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意識中，母親像一棵樹，父親像一座山。他們教育我很多樸素的為人處世的道理，令我終生受益。我覺得，對于每一個人，父母早期的家教都具有初級的樸素的人文元素。我作品中的平民化傾向，同父母從小對我的教育和影響密不可分。
我出生在哈爾濱市一個建築勞工家庭，兄妹5人，為了撫養我們五個孩子，父親在我很小的時候就到外地工作，每月把錢寄回家。他是國家第一代建築勞工。母親在家裡要照顧我們五個孩子的生活，非常辛勞。母親給我的印象像一棵樹，我當時上學時看到的那種樹——秋天不落葉，要等到來年春天，新葉長出來後枯葉才落去。
當時父親的工資很低，每次寄回來的錢都無法維持家中的生活開支，看着我們五個正處在成長時期的孩子，食不飽腹，鞋難護足，母親就向鄰居借錢。她有一種特别的本領，那就是能隔幾條街借到熟人的錢。我想，這是她好人緣所起的作用。盡管這樣，我們因為貧困還是生活得很艱難，五個孩子還是經常會挨餓。
一次，我國小放學回家走在路上，肚子餓得咕咕叫，正無精打采往家趕時，看到一個老大爺趕着馬車從我面前走過。一股香噴噴的豆餅味迎面撲來，我立即向老大爺的馬車看過去，發現馬車上有一塊豆餅。我本來就餓，再加上豆餅香味的刺激，當時隻有一個念頭，拿着豆餅填飽肚子。我趁着老大爺不注意，抱起他身旁唯一的一塊豆餅，拔腿就跑。
老大爺拿着馬鞭一直在後面追我，我跑進家裡，他不知道我一下子跑入了哪間房子。我心驚膽顫地躲在家裡，可沒想到他還是找到了我家。
“你看到一個偷我豆餅的小孩嗎”，老大爺問我母親。
母親對發生的事全然不知。老大爺就把事情的經過給母親詳細說了一遍，然後蹲在地上沮喪地說：“我是農村的莊稼人，專門替别人給城裡的人家送菜，每次送完菜，沒有工錢，就得到四分之一塊豆餅，可沒想到半路上豆餅被一個學生娃給搶了，可憐我家裡還有妻子和孩子，就靠這點豆餅充饑……”
母親聽完後，立即指令我把豆餅還給了老大爺。他大約走了十幾米遠後，母親突然喊住了他。母親将家中僅剩的幾個洋芋和窩頭送給了他，老大爺看到玉米面做的窩頭時，就像一個從未見過糧食的人一樣，眼睛放亮，一邊不停地說着感激的話一邊流着眼淚。
母親回到家時，我以為她會打罵我，可她沒有，她要等到所有的孩子都回來。晚飯後，她要我将自己的行為說了一遍，然後她才嚴厲地教訓我：“如果你不能從小就明白一個人絕不可以做哪些事，我又怎麼能指望你以後是一個社會上的好人？如果你以後在社會上都不能是一個好人，當母親的對你又能獲得什麼安慰？”這些道理不在書本裡，不在課堂上，可這些道理使我一生受益。
當時我家雖然非常窮，但母親還是非常支援我讀書，窮日子裡的讀書時光對我來說是最快樂的。當時家中買菜等事都由我去做，隻要剩兩三分錢，母親就讓我自己留着。現在兩三分掉到地上是沒人撿的，那時五分錢可以去商店買一大碟鹹菜絲，一家人可以吃上兩頓，兩分錢可以買一斤青菜，有時五分錢母親也讓我自己拿着。我拿着這些錢去看小人書，《紅旗譜》在同學那裡借來讀過後，才知道還有下集，上下兩部加起來一塊八毛多一點，我還清楚地記得書的封面是淺綠色的，畫有紅纓槍，顔色很鮮紅，我很喜歡，非常想看這本書的下集。當時正讀中學，我下了很大的決心才鼓起勇氣去找母親要錢。
那天下午兩點多，我來到母親做工的小廠。進去一看，原來母親是在一個由倉庫改成的廠房裡做工。廠房不通風，也不見陽光，冬天冷夏天熱，每個縫紉機的上方都吊着一個很低的燈泡。因為燈泡瓦數很高，是以才能看得見做活。廠房很熱，每個人都戴着厚厚的口罩，整個工廠中的房間就像一個紗廠一樣，空氣中飛舞着紅色的棉絮，所有母親戴的口罩上都沾滿了紅色的棉絮，頭發上、臉上、眼睫毛上都是，很難辨認哪位是我母親。
我一直不知道母親在這樣的環境下工作，後來還是母親的同僚幫我找到了她。見到母親，本來找她要錢的我，一時竟說不出話來。
母親說：“什麼事說吧，我還要幹活。”
“我要錢。”
“你要錢做什麼呀。”
“我要買書。”
“梁嫂你不能這樣慣孩子，能給他讀書就不錯了，還買什麼書呀。”母親的工友紛紛勸道。
“他呀，也隻有這樣一個愛好，讀書反正不是什麼壞事。”母親說完把錢掏給了我。
拿着母親給的錢，我的心情很沉重，本來還沉浸在馬上擁有新書的喜悅中，現在一點買書的念頭都沒有了。當時我心裡很内疚，因為母親在那裡工作了兩年多，我一直不知道她在那裡。我一次都沒有去看望過她，我也沒有錢孝敬她，我懷着這樣的心情去用母親給的錢給她買了罐頭。
母親看到我買的罐頭反而生氣了，然後又給了我錢去買書，那時我就擁有了完整的《紅旗譜》和《播火記》，我非常喜歡這兩本書。這件事給我的印象很深，以至後來參加工作後我的第一件事就是花了二三十元錢，給母親買回所有款式的罐頭和點心。母親看着我買的禮物，淚流滿面。她把這些罐頭擦得很亮，整整齊齊地擺在桌子上。
母親最令我感動的事是發生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的那件事。當時因為我們家裡小孩多，是以政府給了我們家一點糧食補貼，其實也沒有補貼多少，也就補了五至十斤糧食吧。月底的最後一天，家裡一點糧食都沒有了，揭不開鍋，母親就拿着飯盆将幾個空面粉袋子一邊抖一邊刮，終于刮出了一些殘餘的面粉。母親把它做成了一點疙瘩湯，然後在小院子裡擺上凳子。
正在我們吃飯的時候，來了一個讨飯的。這是一個留着長胡子的老人，衣服穿得很破，臉看上去也有幾天沒洗。他看着我們幾個孩子喝疙瘩湯的時候，顯得非常饞。母親給他端來洗臉水後，又給他搬凳子，把她自己的那份疙瘩湯盛給了他，而自己餓着肚子。
然而這件事被鄰居看到後，不知是誰在開居委會時把這個事講出來了，說我們家糧食多得吃不完，還在家中招待要飯的人。從這以後，我們家就再也沒有糧食補貼了。可我母親對這件事并沒有後悔，她對我們說你們長大後也要這樣。是以我覺得有時母親做的某些小事都具有對兒童和少年早期人文教育的色彩。我現在教育我的學生也經常這樣講，少寫一點初戀、郁悶，少寫一點流行與時尚，多想一下自己的父母，如果連自己的父母都不了解，談何了解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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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