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出山，透露重大信号

羅sir職話

2024-05-31 14:23釋出于四川職場領域創作者

他所倡導的不僅僅是真實世界的經濟學，更代表着高層對市場化方向的堅定不移，而這本身，就是一顆定心丸。

今年已經73歲的周其仁是著名經濟學家，北大國發院教授。他一直倡導真實世界的經濟學，以通過學術研究推進中國的市場化程序。

在5月23日山東濟南的企業和專家座談會上，73歲的經濟學家周其仁不僅僅出席了會議，還發表了講話，由于他被視為市場派經濟學家，這也引發了諸多猜想和解讀。

在此之前，周其仁消失已久，這次重回高層座談會，這大概也标志着他偏“右”的“私有化”經濟主張，也會重回高層的視野。

對很多人來說，周其仁的名字是陌生的。

但事實上，作為國内最有分量的經濟學者之一，周其仁對大陸市場經濟的貢獻，是難以量化的。

而這次座談會，也為7月份的三中全會打下基調，變革應該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周其仁此番出山，也意味着7月份的那場會議，我們有可能做出曆史性的突破和變革，對普通人來說，其意義或許不亞于四十多年前引入的市場經濟。

周其仁算是溫和的市場派經濟學家，目前還擔任央行貨币委員會委員，他在大陸經濟界的分量，可謂是舉足輕重，遠非張維為之流可以比拟。

在5月23日的座談會上，周其仁的發言雖然隻有10分鐘左右，但他的觀點卻是非常重要的，在那場簡短的發言中，周其仁主要闡述的是“增強人民群衆變革獲得感”，盡管他沒有宣言頂層設計、産權制度等他過去常說的話，但這次座談會他的出現，本身就意義非常。

在過去，周其仁一貫反對政府幹預市場，是和耶倫一樣的新自由經濟學家，在他們身上，幾乎都能夠看到哈耶克的影子。

和周其仁持同樣觀點的，還有另一位我非常敬佩的大經濟學家張維迎，兩位經濟學者都對大陸的經濟市場化，做出了非常有力的突出貢獻。

現在，随着大陸宏觀經濟陷入一系列結構性困境之中，周其仁再度出山，在某種意義上也是邏輯自洽的，他的出現，也可能标志着大陸市場化經濟再度占據上風。

公開資訊顯示，周其仁1950年出生，1982年畢業于人民大學經濟系，1991年留學美國就讀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後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

周其仁的研究範圍主要包括：産權與合約、經濟史、經濟制度變遷理論、企業與市場組織、壟斷、管制與管制變革等等。

最後再回到這次座談會，周其仁既然出現在座談會上，這就說明他的一些觀點和研究方向，是獲得了高層認可的。

周其仁反對幹預市場，而過去我們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對工業的産業補貼，這顯然和周其仁的觀點相悖，而這次周其仁出現在座談會上，至少說明我們在某些問題上，已經意識到了一些問題。

例如就産業政策而言，它盡管可能起到舉國之力發展一個産業的地步，但這種資源錯配，也有可能造成市場的誤判。

周其仁這次能夠出山，和他對目前形勢的研判有着直接關系。

此前周其仁曾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叫《中國經濟的唯一出路》，在這篇文章中，周其仁闡述的一個觀點是：從全球格局來看，中國夾在中間，上有發達國家的“小院高牆”，下有印度、越南等競争産業鍊轉移，他們成本更低、招商引資力度更大；從内部看，中國成本在變化，并且核心是體制成本的重新上升。

以今天的視角來看，周其仁的這篇文章所闡述的觀點，顯然是非常有道理的，這也是周其仁這次回歸高層座談會的根本原因，即為目前的體制成本重新做頂層設計。

從外部來看，大陸目前面臨的國際形勢是外需萎縮，反全球化。如何了解外需萎縮，反全球化？

答案其實也很簡單，自從大陸引入市場經濟後，大陸深度參與到全球化之中，盡管歐美發達國家享受到了物美價廉的商品，但由于大陸廉價勞動力的沖擊，也導緻歐美各國失業率居高不下，内部經濟問題重重。

特朗普的上台，就标志着美國保守主義的崛起，背後就是兩國常年不對等的貿易額，是以特朗普單方面宣布對大陸加征關稅。

這樣造成的結果就是：大陸市場化對外開放，深度融入全球化，成為世界工廠，但也破壞了二戰後發達國家建立的橄榄型社會，全球化以後兩極分化嚴重，基尼系數上升。

這一結果之下，最難受的就是美國的制造業勞工、中下層，今天我們說西方保守主義不斷崛起，背後其實就是傳統的中下層人手中的選票在發生轉向。

特朗普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特朗普的出現标志着美國人渴望更多社會資源向中下層傾斜，而非照顧到傳統的精英群體。

