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有一部熱播劇《曆史的天空》，劇中主人公姜大牙，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姜大牙，藍橋埠人，魁梧強壯，粗野率性，有時近似于街頭無賴，有時流露出土匪習氣，陰差陽錯的參加了新四軍。
麒麟山軍分區司令員楊庭輝，十分欣賞姜大牙的倔強韌性和骁勇善戰，力排衆議，予以重用。姜大牙在戰争中成長和學習，氣質逐漸轉變，成為我軍的一員骁将。
當時許多人都在讨論：姜大牙的原型是誰？有的人認為是梁興初，因為梁興初上将的綽号就叫“梁大牙”。也有人認為，姜大牙是多位新四軍原型人物的濃縮。
細數起來，在新四軍的曆史上，有一位叫劉厚總的人物，其經曆和性格，與早期的姜大牙十分相似。隻是後來，他走了一條與姜大牙截然不同的道路。
新四軍最高負責人項英，曾經對劉厚總十分信任和賞識，認為他是不可多得的好手，力排衆議，予以重用，把他放在自己身邊。
項英，黨和紅軍早期的上司人之一，新四軍的建立人和主要上司人之一。抗戰爆發後，任中共東南分局書記、軍委新四軍分會書記。
始料不及的是，鬥争經驗十分豐富、一向機警過人的項英，千慮一失，恰恰死于劉厚總的槍下，成為被叛徒殺害的最進階别的首長。
劉厚總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為何說他跟早期的姜大牙有相似之處呢？
劉厚總，生于1904年，湖南耒陽縣彙頭鄉曾家沖人，出身貧苦，文化不高，身高體壯，行事粗魯。
1926年，他在家鄉參加農會，1927年，擔任江頭鄉農會委員，打土豪鬥地主，成為農運骨幹。
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後，國民黨湖南清鄉主任何健，喊出“甯可錯殺三千，不可放走一人”的反動口号，白色勢力非常猖獗，敵我鬥争極為殘酷。國民黨地方武裝“挨戶團”抓住赤衛隊便殺，連家屬也不放過。
劉厚總1928年參加赤色遊擊隊，在火燒沖一帶活動。一天夜裡，遊擊隊下山，殺了4個土豪劣紳。敵人瘋狂報複，挨戶團一夜之間殺了劉厚總的堂哥劉厚林、堂弟劉厚定、劉厚存等5人。
劉厚總所在的遊擊隊面對敵人的“圍剿”，經曆了極其艱苦的曆程，最艱難的時候，隻剩下7個人、兩條槍。
劉厚總打仗不怕死，敢拼敢沖，槍法奇準，在耒陽一帶非常出名。他身高1米75以上，膀大腰圓，力氣過人，面孔奇黑。當地人都叫他“總老爺”，也有說他是“大煞星”下凡的。
1934年，經湘南特委準許，耒陽遊擊隊改編為紅軍湘南遊擊隊第三大隊，劉厚總先後擔任大隊長、大隊政治委員兼耒陽縣委組織部長。
1938年，國共合作，共同抗日。南方八省紅軍遊擊隊，改編成新四軍。劉厚總帶着380名遊擊隊員，走出耒陽，開赴皖南雲嶺整編。臨行之前，劉厚總曾把一部分槍支留下來，埋藏在老家。
新四軍中校參謀謝忠良，前往湘南耒陽，整訓下山的紅軍遊擊隊。據他回憶：“劉厚總是堅持耒陽地區三年遊擊戰争的負責人，當地人多知其名。有一次我們進城宣傳抗日，劉同往。耒陽人聞聽劉厚總來了，便紛紛圍着他看。”
“部隊開拔時，幾十裡外的群衆，仍趕來歡送，場面極為熱烈。劉厚總問我，可不可以喊幾句蔣委員長萬歲的口号，我立即說不能喊。”
1938年，劉厚總的遊擊隊被改編為新四軍特務營。5月下旬，随軍部移駐土塘。同年9月，劉厚總被派往延安中央黨校學習，被分在第二十四班。
耒陽縣委書記謝竹峰，正好與劉厚總同期在延安中央黨校學習。據他介紹，劉厚總長期打遊擊，組織性紀律性差，不适應那種“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學習生活，一心想回老家。
1939年夏，劉厚總一路佩帶八路軍臂章，從延安回到皖南雲嶺，被配置設定在軍部副官處第二科，擔任副團職副官，分管飼養班和木工班等後勤部門。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變爆發。新四軍軍部直屬部隊，在北移途中，到達皖南泾縣茂林地區時，遭到國民黨7個師約8萬人的突然襲擊。9千餘名将士，雖經浴血奮戰，終因寡不敵衆，無力回天，僅有1,300人零散突圍出來。
1月14日，項英帶着李德和、夏冬青和鄭德勝3名警衛員，向螺絲坑方向突圍。傍晚，在大康王附近，突然遇到劉厚總。
劉厚總主動要求留在項英身邊。很快，和項英并不熟悉的他，得到了項英的信任和喜歡。
一次遇到國民黨部隊搜山，劉厚總彈無虛發，連殺幾名敵人，然後背起項英涉水過澗，爬坡穿林，一路狂奔，後面的警衛，空身都趕不上他！停下來歇息時，項英發現，劉厚總的一隻腳，竟然沒有鞋子，腳掌上血迹斑斑。
