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年份。這一年，一場戊戌變法震動全國，至今仍是史學熱門話題。
1898年3月6日，清政府與德國簽訂了《膠澳租借條約》。4月10日，德國記者保羅·戈德曼受《法蘭克福報》指派，從意大利熱亞那港出發，對中國進行采訪。
戈德曼乘坐的德國“普魯士号”遠航機械船出發後，穿越地中海，經由埃及、蘇伊士運河、亞丁灣，遠航至歐洲式東方新城——新加坡。而後，他從香港登陸，經廣州、上海，一直深入到中國腹地，進行詳盡考察。在上海，他沿長江乘船而下，在鎮江、漢口、武昌等地停留。在膠州灣的青島、威海、芝罘（煙台）等地，他深入探訪了剛剛納入德國租界的膠州地區。當然，他也到訪了天津和北京。
戈德曼筆下的目睹所見，有助于我們了解19世紀末沿途城市的風光風貌以及中國社會的面貌。他以記者的敏銳和作家的文筆，記錄下香港、廣州、上海、漢口、武昌、膠州、天津、北京等晚清城市的風情，頗有畫面感。作為德國記者，戈德曼對中國是持友好态度的，在反對納粹等重大曆史問題上，他的立場和氣節是令人贊賞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在當時的特定曆史背景之下，戈德曼的視角是德國式的，有時候難免流露出一些種族的傲慢，甚至偶爾會帶有殖民者的口吻，這既是曆史的局限，也有着他個人的偏見。
1898年11月初，拜訪了剛剛下野的李鴻章後不久，戈德曼寫下了他對北京這座城市的觀察。本文特别選擇了其中戈德曼對北京商業街區的記述部分，相較于其他内容，這些文字尤顯輕松，但也從中可窺一斑。
以下内容節選自《1898年的夏日：一個德國記者的中國觀察》，小标題為編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1898年的夏日：一個德國記者的中國觀察》，[德]保羅·戈德曼著，吳偉栗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年1月版。
從哈德門一直到北京火車站，
最棒的商店都位于巷弄之中
北京在主要街道及商業街道上，如同中國其他城市一樣，每間房屋就是一家商店，而每間商店就是一戶房屋。這些房屋以一種在中國其他地方都不會見到的方式興建。
北京有獨特的風格，木樁作為建築的主要結構及基本樣式被廣泛運用，這些木樁不單單是立在房屋前方，也會立在房屋内部，他們是房子的一部分。建築過程是從下方開始建造房屋，而結束于上方的欄杆。或者應該說，北京就是一座木樁之城，而房子就在木樁底下，像是抽屜一樣被移入。房屋立起的柱子約莫是房屋三分之二的高度，整體的外貌就像是有三分之二是由空氣組成的，真是了不起的一座城市。居民在他們的房子裡，就像是在空中樓閣裡栖居着一樣。他們盡可能地把空氣也給蓋進房子裡。屋頂的欄杆很多是斷裂的，屋脊最前方躍出的彎曲木梁，連接配接着龍頭。一塊簾布由上而下地懸挂在一間木雕商店的入口處。
依着中國人的習慣，商店入口是沒有門的，欄杆的頂端蓋着錫制或鍍了金的蓋子，欄杆、木樁頂端以及木雕品，常常都被鍍上金。一棟新蓋的房舍，在陽光底下會閃亮得像是一件奇妙的金色玩具，但多數的民宅都被灰色髒污給覆寫了，不僅色澤上失去了東方的光澤，形式上也失掉了輕盈與優雅。
電視劇《新京華煙雲》（2014）劇照。
北京最高貴的人，就是宅邸裡有最多柱子的人，中等階級的人有兩根便足夠了。但在北京富有的商店區裡，可能會有六或八根。如果有木棍立在某個商店前，底下有石頭基座，頂端還挂着龍旗的話，那就意味着這是一間當鋪。在一些商業街道上可以看到許多這樣的旗幟。
居家附近有一家當鋪，可以典當自己的衣物，對中國人而言似乎是不可或缺的。街道上經常出現木棍，上頭飄揚着代表商店的旗幟，或許在這裡可以尋找這類建築風格的起源。就像先前提過的，北京的主要幹道都有軍用道路的樣貌。大街是如此寬敞，以至于商人們簡直得用棍子才攔得到顧客；而原本用于商店經營的木頭，在這群建築師手中，最後都被用來裝點房屋了。
