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化源于其獨有的曆史積澱與個性特質，彙聚并影響着千差萬别的都市日常。在繁忙的工作間隙，一本生活易趣的休閑書，一場腦洞大開的藝術展，都能使靈魂詩意栖息。可以說，對于一座現代都市而言，文化空間的“體驗值”，一定程度代表其生活的“理想值”。
為了更好地描摹2021年理想之城的面貌，南方周末城市（區域）研究中心參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文化生命周期的分類，從文化的生産與供給、消費與參與兩個方面量化比較，勾連沉澱的曆史文化底蘊與鮮活的現實文化生态，描繪57城的文化面孔。
論斷
整體來看，大陸57城文化空間體驗呈現“兩強三極多點”的區域格局。京滬斷層領先，是遙不可及的文化“大佬”；以成渝為代表的西南文化、蘇南杭為代表的江南文化、廣深為代表的嶺南文化，則是分布在大陸文化版圖上的“三座高峰”，緊随其後的武漢、長沙、西安，則是散落在中部、西北地區的“文化高地”。
在“兩強三極多點”的宏觀格局下，57城在文化空間上呈現三大結構性失衡：供給區域失衡、供給内容失衡、生産與消費失衡。
1.區域失衡：北上遙遙領先，不見第三城
在供給能力總分上，第1名北京“倍殺”3、4名成都、重慶。在文化生産者、文化生産資金、文化服務類型(含圖書、影視、文旅、文體休閑四方面)細分的16項二級名額中，北京和上海占據了10項“冠軍”。其中，博物館、圖書館、影院、劇院、美術館、體育館等文化場館數量遙遙領先。
這意味着，文化供給的賽道上，隻有兩座“一線城市”。不管是被視為“一線”的廣深，以及地域文化鮮明的“新一線”杭州、南京、西安和成都，都沒有與北上并提的“文化軟實力”。
作為北上的“老搭檔”，廣深的文化供給列位5、7名，排在成都、重慶之後。對于廣州來說，文化财政投入就是“木桶效應”中的那塊“短闆”。深圳以多出廣州一倍的财政投入顯示政府對文化領域的重視，但是這座年輕的移民城市，因文化曆史積澱相對薄弱，文化生産的内生源動力相對不足，也沒有表現出與經濟相比對的文化水準。
反之，成都、重慶則靠“長闆效應”拉高了供給總分。坐擁9萬名文娛從業者的成都，倍殺廣州、深圳、杭州等其他競争者；而重慶則憑借先天文旅資源優勢沖到第四名。但這些“小驕傲”在京滬面前就小巫見大巫，北京的文娛從業者是成都的2.02倍、博物館數是重慶的1.79倍，上海的影院數是成都的3.18倍……
失衡不僅表現在頭部兩座城市的過分優秀，區域表現也有迹可循。供給十強中，南方城市9名列席，北方城市僅北京突出重圍；橫向來看，東部長三角城市群一馬當先，成都、重慶等西部城市也有出色表現，中部城市相形見绌，僅長沙挺進前十。
2.供給品類失衡：圖書館也許管夠，可歌劇院不多
除北京獨一份“均衡四邊形”之外，多數城市文化供給内容嚴重失衡：閱讀資源相對充足，文體休閑供給稍弱；重慶、北京、杭州、蘇州等城市的曆史文化與旅遊資源較為豐富，深圳、廣州則相對貧瘠。
在四項文化資源供給内容中，圖書資源相對充足是城市的共性表現。
作為一種簡單友善卻受益無窮的文化行為，多讀書讀好書蔚然成風，城市整體的閱讀服務體系也随之完善。研究團隊評估的57城中，13座城市人均公共圖書館藏書量高于1.5冊，其中上海、深圳、北京人均大于3冊，遠高于國際圖聯“人均藏書1.5-2.5冊”的标準。
比之閱讀，市民獲得文體休閑資源的機會則較為稀有。
所謂文體休閑資源，即美術館、展覽館、體育館等便于居民休閑放松娛樂的場所供給。這是除北京、上海之外，多數城市的弱項所在。
在評估的57座城市中，北京、珠海、無錫、廈門、蘇州、杭州與青島7座城市，小于10萬人共享一座美術館，17座城市20萬人以上共享一座美術館。音樂廳的資料更為驚人，表現最好的廈門和長沙，單座音樂廳服務人數小于50萬人，分别是23.8萬人/座、49.4萬人/座。57城單座音樂廳的平均服務人數在200萬人左右。
