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8日上午，上海四馬路 ( 今福州路185号) 上的國民黨上海警察局，一面大白旗赫然懸挂在大門口。
9 時許 ，兩輛美式吉普車在大門前戛然而止。20多名荷槍實彈的解放軍接管人員，迅速跳下車，在門口和大院内執行警戒。樓内的窗洞裡，一些舊警員手持大小不一的小白旗，伸出胳臂高喊 ： “歡迎解放軍 ! ”
一位身穿黃布軍裝、打着綁腿、30出頭、身材挺拔的高個男子，走下車來，向樓裡探出頭來的人員揮手緻意。
一名身着舊警服的中年警察，上前 “啪”地一個立正敬禮：“報告長官，敝人陸大公，有一事相問，不知可否？”
“請問。”
“我看長官老面熟，請問民國22年在上海被判刑的共産黨李士英，和長官是同一人嗎？”
“正是本人，當年被國民黨判了兩次死刑。” 李士英說完哈哈大笑。
“哎呀，老神奇，老神奇了，這真是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這位大難不死的男子，正是解放後上海首任警察局長李士英。
李士英為何被國民黨判處死刑，又是如何逃脫的呢？讓我們走進李士英的傳奇人生。
李士英，河南省内黃縣井店鎮人，1912年12月21日出生于一戶世代貧農家庭。自幼随父習武，擅長梅花拳。因為家境窘迫，13歲辍學，到布店當學徒。1929年加入中國共産黨，1930年被調到中共北方局擔任交通保衛員，參加天津、北平兩地的鋤奸工作。18歲的李士英，膽大心細，有勇有謀，多次出色完成鏟除叛徒任務，深受北方局書記賀昌的信任和欣賞。1930年底，被選派到上海中央特科參加教育訓練。
教育訓練結束，李士英被組織留在上海，配置設定在中央特科第三科紅隊。
三科也稱'“行動科”。其下屬的紅隊負責鋤奸，又名“打狗隊”。隊員約二三十人，分為若幹小組，互不接頭，由三科和各小組聯系。隊員來自上海勞工糾察隊骨幹、北伐軍和紅軍神槍手、全國各地鋤奸尖子，每人都接受了嚴格的黨性教育和軍事訓練，成為讓叛徒敵特聞風喪膽的“伍豪之劍”。
由于李士英身手靈活，機警過人，意志堅定，作風頑強，很快成為紅隊的骨幹。
1931年3月，北平地下黨組織出現多名叛徒。北方局要求調李士英回來，協助開展鋤奸活動。李士英獨自一人來到北平，住進了設在蘇州胡同的山西忻定會館，見到北方局同志，領受了任務，先後在頤和園西北的紅山口和圓明園兩處，處決了兩名叛徒。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國民黨黨務調查科科長徐恩曾、調查科總幹事張沖等特務頭子，率領大批特務，帶着顧順章等叛徒，勾結租界巡捕房，四處搜捕，氣焰嚣張，妄圖把在上海的中共機關一網打盡。
中央特科決定，要采取堅決措施，打擊最兇殘的叛徒王斌、曹清澄等人，保護中央機關的安全 。
李士英接到中央特科的緊急通知，立即傳回上海，和劉國寶、 李澤才組成一個特别小組，承擔了鏟除王斌 、曹清澄的任務，由李士英任鋤奸組長 。
劉國寶曾經在武漢國民政府警衛團任職，參加過八一南昌起義。李澤才原是上海紗廠勞工，參加過蘇聯紅軍。
叛徒王斌，熟識我黨活動規律群組織關系，現任淞滬警備司令部督察員兼行動組長。叛徒曹清澄，原在上海總工會工作，現任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督察員兼情報組長。兩人叛變後，成為死心塌地的國民黨鷹犬，手上血債累累。
由于小組成員都不認識王斌，為避免差錯，李士英根據打聽到的線索，找到南京路一家照相館，弄到一張淞滬警備司令部人員的合影照。通過内部同志的指認，熟識王斌的相貌特征。之後，去白爾路永安裡王斌的住處進行辨認，确認無誤。
經過連續多日的盯梢，掌握了王斌的行動規律。發現他中午常到一個情婦家裡午休，便制定了下手計劃 。
1932年4月2 日中午，王斌出門，乘坐一輛黃包車，行至維爾蒙路愛來格路時，行人稀少。埋伏在路邊的李士英快步上前，抽出駁殼槍對着王斌就是三槍，得手後按原定路線快速撤離。五分鐘後，一幫法租界巡捕才吹響警哨，匆匆趕到。
4月3 日，上海各大報刊登載了王斌被刺的新聞，震動上海灘。叛徒曹清澄，長得高大俊朗，為人陰險狡猾。得知王斌被刺後，他讓一個身材外貌與自己相似的手下，住進拉斐德路的曹宅，自己則躲到了附近一個秘密住址。法租界也加強了防範，在拉斐德路周邊，布置了巡捕埋伏。
