《史記》”（1959年1月11日）等。自1959年4月完成《史記》點校後，日記中，又有許多看校樣、勘誤、點校《後漢書》，以及編輯《晉書》《南齊書》《陳書》《梁書》的記載，1960年5月26日，還寫了一篇《關于〈史記〉标點錯誤的檢讨》（見《宋雲彬文集》第二卷，313頁，中華書局2015年版），最後一條相關日記，是1966年5月5日，“上午照常工作，整理《梁書》校勘記”。此時政治形勢日趨緊張，7月間即有《金燦然幫宋雲彬搞反攻倒算》《宋雲彬休想滑脫》等大字報（1966年8日、13日）。據宋雲彬先生孫輩記述：“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那年祖父69歲，‘摘帽右派’身份的祖父再次被批判、被剝奪了工作的權利，身體和精神上所受的摧殘，使他幾乎崩潰。1966年8月一天的晚上，造反派到家裡抄家，将書籍字畫撕扯扔得滿地，讓兩位老人跪搓闆，冷熱水交替沖頭，說祖父是‘反動學術權威’、‘大右派’。”（宋京毅、宋京其《永遠的懷念》，見《宋雲彬日記》附錄）《顧颉剛日記》（中華書局2011年版）也有相關記載：“宋雲彬五七年定為右派，嗣後任中華書局編輯，未聞其有大過，而此次運動中，局方同人竟将其夫婦褫上下衣，痛打一次。”（1967年2月14日）其實，同年8月，顧颉剛先生也被貼出《把反動史學權威顧颉剛揪出來》大字報，“列諸罪狀”，并“戴紙帽”，“拉入遊行隊伍”（《顧颉剛日記》1966年8月13、22日）。
由宋雲彬先生日記，我們可知，自其1958年到中華書局，至1966年被剝奪工作權利，在不到十年的時間，為“二十四史”點校整理，工作到最後一刻，是以徐俊說：“稱之‘二十四史’點校責任編輯第一人，當之無愧。”
“有着傳統士大夫理想、修養和文人情懷”的“愛國民主人士、文史學家、編輯家”宋雲彬先生，在生命的最後，躺在病榻上，跟家人說：“心中有三扇門緊閉着打不開”，并“帶着這三扇打不開的門離開了”（見《永遠的懷念》），不免讓人唏噓。
“一位不在編的臨時編輯”：王仲聞
2009年，随着一部數十萬字的《全宋詞審稿筆記》出版，王仲聞先生的名字被大家關注，其對《全宋詞》的貢獻，由此被更多人所認識，有學者概括到：“細閱《筆記》，我們可以真切感受到王先生為《全宋詞》所作的卓越貢獻。這具體展現在對詞作的輯補與校正、詞人小傳的補撰與修改、書稿内容體例的調整與編次等方面。”（潘明福《〈全宋詞審稿筆記〉的學術價值》，《文學遺産》2011年第6期）王仲聞、唐圭璋兩位先生對學術的執着與交往，為後來人所敬仰，如今已成為學術佳話。《筆記》書末，附有沈玉成先生《自稱“宋朝人”的王仲聞先生》和作為《卻顧集》開篇的《王仲聞：一位不應該被忘卻的學者》，讓我們對這位命運多舛的學人，以及其參與《全宋詞》修訂工作前前後後，有了更多了解，讓幾近被曆史淹沒的人，又回到了現實中來。
王仲聞先生《全宋詞》審稿意見（藍筆）及唐圭璋先生批複（紅筆）
王仲聞先生以“臨時工”身份，參與中華書局圖書編輯，特别是對《全宋詞》修訂，是他留給世人最濃墨重彩的一筆。沈玉成先生說：“王先生深厚到令人吃驚的學力就把我們完全‘鎮’住了。可以不誇大地說，凡是有關唐、宋兩代文學史料，尤其是宋詞、宋人筆記，隻要向他提出問題，無不應答如響”，并“傾其全部心力”參與《全宋詞》修訂，“足足工作了四年，幾乎踏破了北京圖書館的門檻，舉凡有關的總集、别集、史籍、方志、類書、筆記、道藏、佛典，幾乎一網打盡，隻要翻一下卷首所列的引用書目，任何人都會了解到需要花費多少日以繼夜的辛勤。王先生的勞動，補充了唐先生所不及見到或無法見到的不少材料，并且以他山之石的精神，和唐先生共同修訂了原稿中的若幹考據結論。