大陸最大的現代化大劇院——江蘇大劇院，包含歌劇廳、戲劇廳、音樂廳、綜合廳在内，堪容納不足8000人，這與其服務人數相去甚遠。
當然，文體類場所的需求不像閱讀那樣普遍，美術展、歌劇音樂劇的閱聽人範圍相對較小。這個由供給、需求兩位老師共同教出來的“差生”，離綜合發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不同于在閱讀、休閑資源的相對同一性，各城市在文旅資源上出現明顯的差異。畢竟其他類型的服務可以後天“修煉”，而自然與曆史文化旅遊資源有“命中注定”的運氣成分。它由城市本身的曆史文化、地理氣候、民俗風情等先天特點積累而來，包括國家級景點、5a景區、博物館、非物質文化遺産等。
重慶就是被幸運女神眷顧的一座城，山水自然與曆史文化兼而有之，國家級景點、5a景區數量可與北京媲美；博物館數量與千年古都西安并駕齊驅，非物質文化遺産僅次于京滬杭。
3.産消失衡：長沙以極少資源撐起巨大的文化消費
作為同一鍊條中的不同部分，生産與消費相伴而生、相輔相成。資料表明，文化生産力前30名中，20個城市的文化消費力排名下降，差距最大至30個位次。也就是說，大量城市在供給内部失衡的同時，文化生産與文化消費之間，還存在不容忽視的結構性失衡問題。
廈門、成都、濟南等旗幟鮮明地站在“錯位隊”，文化消費力低于文化生産力是其共同特征。其中，廈門以31名位差榮升“隊長”；成都從文化生産季軍獲得者，搖身變成文化消費十強“守門員”；福州、武漢、天津等重點工業城市均有相似表現。
長沙、南京、無錫率“逆襲隊”另成一派，憑借相對弱勢的資源供給支撐起強大的消費市場。其中，長沙以最大能量躍進“龍門”擠入前五，并且城鎮居民人均文化教育與娛樂支出、文娛在總消費支出占比兩項名額均為前三；廣州反超北京榮升文化消費力亞軍；南京、無錫等城市文化消費排名較文化供給均有大幅提高。
不論是較強的資源供給卻有着相對疲軟的消費市場，還是較弱的資源供給能力撐起了強大的消費動力，都意味着城市文化在供給與消費上的錯位。
區域分布、供給品類、生産與消費這三大失衡為何發生？
追因
南方周末城市（區域）研究中心提出影響文化空間的四要素：财源、供給者、創意和消費結構。基于此，我們認為投入不足、供給主體單一、創意陳舊和住房消費擠兌四方面，在抑制大陸文化空間的均衡與活力。
1.投入不足：錢不夠，文化哪夠
我們将文化資源供給得分與經濟發展水準做關聯分析發現，兩者呈強烈的正相關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經濟實力強勁的北京和上海，有更加雄厚的資金傾注于文化事業扶持和文化産業建設。
2019年重慶全市文化旅遊體育與傳媒決算支出僅為北京的46.6%、上海的30.5%。而這一數值，在57城名列第4。
更多城市在财政投入上遠不及此，但原因卻并非是“不重視”或“不努力”。
資料顯示，在事關文化建設的投入比例上，成都、南京、東莞、蘇州、太原、濟南等諸多城市高于京滬，隻是受制于“錢袋大小”，這個追趕過程可能會長期而緩慢。
2.供給主體單一：政府的公益空間，不夠解渴
供給模式指公共文化服務的組織、提供模式，包括政策的制定、制度的安排、産品的生産與提供等。根據提供主體的不同，可以分為政府供給、市場供給、多元供給等不同模式。
在大陸，政府在公共服務供給中長期占主體地位，主要利用稅收與财政政策的調配，提供符合公民需求的文化服務與産品，其優點是相對穩定，具有強公益性，但是過程較慢，在創意生産上缺乏改變動力，不能滿足人們多元化的文化需求。