是以，特朗普開始把矛頭對準了我們。

我想，這也是為什麼周其仁這次能夠重新出山的根本原因，因為我們過去的頂層設計，迎面撞上了西方保守主義的崛起，靠出口和産業政策開始不靈了。

早在數年前，我們就曾構想過成為制造業強國，在《中國制造2025》中我們就提到，要在2025年成為世界制造業強國，在優勢産業方面可以比拟歐美強國。

但這一構想的前提是全球化持續。

如今我們是達到了制造強國的地步，但我們顯然沒有料到西方保守主義的崛起，一方面大陸工業産值越來越高，但另一方面歐美各國貿易關稅壁壘也相應增高，這就導緻了成為制造強國之後陷入的尴尬：誰來為大陸的商品買單？

靠内需？顯然不夠，根據北師大2019年的報告，大陸月均收入5000以上的隻有7000萬人，而大陸的總人口高達14億，中低收入群體的不足，意味着僅靠我們自己根本無法消化如此龐大的産能。

是以，周其仁反對幹預市場，反對産業政策，而他能夠出現在這次座談會上，本身就意味着某種信号。

在過去傳統的經濟學理論中，有一個比較優勢理論，該理論創始者李嘉圖說的是各國揚長避短，揀生産率高的東西幹，這樣整個社會的總體産出就會高。

比較優勢後來成為歐美允許全球化的根基理論。

但大經濟學家薩缪爾森後來的研究結論說這不對，因為中國啥都搞，搞完襪子搞汽車，搞完汽車搞飛機，搞的大家優勢趨同了，逼得發達國家不知道幹啥了。

薩缪爾森臨死前就問了一個問題：原來造自行車的現在開始造飛機，原來造飛機的造什麼呢？

薩缪爾森的結論簡單粗暴，也給西方的全球化警示了一個風險：在共同的比較優勢下，一方可能永久損害另一方的利益。

薩缪爾森說的對不對呢？當然對。

大陸這些年的确如此，飛機、半導體、汽車幾乎什麼都搞，哪怕暫時性搞不出來，我們也會舉國之力先投幾千億進去，晶片産業就是如此。

那為什麼我們會啥都搞呢？這就又回到了周其仁反對的老本行：産業政策。

如果我們看飛機、清潔能源和晶片，我們就會發現，這些東西幾乎都不是市場經濟下的産物，而是産業政策主導下的産物，這個時候我們幾乎可以說，比較優勢沒有失靈，失靈的其實是市場。

當非市場化的力量在市場中進行彎道超車的時候，我們的比較優勢還在，這些年賺了巨額的高額貿易順差，但歐美的比較優勢沒了，他們的優勢産業如今我們也都在發展，到了這個階段，市場規律不起作用，經濟以外的規律就要發生作用了。

貿易摩擦、制造壁壘、甚至國際緊張，都來了，金融危機也來了。

但這些還不足以解釋為什麼周其仁出山。

我們目前所面臨的經濟形勢，其複雜性不僅僅在于外部，更在于内部。

從外部看，我們的經濟下行首先就是全球的外需收縮和貿易壁壘，如果你是一個靠内需發展的經濟體，對你的影響就小，但我們偏偏在高速增長當中，我們是高度依賴外需的，自然影響也就更大。

這個時候，産業政策下導緻的比較優勢全無之際，西方保守主義紛紛崛起之下，周其仁的出山，可能是變革性的。

我們不僅僅要重回市場路線，還要重新降低我們的體制成本。

重回市場，意味着尊重市場自身的選擇，不再像過去那樣過度依靠産業政策的力量，這種非市場的力量，一旦遇到西方非市場的阻撓，幾乎就是彼此抵消的結果，錢投出去了，但生産出來的商品賣不出去，那就是等于零。

降低體制成本，則意味着深水區的變革。

何謂體制成本？

1995-2012年是大陸最高速增長的這段時間；我們名義上的GDP增長是8.6倍，對應的全國工資總額漲了8.8倍，稅收漲了16.7倍，地方除稅收以外的收入漲了18.8倍，法定一定要交的社保五險一金漲了28.7倍，最關鍵的還是土地，獨家供地獲得的土地出讓金，漲了64倍！

這組資料，很好為我們解釋了何謂體制成本。

GDP增長了8.6倍，但後面的各種成本漲幅都遠超GDP漲幅，長此以往下去，我們的企業成本居高不下，企業經營壓力增長，對應到員工身上，那就是收入下滑、就業困境。

周其仁在過去的文章中早就鮮明地提出了如何確定我們的成本優勢，那就是降低體制成本以及創新。

周其仁曾說，大陸不創新、不變革，不會走出現在的困境。

我認為他說的不過是一句大實話，而這次周其仁出現在座談會上，本身也意味着，高層開始認真審視他的觀點，至于能采納多少，我相信憑借我們的智慧以及周其仁自身的人格魅力，深水區的東西一定會到來。

道阻且長，與君共勉。

end.

作者：羅sir，關心經濟、社會和我們這個世界的一切，好奇事物發展背後的邏輯，樂觀的悲觀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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