應當實事求是地說，新版《全宋詞》較之舊版的優勝之處，是唐、王兩位先生共同努力的結果”（《回憶中華書局》下編，257頁，中華書局1987年版）。徐俊通過查閱中華書局所存王仲聞先生當時的審稿記錄，更進一步向讀者揭開了這段塵封已久曆史的本來面目，他說：“前後兩版的《全宋詞》可以說判若二書，當然其中唐圭璋先生作為編者貢獻最大，這也是唐先生詞學生涯中最重要的成果。另外從中華書局的書稿檔案中我們也不難看到王仲聞先生在修訂過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沒有王先生的參與，《全宋詞》難臻如此完美之境。”沈、徐兩位所說的《全宋詞》新舊版，分别于1940年和1965年由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出版。在中華版前言（署徐調孚）和編訂說明（未署名，應為唐圭璋），都提到中華書局在修訂中的工作，“依照唐先生的建議，書局古典文學組又指定專人對全稿進行訂補複核，作了必要的增修”（前言）；“編訂說明”中也提到，“其後，又由中華書局文學組對全稿作了訂補加工”，并具體說明，在材料、體例、底本、詞人、詞作等方面，都有新的增補和提高。這就涉及到沈、徐兩位文章中都談及的曲折“署名”過程，随着1999年《全宋詞》簡體字版出版，曆史得以還原。但我倒是願意設想一下，即便沒有當時所謂“某項條例”，以王仲聞先生具“特務嫌疑”的“右派分子”“臨時工”身份，要在《全宋詞》這樣的出版物上署名，恐怕還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五六十年前，王先生特殊身份和經曆，使他沒有多少生存空間，否則，恐怕也不會因創辦一份同人刊物的動議，遭打成“右派分子”、開除公職的嚴苛對待。更不幸的是，“文革”一開始，他便再次失去做“臨時工”的機會。徐俊完整過錄了王仲聞先生最後交代工作的一封信，并寫到：“現在讀這封信的感覺不免有些悲涼，‘文革’沒有像王先生期望的那樣很快結束，而王先生卻在1969年離開了這個世界。”據王仲聞先生之子王慶山回憶，“沒完沒了的批鬥、抄家，讓父親日夜不得安甯”，決定步父親王國維先生後塵，自沉頤和園昆明湖，“對于祖父的自沉，以往總是不很了解，認為老人家過于執着，對這個社會太悲觀。沒想到的是，這幾年社會上的各種運動，使得他竟有了與當年祖父類似的感受”（《追憶父親王仲聞》，《博覽群書》2011年第5期），由于當天魚藻軒“往來行人絡繹不絕”，未能實作，第二天服“敵敵畏”離世。
所幸的是時代在進步，沈玉成先生1986年的文章提出：“我願意借這個機會，向中華書局諸執事提一個衷心的希望，王仲聞先生的署名當時既經商定，現在撥亂反正已近十年，以後如果重版《全宋詞》，應該恢複這曆史的真實。”又過了十多年，1999年，《全宋詞》簡體本出版，這個願望得以實作。徐俊說：“這次簡體本的署名，可以說是還了曆史一個真實。”同時，他也提出了一個“私願”：“但願這份凝聚了王仲聞先生學識和勞動的珍貴的審讀加工記錄有機會整理出版。”徐俊的文章寫于1999年，十年後，《全宋詞審稿筆記》由中華書局出版。據悉，《王仲聞文存》也在整理之中。紙壽千年，王仲聞先生的名字不再會被遺忘。
“一生作嫁，卻安之若素，甘之如饴”：周振甫