相較而言，國外美術館、博物館營運的資金來源管道多元，除了門票收入，其衍生品零售收入、基金會以及理事會成員等均是重要補充。從2000年底起，英國國家博物館和美術館就實作了免費開放，來自政府的資金支援隻占其總收入的30%，衍生品銷售是其最主要的收入來源。
3.傳統空間單調：沒創意，誰喜歡
經濟實力與财政實力造成的區域分布失衡也好，供給主體單一導緻的服務内容品類失衡也罷，都是供給側單方面的問題，但是生産與消費的結構性失衡，則需跳出單一視角，從供需雙方的互動關系來把握。
與供給主體的多元化趨勢類似，市民文化需求也在朝着個性化、多樣化的方向發展。傳統空間裡，閱讀書籍、藝術熏陶、溝通交流等隻能在圖書館、藝術館等指定場所進行，人們的複合文化需求則要轉場逐一實作，其中增加的時間、交通與金錢成本，自然降低了文化參與和消費的動力。
但是，“動力”強弱說到底隻是意願，僅滿足這個條件還不夠。正如經濟學中“需求”概念所言：在一定的時期,既定的價格水準下,消費者願意并且能夠購買的商品數量。對于文化需求來說，消費意願與消費能力，缺一不可。
那誰在影響居民的文化消費能力？
4.住房消費擠兌：錢給了房子，還能給歌劇院？
我們将文化消費力排名上升、下降幅度TOP3城市對比發現，“消費力優勝者”南京、無錫，以大于6萬元的可支配收入處于第一梯度；“供給力優勝者”濟南、福州以5萬元左右的收入位于第三梯度；但排名變化最大的兩座“領隊”城市長沙、廈門，其收入卻位于兩者之間。
也就是說，收入對居民文娛消費多少的影響并不絕對，仍然存在其他因子“暗中作祟”。收入支配結構或許更為可疑，那口袋裡的錢，到底花在哪了呢？
答案是：居住。
資料顯示，文化消費排名下錯幅度最大的三座城市，2019年城鎮居民人均居住支出在消費總支出占比高于30%；而上錯TOP3城市中，這一比例僅為20%左右。這意味着：投資在“住”這一基本生活保障的成本越高，對居民文化休閑消費支出的抑制能級越強。
這一結論不僅在上述二線城市中成立，一線城市同樣适用。文化生産王者北京，在文化消費力上被上海、廣州反超，淪為季軍。京滬博弈你來我往并不稀奇，但是逆襲的廣州則令人刮目相看。作為房價收入比最低的一線城市，較低的居住壓力，一定程度解放了廣州人的物質枷鎖，釋放了精神文化領域的消費能量。
在卡爾維諾的《看不見的城市》中，馬克對可汗說：“對于一座城市，你所喜歡的不在于七個或是七十個奇景，而在于她對你提的問題給與的答複。”解題秘訣，或許就蘊含在城市實踐之中。
行動方略
1.鼓勵多元主體參與文化供給
20世紀90年代以來，治理理論日益成為西方公共管理中的顯學，代表人羅德斯主張私營機構、公民組織與非政府組織等第三部門與政府協商合作，對公共事務進行管理。
這種思想在大陸也被接受并實踐。2016年，大陸開始深化文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陸續釋出諸多檔案，鼓勵和推廣PPP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即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的落地。
多元主體的合作、市場機制的引入，不僅能提升供給效率，其開放包容的态度還能激勵企業進行文化創新生産，鼓勵文化藝術愛好者自發投入供給行列，減輕因經濟與财政實力差距而造成的“京滬鴻溝”，緩解文體休閑供給的短闆效應，提高文化供給的數量與品質。
但是，從單中心供給模式向多中心、多元化的轉變不是一蹴而就的，諸多城市在實踐過程中，如何建立公平的風險分擔機制、合适的利益分攤機制，做好項目的長遠營運和管理等，都是PPP模式在推進中需要注意的問題。
2.打造新型融合空間提升文化活力
美國城市規劃師簡·雅各布斯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一書中提出，多樣性是維持城市活力的重要因素。通過空間的合理開放，達成空間、文化甚至與消費的融合統一，似乎是一種增加文化供給體驗的新路徑。