從哈德門一直到北京火車站，筆直寬廣的道路上充滿着商業活動。最棒的商店都位于巷弄之中，尤其是從哈德門出發，向右轉進漢族城區的那些小巷。一般而言，藥材行有最昂貴的裝飾，比起健康的人，他們更能從病人身上賺取利潤。連肥皂行也以奢侈的行頭吸引着衆人目光，中國人似乎要買很多香皂，但是，由于他們對這些清潔用品表達出害羞之情，是以肥皂行的奢侈并不好了解。他們要這些肥皂做什麼？也許是用來吓唬孩子的：“如果不乖，就拿這個洗澡！”也許是當作食材使用——這個說法可能是真的，因為肥皂行經常和糕餅店相連。由後者的精緻裝潢來看，這些北京的糕點師傅同樣過得很不錯。就跟我們德國一樣，這些糕點上用糖寫下有意義的文字，否則看起來就沒有那麼誘惑人了。中國的基本色調灰色也延伸到這些東西上。但是，如果從隔壁拿點兒肥皂一起做烘焙，顯然又是不太可能的事。
水果商也挑動着人的胃口。此時籃子裡通常放的是北京的秋季水果——柿子，像是扁平的柳橙。在這座城市的園林裡，一年四季都可以在樹梢間看到這種金黃色的柿子在發亮。對中國人來說，這可是極為美味的食物，尤其是它在樹上挂了那麼久，直到被霜凍。歐洲人覺得這味道嘗起來像是含水的發蠟，不過也許這正是中國人覺得美味的原因。其他的籃子裡則是放着漂亮的深藍色葡萄，連櫻桃也是有的。
電視劇《四世同堂》（1985）劇照。
在水果商前面的街道上，有由黑色石頭組成的小烤爐，上面有圓錐狀的突起，冬天人們在那上頭烤栗子。不少房屋裡的火爐都是用球狀的泥炭加熱，北京居民把這些燃料放在街上晾幹，以便維持它完整良好的狀态。在秋天騎馬經過北京的街道時，便會穿越這些放在屋前屋後，為了接下來的冬天而儲備的黑色泥炭球。
顧客不買的東西都很便宜，
吸引顧客的東西都昂貴到讓人買不起
漢族城區裡的服飾店，可以通過從屋頂垂放到街上的狹長布料辨識出。在這些服飾店裡，從早到晚都有全套服飾打折，拍賣時還會伴随着叫賣聲，一般由兩名店員負責。其中一位從一堆衣物裡拿出一件長袍交給另一位，并開始吟唱一段音階向上的叫賣詞；另一位在展開這件長袍時則唱另外一段音階向下的叫賣詞。服飾二重唱的旋律給人留下印象，無論喜不喜歡都會整日萦繞在耳朵裡。若是能了解歌詞的意義，我想一定會相當有趣。也許可以在我們這裡辦上一次這種音樂戲碼，讓拍賣人唱一段《晚星之歌》（歌劇《唐懷瑟》裡的一首歌曲）中的旋律之後，接上一句“全新男用西裝”，聽起來一定相當美妙。
賣油店的前方往往挂着銅罐做标示。那會讓人想起歐洲理發店裡盛裝毛發用的盤子。許多大型商店都賣茶葉。販賣活雞鴨的商人面前，羽毛上帶着點粉紅色澤的鴨子在編成圓形的籃子裡呱呱叫着。鞋店裡，地面上、牆上都放着鞋子，全部都精心地用紙包裹着，防止被北京空氣中四處飄落的塵埃給弄髒。這還是有必要的，如果把一件東西拿出去，半個小時之後再拿回來，上面就會蓋上一層薄薄的髒灰。即使關上門窗，灰塵還是會進到房子裡，當然也會進到寬敞的商店裡。
商人們想盡辦法與之周旋，從中可以得出某種對比：買家、賣家、以及上頭有着一丁點塵埃的商品。鐘表商則有最徹底的做法，如果在孩提時期你曾經試着把鐘表裡的水甩掉讓其繼續運轉，你便會知道鐘表是不喜歡有異物跑進它裡面的。時鐘告訴人們時間，這是一項極其精細的工作，以至于隻要有一點塵埃侵入，時間就可能被幹擾，是以，北京的鐘表商必然想盡辦法防堵塵埃。于是，他們便在商店前面裝上玻璃櫥窗和店門。鐘表商是唯一這麼做的商家。
古董商人都是些優雅的男士，店鋪裡則塞滿了美妙的物件。顧客不買的東西都很便宜，而吸引顧客的東西都昂貴到讓人買不起。很難想象，古董商人在此狀況下是如何獲利的。一定在某個地方潛藏着利潤，因為商品價格會高達上百或上千。所有的銅制香爐毫無疑問都應該來自明朝；而所有的花瓶都應該來自康熙與乾隆時期，因為這段時間生産的瓷器是最昂貴的。
會減損商品價值的缺損——花瓶上的某個燒制失誤，玻璃上的裂痕等，在古董商人那裡都被稱為“毛病”。就在近日，某人跟李鴻章先生提及太後所進行的政變，并問及可憐的年輕皇帝的作為與未來時，這位中國老官員露出了奸笑，并回答道：皇帝有“毛病”。
每一個四處遊走的商人都有自己的樂器，
卻始終隻有一個音調
住在帝國首府，人們當然可以為自己的修養做點事情。有一條特别的街道，路上滿是書商和舊書攤。在這條聚集如此多書籍的巷弄裡，四處一片寂靜，使用文字的人不發出一點聲響，仿佛聲音隻在他們腦袋中。這條北京書街會讓人想起（巴黎）拉丁區的某條街道，那裡的大型圖書館不發一語地站在民房之間——那是一個不使用拉丁語的小規模拉丁城區。