與前兩位先生不同，周振甫先生二十一歲到開明書店做校對、七十八歲從中華書局退休，幾乎一生從事編輯出版工作。《卻顧集》收錄有關周先生的文章四篇，“春雨潤物細無聲”，是徐俊的切身感受，“周先生是一個典型的謙謙君子，不善言辭，但和藹可親”。由于作者與周先生有同僚和交往經曆，文章所記，無論是工作還是生活往事，除了讓人讀來十分親切，更能如同作者一樣，感受到前輩“一種内在的職業品格”。
周振甫先生
談到周振甫先生，大家都會想到他與錢锺書先生交往的佳話，本書收錄了徐俊分别于1998年、2000年整理發表的《周振甫〈管錐編〉選題建議及審讀報告》《周振甫〈管錐編〉審讀意見》《周振甫〈談藝錄〉（補訂本）審讀意見》三篇文章，讓這段佳話在讀者心目中，更加具體化了，兩位前輩大家的學識、友誼、魅力躍然紙上。徐俊說：“第一次看到這份書稿檔案，就為之動容，由此體會到‘為人作嫁’的深意。”我想，很多讀者，通過這幾份整理後的檔案，同樣會與整理者一樣“為之動容”。錢、周兩位先生，是作者和編輯的關系，從徐俊整理的“審稿意見”，我們除了看到兩位前輩大家的學識，更能感受到他們彼此間謙遜、平等與互相尊重的人格魅力。錢先生在《管錐編》《談藝錄》，包括修訂或增補本序言，都對周先生的工作予以特别說明。“審稿意見”中，錢批如“此評《注》《疏》之沖突，精密極矣！非謂之‘大鳴’不可。已增入并借大名增重，不敢掠美也”，“吾師乎！吾師乎！此吾之是以‘尊周’而‘台甫’也”等語，多處可見。而周先生在其《詩詞例話》修訂中，也以《管錐編》《談藝錄》中的一些材料作為補充，并在“開頭的話”中寫到：“對《形象思維》和這四節（指《神韻說》《格調說》《性靈說》《肌理說》），都請錢锺書先生指教，作了不少修改。錢先生還把他沒有發表過的李商隐《錦瑟》詩新解聯系形象思維的手稿供我采用，在這次補充裡還采用了錢先生的《管錐編》中論修辭的手稿。”（中國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談到《中國修辭學史》，周先生也說：“主要靠錢先生，從概念到寫作什麼，如春秋筆法、金批《水浒》以及修辭格等取自錢先生書。”（《文心書簡——周振甫信劄集》，65頁，北京出版社2017年版）1983年初春，“祝賀周振甫同志從事編輯工作五十年”座談會上，周先生答謝道：“要說自己有什麼成績，首先得感謝作者，錢先生就是一位好老師。”（冀勤《難忘周振甫先生》，見《文心書簡》，185頁）兩位先生如此君子風範，可謂作者與編輯關系的典範，如今已難得見了。
周振甫先生《管錐編》審讀意見及錢锺書先生批注（首頁）
徐俊書中,引了周先生回答中央電視台“東方之子”記者所說的一句話，并深有所感：“很多老一輩編輯，像周先生一樣，一生作嫁，卻安之若素，甘之如饴。”據《中華書局百年大事記》：2000年5月15日，周振甫先生病逝，享年九十。“1975年正式調入我局。擔任責編的書稿有：呂思勉《中國史》、《先秦史》，錢锺書《談藝錄》、《管錐編》，夏承焘《唐宋詞選》，以及《曆代文選》、《曆代散文選》、《李太白全集》、《樂府詩集》、《曆代詩話》等。參加了《明史》的點校整理和新版《魯迅全集》注釋定稿工作。著有《班超》、《東漢黨锢》、《嚴複思想述評》、《毛主席詩詞講解》、《周易譯注》、《文心雕龍今譯》等，有《周振甫文集》10卷。”作為一生為人作嫁衣的“學者型編輯”，周振甫先生應該走的沒有遺憾。生前，他曾對友人說：“假定中華不找我，我在幹校，一回來就退休。《管錐編》不會讓我看，美國不會要我去，韬奮獎不會輪到我。”（《文心書簡》，140頁）
應該感謝徐俊整理這幾份“審稿意見”，讓錢、周交往，成為當代學術、出版史上珍貴的遺産檔案。