這不是單純某類文化資源的再生，更不是純粹商業中心的構造，而是融合多元場景、多種需求的新型文化空間，也就是美國社會學家雷·奧爾登堡眼中的“第三空間”。
20世紀70年代，在消費主義與體驗經濟共同作用下，公共空間與私有空間的界限變得模糊。雷·奧爾登堡将居住和工作地點以外的非正式公共聚集場所，稱為“第三空間”。
第三空間的席卷首先從傳統書店開始。南京的先鋒書店在商品選取、空間營造方面進行革新，打造全新的液态空間，松散的連接配接和靈感的碰撞随時發生。獨特的文化氛圍與自由體驗吸引大量年輕人前來打卡駐足。
書店、博物館等基于傳統文化場景進行重構的同時，全新的文化消費融合空間也在挑逗着人們的神經。外部現代繁華的商業綜合體，内部卻用7層“老樓”重制八十年代的老長沙，通過對本土文化的深度挖掘與細節複刻，長沙超級文和友喚醒了一代人的城市記憶，俨然成為城市新老朋友的“會客廳”。
第三空間理論及南京長沙的實踐啟示我們，多方融合大膽創新，打造新型文化空間，提供新奇文化體驗，或許是緩解城市供給失衡、提升文化活力的可行之路。
3.現代技術創造線上虛拟文化空間
線下空間的新型融合如火如荼，線上虛拟空間的革新也在改變世界。移動互聯及物聯網時代，網絡虛拟空間環境不僅拓展了文化空間的内涵，還突破了對實體空間的依賴，改變了傳統的文化參與方式，進而釋放強大的消費潛力。
在疫情催生下，“雲遊博物館”線上系列文化活動廣受歡迎；春晚唐宮夜宴以來，河南推出的系列中國節日節目引爆網絡，借助視訊平台，為人們構造了一種另類的虛拟文化空間；而AR、VR等虛拟現實技術的成熟與應用，更是突破人們的想象力。五一期間，塗山古城全貌在杭州臨安河橋鎮再現，在新科技和IP加持下，這個一度蕭條的國家4A級景區重制熱鬧。
以上實踐案例告訴我們，利用前沿高新技術，增強創新與審美能力，打造線上虛拟文化空間，也是時代的選擇。
4.減輕居住壓力釋放消費能量
如上所說，消費意願與消費能力共同構成文化消費需求。線下線上打造新型文化空間刺激人們的消費意願之外，還需緩解人們的住房支出壓力，釋放消費能量。
中國青年報社社會調查中心進行的“2021全國兩會青年期待”調查顯示，在住房方面，65.8%的受訪者希望房價調控措施保持穩定，45.4%的受訪者希望加大住房租賃供給，讓人們更加容易租到房。
研究團隊認為，城市應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給，加強房地産行業的管控，讓年輕人居者有其屋，在奮鬥的城市找到歸屬感。隻有基礎的生活保障得以實作，才有心情與底氣進行精神層面的享受。
1.《大陸公共文化服務供給模式研究——基于對美英日三國的借鑒》，趙春美
2.《大陸城市公共文化服務的分類供給研究》，姜涵
3.《推進PPP模式應注意的問題和對策》，鄒士年
4.《虛拟文化空間場景次元及評價研究——以“雲遊博物館”為例》，陳波，彭心睿
5.《打造虛拟公共文化空間擴大文化旅遊消費》，陳波、宋詩雨、李好
6.《中國家庭文化消費影響因素分析：來自CHFS的證據》，趙吉林，桂河清
7.《大陸城鎮居民文化消費影響因素及其區域差異研究》，聶正彥
8.《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化架構》
9.《中國城市文化名額體系的建構與實踐》黃昌勇，解學芳
名額模型：戴春晨、郭倩倩
撰文：郭倩倩
編輯：戴春晨
資料與材料收集：常媛媛、李厚澤、譚華玮、石登江
海報與可視化：黃思毅、石登江、鄧玥、郭晨傑、白桦
南方周末研究員 郭倩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