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城戰役，是1935年1月下旬紅軍長征途中所發生的一場惡仗，在這場慘烈的鬥争中，十大元帥中的7位，200多位将軍參與其中，但是絲毫沒有占到便宜，因為敵軍中有一個讓人頭疼的人物，他就是川軍虎将郭勳祺。
郭勳祺，字翼之，1899年出生于四川華陽縣一個貧苦家庭，1912年他在成都被招募入藏新兵，投入川軍潘文華部，随軍西征。因為他作戰勇敢，又能和戰士同甘共苦，深得潘文華的器重，由文書一步步升職到團長。1921年，潘文華率部投靠川軍總司令劉湘，郭勳祺任第七旅旅長。這個時期，郭勳祺在參加驅逐滇、黔軍閥及四川軍閥的大混戰中，一方面充當了劉湘的得力戰将，受到劉湘的信任與重用，對劉有知遇之感；另一方面，受大革命潮流的影響，開始與共産黨人接觸，并與陳老總結下很深的交情。
大革命失敗後，郭勳祺因為受到劉湘的影響，轉而開始“反共”，1935年1月升任為川軍模範師師長。土城戰役是郭勳祺的成名之戰。1935年1月26日，紅一方面軍中央縱隊與三、五軍團到達黔北土城。第二天，郭勳祺部三個團和潘佐的三個團，共六個團趕到了土城。當日，朱老總指令“紅三、五軍團及幹部團全部于明日拂曉包圍迂回該敵而殲滅之"。
1月28日，紅三、五軍團及幹部團與郭勳祺統率的川軍在土城東北的豐村壩、青崗坡一帶展開惡戰。經過反複較量，最後紅軍傷亡約5000人，鑒于戰場态勢對紅軍不利，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下令退出戰鬥，西渡赤水。有句話說得好，“不打不相識”，土城戰役讓我軍記住了這名川虎名将，在後來的抗日戰争中，曾一起并肩作戰，阻擊日寇。
“七·七事變”後，烽火四起，國家、民族處于危亡的緊急關頭，川軍的廣大愛國官兵紛紛請纓抗日。1937年9月，川軍分東、北兩路同時出川奔赴抗日前線。郭勳祺當時任第七戰區21軍第144師師長。9月下旬，郭勳祺率師東出夔門，馳赴前線，參加南京保衛戰的金村戰役。當時上海淪陷，國民黨武裝大批洪退，白崇禧、陳誠親自在宜興附近指揮，也無法收容整頓。
11月下旬，郭勳祺師由北戰場南調到太湖西岸長興縣以北的金村，與日寇追擊軍久留米師團遭遇，郭勳祺身先土卒，與敵血戰三晝夜，終于把日寇閃電式的追擊暫時阻止住，穩住了陣腳。27日下午，郭勳祺上前線指揮戰鬥，他随身帶着幾個衛士沖上山，剛進公路正爬山時，被敵人在太湖裡氣艇上的機槍擊中左腿，傷勢嚴重，由衛士掩護，才将他背回師部。金村之戰，由于郭勳祺師阻擊敵人，給以重創，緻使敵人企圖截斷上海至蕪湖間通道的打算，不能如期實作，使我方由上海潰退下來的龐大軍隊得以到達蕪湖整訓。
1938年2月，郭勳祺傷愈出院，被晉升為23集團軍第50軍軍長，重返皖南青陽縣作戰。當時，郭勳祺的軍部和新四軍的軍部隻相隔50多裡，陳老總曾徒步去看望他，并在那裡呆了三四天的時間。期間，陳老總和他大談統一戰線的意義，還說新四軍要東進敵後作戰，要通過他的防區，請求他的協助，郭勳祺馬上就答應下來。在一個深夜，第三支隊司令員的張雲逸到郭勳祺駐地家裡，請郭的江防守備區送他們去江北處理第四支隊發生的事件，受到郭勳祺夫婦的熱情接待，安排住宿，拂曉送他們順利渡江，妥善地解決了問題。郭勳祺從張雲逸口裡，知道新四軍的槍彈很缺乏，補充也困難，便主動給予支援，先後贈送新四軍幾批槍彈。
因為郭勳祺和陳老總的關系，50軍與新四軍接觸頻繁，後來被50軍政治部主任告密，1939年秋末，郭勳祺被以“作戰不力”的罪名，實則以“通共”的原因，裁掉50軍軍長的職務。他在前線得知消息後，喟然長歎：“我一片抗日救國之心，就這樣被斷送掉了！”
郭勳祺撤職後被“護送”回重慶，國民黨頑固派得以着手布置陰謀，在1941年1月初，調動50軍的144師和新7師的兵力，發動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這次事變，促使郭勳祺對蔣介石有了更清楚的認識，為了擺脫軟禁，他回到重慶後，被迫入駐陸軍大學特别班第5期進修軍事，後來隐居成都。
1948年，在中原軍區，郭勳祺由劉帥、陳老總兩人介紹，成為特别黨員，奉命回川找地下黨組織，做軍界上層人物的策反工作。解放後，郭勳祺曾任川西行署委員兼交通廳廳長、四川省交通廳副廳長、水利廳副廳長等職務，1959年病逝于成都。生前他曾對自己的好友說，自己終身引為遺憾的有兩件大事：
第一件，是他撤職後，為照顧全國共團結抗日的大局，未能把部隊帶到江北去與陳老總一起抗日。
第二件，是他被剝奪軍權後，發生了“皖南事變”，使新四軍蒙受了很大的損失。
郭勳祺将軍為國為民的一片忠心，和他追求真理的熱忱，至今仍讓後輩們念念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