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厭倦共處：西閃的2021讀書生活

作家西閃。（本人供圖/圖）

早已放棄了寫日記，近兩年才覺得這個習慣有它的好處。疫情起起伏伏，令人厭倦，隻有翻查一年來零星的閱讀筆記，才能記起，哦，原來那些事情發生在2021年。

翻到8月份讀完《我們如何看見，又如何思考》（理查德·馬斯蘭著）我寫下的一段話：“

現代社會的一個大問題是，我們感受的世界遠遠大于我們實際生活的世界——因為我們的感受多少受制于無遠弗屆的媒體。很多時候是媒介在選擇和決定我們看到什麼聽到什麼以及感受到什麼。就這樣，我們在感受的世界裡随波逐流，根本忘記了現實世界究竟如何。”的确，我們似乎對美國或阿富汗的局勢了如指掌，卻可能不知道鄰居姓甚名誰。

在4月的一段網文中我寫道：“曆史類的好書很多，但文字令我有酣暢淋漓之感的很少。印象最深刻的是芭芭拉·塔奇曼的《八月炮火》，那是幾年前在醫院裡讀的。最近讀戴維·弗洛姆金的《終結所有和平的和平》，找到了接近的感覺。”5月份的一則微網誌裡，我卻在談論凱博文的近著《照護》時感歎：“在網絡上談讀書就像在KTV講哲學，實在是傻到家了。”

5月一群朋友吃火鍋，有位朋友講了一個小故事。當年戈爾丁寫出《蠅王》交給企鵝出版，沒想到碰到編輯是個愣頭青，要求戈爾丁把《蠅王》的前五十頁“撕掉”，不然就不給出版。戈爾丁氣炸了，跟企鵝交涉多次無果，隻好同意“撕掉”那五十頁。後來，戈爾丁憑《蠅王》拿了諾貝爾文學獎。是以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沒有前五十頁的小說。這位朋友發出天問，如果那五十頁留下來，《蠅王》會不會很平庸？讀書人的挫敗感隻有在這樣的“同溫層”裡才能得到些許安慰。

到了下半年，所有人都在談論元宇宙，仿佛那是應對混亂與分裂的解藥。我卻在重讀《什麼是民粹主義》（揚-維爾納·米勒著）的過程中加深了懷疑。米勒認為民粹主義這個标簽已被濫用，事實上特朗普式的民粹主義必須同時滿足幾個條件：一、仇視精英，哪怕自己也是精英；二、自诩為唯一的“人民”，其他人都是“We the people”的敵人；三、反對多元主義。我倒覺得，所謂民粹其實是一種狹隘的思維方式，隻要壟斷它，“We the people”也可以替換成“元宇宙”。

當然，最常見的壟斷對象是曆史。2021年大概是我讀史書最多的一年：《北宋晚期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方誠峰著）《長安與河北之間》（仇鹿鳴著）《危機與重構》（李碧妍著）《情報的興衰 》（邁克爾 華納著）《大戰：1914-1918年的世界》（赫爾弗裡德 明克勒著）等等，雖說讀得沒什麼章法，卻也頗多收獲。

其中德國政治學家赫爾弗裡德·明克勒是讓我眼前一亮的發現。除了那本從戰敗國的政治角度重述一戰史的《大戰》，他的另外兩部著作我也讀得很來勁，分别是《帝國的邏輯》和《德國人和他們的神話》。尤其是後一本，相當透徹地解構了德國曆史上的各種政治神話，有助于我對所謂集體記憶的認識與批評。

比較系統的曆史閱讀與我的土耳其之行有關，最近幾年沒有停。今年讀了諾曼·戴維斯的《另一片天空下》，主要想從宏觀的角度看一看土耳其的地理位置和曆史定位。抱着類似的想法，我還讀了《奧斯曼帝國的終結》（西恩·麥克米金著）《大博弈》（彼得·霍普柯克著）《穆斯林發現歐洲》（伯納德·劉易斯著）《帝國的剖析》（伊茲科維茲著）《終結所有和平的和平》（戴維·弗羅姆金著）等著述。

讀了差不多一年的是自己的《巴黎綜合征》，雖說10月才出版，每篇文章我都仔細讀過，但願它們還算對得起讀者。同樣仔細閱讀的是西門媚的《萬物寫生》，在那些讨論寫作技巧的文字背後，藏着我們的個人經曆和生命故事。

說到生命故事，不得不提到《蘇轼十講》（朱剛著），我認為這本書的核心就是關乎生命的動人故事。

很多時候，生命的意義是被賦予的，被塑造出來的。如果說詹姆斯·蘇茲曼的《工作的意義》是從人類史的宏觀角度來說明這一點，那麼理查德·霍夫斯塔德的《美國的反智傳統》則是給出了具體的例證，而科普作品《貪婪的多巴胺》（丹尼爾·利伯曼/邁克爾·E.朗著）則把這一切還原成了生理的層面，其宿命論的調子更加灰暗。

稍覺有趣的是，我還讀了三部與還原論相關的著作。一本是《大轉向》（斯蒂芬·格林布拉特著），讨論盧克萊修的原子論與現代社會的關系；一本是諾貝爾醫學獎得主埃裡克·坎德爾讨論先鋒藝術的著作《為什麼你看不懂抽象畫》，作者認為還原論可以為科學與人文架起溝通的橋梁；還有一本是《狡猾的細胞》（雅典娜·阿克蒂皮斯著），以還原論的視角探讨癌症與細胞。

值得一記的閱讀還包括沈颢的《萬水千山》、查爾斯·羅森的《意義的邊界》、萊昂·羅斯的《斯賓諾莎》、詹妮特·科南特的《偉大的秘密》、張經緯的《田野》、靈子的《憂郁的常識》、綠茶的《如果沒有書店》、楊早的《元周記》等。

今年我還在kindle上打發了大量的時間，那些文字不提也罷，不過是與厭倦共處的方式而已。

西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