從此，項英走到哪裡，總是帶着劉厚總。他的最老的警衛員夏冬青，就被疏遠了。
幾經波折，在泾縣濂坑一帶，項英彙合了新四軍副參謀長周子昆、軍部作戰科長李志高、偵察科長謝忠良、工兵連長劉奎等人。打散的同志越聚越多，達到40多人。
劉厚總看中一位排長手中嶄新的德國造二十響駁殼槍，讓項英出面，跟他調換了過來。後,來，正是這隻駁殼槍，奪去了項英的生命。
李志高、謝忠良曾提醒項英，說鄭德勝、李德和、夏冬青是跟你多年的警衛員，應将他們放在你跟前。項英認為劉厚總經過多年遊擊戰争考驗，可以信任。
據鄭德勝回憶，他曾聽到項英對周子昆說過，劉厚總這個人力氣大，個子高，槍法準，是個“打遊擊的好手”。
2月下旬，在石牛塢村黨員姜其貴的介紹下，項英、周子昆住進了赤坑山蜜蜂洞。
赤坑山海拔1,027米，主峰像一根石柱。蜜蜂洞位于接近山頂的懸崖上，洞口十分隐蔽。這裡地勢險要，除了獵戶和藥農，人迹罕至。
由于洞小，剛能容下四個人擠着睡。于是項英和劉厚總、周子昆和警衛員黃誠四人住在洞内。謝忠良、劉奎、李德和、鄭德勝、夏冬青等二十餘人，在下方百十米處，貼着懸崖搭棚而住。李志高率一小部，分散隐藏在附近山上。
終于有一個安頓之處的項英，坐在洞口脫下衣服捉虱子，身上攜帶的黃金、金表等，被劉厚總看在眼裡。
不久，躲在達鳳村的五團二營副營長（實為教導員）馬長炎，上山來看項英。馬長炎看到，項英穿一件破爛的軍棉襖，須發很長，人很憔悴，眼裡布滿了血絲。項英沉重地說：“這次皖南事變，部隊造成這樣大的損失，我負完全責任。突圍出去後，我會向中央作檢讨，如果需要的話，我可以到蘇聯學習。” 馬長炎為項英勇于擔當的精神感動，劉厚總卻臉色大變。
3月14日淩晨3點，滂沱大雨聲、雷聲和風聲交織在一起。洞内一個黑影悄悄爬起來，掏出二十響駁殼槍，朝着項英的頭部連放兩槍；周子昆正想坐起來，胸口中了一槍。睡得正熟的黃誠被槍聲驚醒，擡手就去摸槍，結果左臂、右臂和脖子連中三槍，昏倒過去。
劉厚總搜走法币2萬4千餘元、金表一隻、鋼表一隻、槍兩把（其中一把是斯大林贈送給項英的，刻有俄文簽名）、赤金8兩5錢、自來水筆3支。然後匆匆下山逃走。
一清早，夏冬青按慣例去蜜蜂洞看望首長，一到洞口，便呆住了，趕緊往山下跑。
劉奎、鄭德勝等人，運糧剛趕回石牛塢村，看到劉厚總從山上下來，神态有些慌張，便喊他停下來，但喊不住。劉越走越快，到了村口竟然頭也不回地跑了起來。劉奎等人預感到大事不好，也立即往山上跑。
大家來到洞内，看到項英和周子昆已經遇害，黃誠身負重傷。
衆人用僅有的兩條毛毯，包裹了項、周二人的遺體，在離洞一百多米的石崖邊埋葬了。
謝忠良等人下山後，将黃誠安排在姜其貴家裡養傷，大家離開了赤坑山，向銅山轉移，和李志高他們會合。兩個月後，全體過江到了江北，編入新四軍第七師。
至于叛徒劉厚總的下落，有很多說法，活靈活現，有鼻子有眼，但經過項英後人查證，其實都是一些無稽之談。
在國民黨的檔案材料中，劉厚總的行蹤，有一個大概的輪廓。
1941年4月，劉厚總因行蹤可疑，在安徽旌德縣玉屏鄉被國民黨鄉公所抓獲，随後招供，并帶旌德縣特種工作行動隊前往蜜蜂洞，搜尋屍證。在該石洞中，“檢獲已燃未了洋燭小半支，棋子四枚，小梳子一把，并未見有屍骸。”在分途搜尋之際，劉厚總趁機潛逃，連翻幾座大山，到了太平縣隔河裡。
因路上搜查得緊，他将随身攜帶的槍三支，“悉放在隔河裡保長處。“”赤金、法币、鋼表等件，悉被隔河裡持槍的人檢查拿去。”劉厚總見對方有劫财滅口之意，又跑路了。後來，劉厚總向太平縣政府投誠，被移送 “安徽省政府皖南行署”核辦。1942年下半年，被遞解重慶，關進渣滓洞看守所。
據軍統特務王仁德1972年寫的材料稱，劉厚總“獨自一人關在樓下6号牢房。此人文化不高，與特務——上至所長濮齊偉、張少雲，下至獄中看守，都搞得很熟，他在獄中亦很自由。負責管理獄内圖書室。他的一張小床也安置在内，等于獨居一室。”
1948年春，國民黨軍統局決定“開釋”劉厚總，并發給二千五百萬元，以資返籍。同年5月10日，劉厚總呈上報告：“懇乞憫其投誠之愚衷，恩準另發救濟費(或作獎金)。” 搖尾乞憐的叛徒嘴臉躍然紙上。
1949年11月，人民解放軍向大西南勝利進軍，國民黨殘軍狼狽逃竄，成渝公路上亂成一團。有材料稱，劉厚總這條“蟻命”死于亂軍之中。
1953年7月，項英之子項學成等來到赤坑山，由劉奎引領，起走了項英、周子昆的遺體，重新安葬于南京雨花台。
皖南事變死難烈士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