在北京的書店裡，書本都被擺放在櫃子上。書的标簽向外，上頭寫着書名。在這裡，可以用很便宜的價格買到五經，那是一組包含多本書籍的套書，被放在一個藍色的匣子裡，就像中國象棋一樣，以相同的方式被鎖在其中。若是對經典沒有興趣，也可以買一些不雅的畫冊，這當然會比孔子與孟子的至理名言要貴得多。與這些畫冊相比，孔孟智慧的确要遜色多了。這些畫冊有一個特殊作用——作為新娘禮品。在宮廷鬧劇裡有一幕離别戲為人們所知，一位要出嫁的女兒和哭得淚眼婆娑的母親告别。中國年輕女子婚前看了一眼收到的圖冊禮物後，立刻會被這些實用知識給啟蒙，再也不需要一位哭成淚人兒的媽媽了。
書店街也有印刷工作在進行，印刷作坊店門前放置着要晾幹的印刷闆。在這些用來印制長形圖樣的木闆或石闆上，還都留着墨水的痕迹。此外，在這條書店街上，人們可以買到成為一位有學養之人所需的一切東西。紙店、墨水店、毛筆店林立，當然還有眼鏡行。若想成為一位飽讀詩書之人，就得先弄一副眼鏡挂在鼻子上。
幾乎所有的街道上都有樂器行，這會讓人猜想，北京是一座音樂之都嗎？但是，我一個異鄉客顯然不會去聽中國樂手演奏的東西，那仿佛完全沒有接觸過藝術一般。若說北京有音樂之都的含義，也許是建立在音樂是吵鬧聲響這個認知上。每一個要賣東西的中國人，特别是街頭販商，都會盡可能用更多的嘈雜聲來推銷。有許多中國人隻通過制造聲響吸引他人，而不是将自我的音樂修養呈現在他人面前。這種聲響如果配上音律，聽起來會好聽一些。北京每一個四處遊走的商人都有自己的樂器，最起碼有自己的吆喝聲，但卻始終隻有一個音調。在這裡，音樂似乎在樂譜上是被分開的，并被配置設定到不同的群眾身上，于是這些樂聲脫離了和諧一緻，獨自在街道上流浪。
一位販商帶着一個鈴铛挨家挨戶地推銷商品；另一個則帶着一個中空的木頭，用棒子在上頭擊打發出聲音；第三個帶着門環；第四個拿着音叉，在一塊鐵片上敲擊；第五個則攜帶某種喇叭，就像是歌劇《阿依達》裡面的凱旋之舞所使用的。商人們通常伴随着樂器聲前來，不同的聲音意味着不同的商品或服務；有時候是以歌聲提示某商品的售賣。來自街頭的呼喊聲整日不絕于耳，人們若是坐在房間裡頭工作，會對這些呼喊感到憤怒，他們在你耳中灌輸一個念頭：他們想讓你買生活中并不需要的東西。
有時候，會有商人蹲坐在房屋大門前，就是一吆喝數個小時，即使大家都曉得，他人就在那裡，無須如此喊叫。想要等他喊到聲音沙啞嗎？那隻是徒勞，中國人的喉嚨不會變得沙啞。如果他認為，吆喝就是他的職責，那他會堅持到生命結束，或是堅持到突然有巨石從他頭上落下為止，假如這塊落石不夠堅硬，他甚至會在石頭旁繼續喊叫。這種叫賣商人唱的小調，聽起來頗似痛苦的哀歎。當北京城上方的天空變得陰慘，人們向着隔絕外部的世界、也隔絕财富與美好的滿洲城牆望去時，聽到這樣無可慰藉的痛苦激發出的哀鳴，穿越巷際一再出現，着實令人傷感。
電影《邪不壓正》劇照。
随着太陽下山，街頭叫賣的小生意人也回家了。夜裡應該是寂靜與平和的吧？因為沒人會在夜半時刻離開家，誰會想跟鬼魂撞在一起呢？所有大門都被上了門闩，沒有車行駛在被遺棄的街道上。但此時，守夜人開始了他們的工作。在北京，這群維護夜間秩序的人，主要職責就在于妨礙居民安眠。
守夜人從早到晚都在休息，屬于不在白天喊叫的一群人，仿佛為了彌補這一不足，他們便在夜裡喊了起來，從一條街到另一條街，呼喚着彼此。此外，他們還拎着一個銅鑼，巡視時不斷地向前傳遞着聲響。在我的窗下，甚至站着一位帶着小鼓的值夜官員，來回在巷弄裡穿梭。守夜人的噪音在什麼程度上對被守護的居民是必要的？給他們能帶來怎麼樣的福祉？這完全讓人摸不着頭緒。但是，守夜人給小偷帶來的好處卻是相當清楚的：小偷永遠知道警察現在在什麼地方，并且能夠在一片吵雜間隙的靜谧之中，搜尋入侵的房屋。是以，這群守夜人替小偷減輕了“工作”時的沉重負擔。
原文作者丨[德]保羅·戈德曼
摘編丨安也
編輯丨青青子
導語校對丨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