讀徐俊記錄的這幾段曆史，我們能真切感受到老一輩學者對文化堅守的情結。像宋雲彬、王仲聞、周振甫先生等許多老一代編輯、出版人，他們經曆過時代風雲動蕩、政治格局變化、新舊文化碰撞，但無論處興亡交替之際、命運順逆之境，都能坦然處之，堅持做着為文化續命的工作，這一切，或許是因為中國傳統文化已根植于他們的内心深處。
榮新江、徐俊考察旅博文書（2015年）
最後，想說幾句本書作者徐俊先生。他在《要有機會去打一口深井——我在中華書局的編輯往事》中，回顧了自己在中華書局近四十年間，受到書局學術傳統浸潤，以及從諸多前輩身上感受的文化情懷、專業水準和職業精神。他說：“更幸運的是，我所在的中華書局編輯部，有着非常優秀的編輯工作傳統，可以說這裡是學者型最集中的地方，就古典文學整理研究範圍而言，就曾出現過徐調孚、王仲聞、周振甫、沈玉成、程毅中、傅璇琮等卓有成就的學者。”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他本人在中華書局“内在的職業品格傳遞”中，成為繼上述前輩之後“學者型編輯”的又一代表人物。
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四屆年會（山西大學）會間于五台山佑國寺後山（1988年9月26日，左起：蔣寅、吳小平、陳尚君、徐俊、張世林、市川桃子）
作為編輯，徐俊在中華書局文化傳統接續中，接過了“守正出新”的接力棒，特别是執掌中華書局十年間，書局的文化影響力、内容創新力、市場競争力又有了時代新高度。作為他的同行，目睹和感受了他對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付出的辛勞，僅為“二十四史”修訂工程，可謂勞心勞力。自該“工程”啟動，他每年都奔波于多所高校或科研機構，聽取意見、商議整理、參加稿件審訂等，特别是2013年起，連續八年，每年的上海書展，他都會帶一部新版史書，出現在讀者面前，從《史記》到新舊《五代史》，再到《遼史》《魏書》《南齊書》《宋書》《隋書》《金史》《梁書》，成為中華書局與“書香上海”的約定，也成為徐俊與讀者的約定，此時場地中央展台，每每是最亮麗的一道風景。
最後一次拜訪田餘慶先生（2014年1月27日，右一顧青）
作為學者，徐俊在敦煌學、唐代文學領域，取得衆所公認的成就，所著《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已成為當代學術經典，著名學者項楚先生評價該著：“對敦煌詩集的整理，當以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最為規範，在叙錄和校錄時盡量保持寫本的原有形态，将敦煌文人詩歌的整理和研究提升到新水準。後來他又作《敦煌寫本詩歌續考》，繼續補充新材料，這是衆多敦煌文人詩歌整理中有代表性的收獲。”（《敦煌語言文學資料的獨特價值》，見《中國社會科學》2021年第8期）由于全身心投入編輯出版工作，近十多年來，他個人的學術研究有所耽擱，原計劃的“敦煌贊頌集”和“敦煌曲子詞”尚未完成（見《鳴沙習學集》榮新江序，中華書局2016年版），陳尚君先生也說：“繁劇的日常事務耽擱了他自己學術研究的展開，但以他的學識與能力，也為書局帶來了新的學術氣象和出版成就，得失之間，真很難判斷。雖然知道在他的立場，兼顧很難，但我仍希望他大展宏圖，為中國學術和古籍整理事業，當然更希望看到他個人研究之更上層樓。”（見《鳴沙習學集》陳尚君序）如今，榮退後的徐俊先生，或許有了更多時間回到學術研究，期待他有更多學術成果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