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戴昭銘等著的《改革開放40年漢語的變化和發展》作為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成果在商務印書館出版。
本書具有理論觀念的創新性、全面性顯示的內建性、獨到性表現的原創性等特色，是用社會語言學理論和方法研究當代漢語變化的新成果。
今刊其前言，将調查研究和觀察分析的結果呈獻給學界。
前 言
本書稿原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十五”規劃項目之一《改革開放以來漢語書面語的變化和發展》的課題成果。該課題于2001年12月獲準立項，因研究者教學工作繁忙，課題組人員變動，也因課題涉及的内容過于廣泛複雜，至2010年才得以結項。然後，課題成果又在2012年以《改革開放以來漢語的變化和發展》的名稱獲得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的立項。仍然是因為一言難盡的種種原因，我們的後期研究進展不快，拖延至今才送出結項。結項時适值改革開放40年，故改成現題作為書名。課題完工遲緩固然不好，但也為我們觀察新時期正在變化的漢語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和更充裕的時間，使我們對紛繁變幻的語言現象能獲得略微清晰一些的觀感。現将我們調查研究和觀察分析的結果呈獻給學界，敬請方家批評指正。
有幾個問題需要在此說明一下：
（1）項目名稱中的“改革開放以來”，指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項目語料及文獻一般取自1978年至2018上半年這一期間，故行文中多概稱“40年來”。
（2）盡管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的名稱删除了教育部原項目名稱中的“書面語”字樣，但研究對象并未變動。“漢語書面語”按傳統了解指印刷品和出版物上的語言文字，但電子技術傳播顯示的語言文字，其視讀方式同于傳統書面國文，故也包括在内。唯對口語，包括日常口語、播音語言、主持人語言、采訪語言等等，均不作為本項目的研究對象。這樣處理在于力量所限，與重要程度無涉。
（3）本項目名稱中的“變化”和“發展”，既有聯系也有差別，“緒論”中有分析。但理論上說說容易，實際中往往不易區分，故行文中若非特别需要，隻以“變化和發展”籠統稱之。
（4）本項目研究者持社會語言學的語言觀。與結構主義的、原子主義的、靜态共時的、封閉自足的、抽象形式的語言觀不同，社會語言學不分語言和言語，認為語言的生命即在于它被使用，任何語言都是在使用中的、動态的、變化着的語言。是以本項目不僅關注和考察漢語的結構機關群組織系統的變化和發展，而且關注和考察語言機關的意義和色彩、語言運用中的修辭手段和風格的變化和發展。語言形式和體式的任何變異和變化，無不與其社會功能的實作相關聯，故本項目對語體變化和标題語言的變化和發展特各立專章，并聯系相應的社會背景和社會功能作了考察分析。
（5）本書的稿子分“普通書稿”和“個案研究”兩種。“普通書稿”是把課題拆成部分後分頭研究形成的稿子，“個案研究”是從各部分研究任務範圍内標明更小更精悍的專題加以研究形成的稿子。多數“個案研究”的文稿曾在學術會議或期刊上發表，編入本書時均有修改。為便于區分兩種書稿，我們在“個案研究”的相關節次目錄和标題後另作标記（見“凡例”四·3），未标記者均為“普通書稿”。
（6）國文混亂，其實并非真正的語言變化，更不是發展，而是言語錯誤，對它的研究屬于國文教育、國文評改和語言管理範疇，但一則國文混亂一度曾是衆所關注的社會語言使用問題，二則這個問題也關聯到語言規範标準的修訂和執行問題，而語言的發展有相當一部分會展現在新規範标準中，故特辟一章探讨之。
（7）本書引用的語料數量巨大，來源有報刊、書籍、辭書、學位論文、網頁、語料庫、微信公衆号等等，多種多樣。為了保障本書學術分析的信度，對引例我們盡可能在其後括注出處和時間。經組合而成批列舉的語料一部分出自參考文獻，一部分系撰稿人平時收集，難以統一标明出處，故一律不标。
圖書資訊
《改革開放40年漢語的變化和發展》
戴昭銘 等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