5月16日，李士英又率組員劉國寶、李澤才、袁立夫3人，分頭前往拉斐德路源順裡41号曹清澄的住宅守候伏擊。當時安排分工：劉國寶、袁立夫在門口監視，并采取行動；李士英、李澤才在外圍望風掩護。
下午一點半，一個身穿黑色西裝的男子從弄堂裡出來，此人的身材和衣着頗似曹清澄。劉國寶誤以為是叛徒，當即開槍射擊。槍聲馬上引來了埋伏的巡捕，一時警哨大作。劉國寶在撤離時被盯上，當他拼命跑至白爾路桂福裡11号，剛将槍扔入垃圾桶，就被緊跟而來的巡捕抓獲。
李士英等人聽到槍響，便按計劃分頭撤離。當李士英行至茄勤路白爾路拐彎處，突然發現前面有一人行色匆匆，很像曹清澄。難道劉國寶失手了？不容多想，他大喝一聲：“曹清澄！”對方扭頭一看，發現不妙，拔腿就朝巡捕方向逃跑，同時沿街大喊：“殺人啦！”
此時下手，危險極大，但放棄又不甘心。千鈞一發之際，李士英果斷開槍，當場将其擊斃。随即被剛從嵩山巡捕房趕來的華捕當場抓獲。
第二天淩晨，李澤才回住地取東西時，落入捕房的埋伏圈。至此，三人小組無一幸免， 全部落入敵手。
法租界巡捕房馬上對李士英三人進行了審訊，三人堅決否認自己共産黨員的身份 。
巡捕房對李士英用了20 多種酷刑 ，包括電刑、老虎凳、灌涼水、灌汽油、灌辣椒水、燒紅的通條燙身等等。但李士英表現了共産黨人的铮铮鐵骨，堅貞不屈。
巡捕也很少見到這樣的硬骨頭，無奈之下，于1932年5月31日，将他們移送到設在法租界的“江蘇高等法院第三庭”審理。
1933年1月17日開庭，法官根據李士英被捕時繳獲的槍上的手印，以及死者身上的彈頭，認定李士英是主兇，以“危害民國為目的組織團體預謀殺人罪”，判處李士英、劉國寶死刑，李澤才有期徒刑19年。李士英等不服判決，提出上訴。1935年2月22日，高院宣布維持原判。
中央特科用盡各種辦法營救，請了大律師章士钊、史良為他們再次上訴。當時，抗日的氣氛日漸高漲，我黨和民主人士呼籲團結抗戰，一緻對外，放棄前嫌。1936年7月13日，國民黨最高法院作了終審判決，李士英改判無期徒刑，劉國寶、李澤才分别改判有期徒刑10年和12年。
1936年春，李士英被轉移至上海北新泾附近建立的國民黨“司法行政部直轄第二監獄”關押。
1937年8月13日，淞滬抗戰爆發。第二監獄根據駐軍的要求，将在押犯送到真如，為陸軍保安五團當挑夫。
8月18日，李士英等送彈藥到江灣、吳淞前線，途中遭到日機狂轟濫炸，許多挑夫被炸身亡，幸存者四處逃散，李士英也在混亂中趁機逃亡。
幾經輾轉，李士英來到延安，曆經5年多囚禁折磨之後，終于回到了黨的懷抱。
在延安，他先後在中央黨校和中央情報、保衛訓練班學習，1938年2月，訓練班第一期結業，李士英被配置設定到中央社會部工作。
1939年秋，中央派李士英赴莫斯科，在共産國際辦的中國黨校學習。1941年6月，德國法西斯大舉入侵蘇聯，共産國際黨校停辦，學員陸續回國。
學員們原計劃從蒙古啟程，經沙漠地帶、蒙中邊界、内蒙古回到陝北。途中，因日軍嚴密封鎖，隻得折返烏蘭巴托，滞留一年多。李士英、李天佑（後來成為開國上将）兩人回國心切，1943年夏，決定步行4,000公裡，從烏蘭巴托向西，由蒙古西南部繞過日軍控制的蒙古邊界，進入甯夏，再返延安。
兩人一路風餐露宿、忍饑挨餓，穿越茫茫戈壁沙漠。時值盛夏，戈壁灘被太陽曬得滾燙，兩人幾次因烈日暴曬暈倒，也飽嘗斷水之苦，數度瀕臨死亡的邊緣。
直到1944年春，兩人才到達延安。此時，兩人胡子拉碴；皮膚黝黑，布滿裂口；衣服棉花外露，布條橫飛。中央高度贊揚他們不畏艱險，穿越“死亡之海”的壯舉。
回到延安後，李士英繼續從事情報保衛工作。1945年，他當選為黨的七大代表，後擔任華東社會部副部長。1949年上海解放，李士英出任上海首任警察局長。
新中國成立後，李士英先後擔任山東省委副書記，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江蘇省委書記處書記、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委等職務。2001年8月1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9歲。
李士英一生铮铮鐵骨，對敵無比堅決，對黨無比忠誠，曆經磨難，堅貞不渝，譜寫了一曲傳奇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