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7月的一天，位于重慶南溫泉附近的博愛村好像是充滿了節日的氣氛，村裡周家大院的大門兩側，還貼上了“歡迎日本弟兄”之類的智語。
這裡是國民政府軍政部第二俘虜收容所的一部分，同時也是博愛村迎來的第一批日軍俘虜。
自從武漢會戰之後，
随着抓到的日軍俘虜越來越多，國民政府軍政部正式成立了兩個俘虜收容所。
第一俘虜收容所設立在西安，主要收容一些在華北地區被俘虜的日軍士兵；
第二俘虜收容所設立在貴州鎮遠和重慶兩地，主要收容在華南地區和華東地區被俘虜的日軍士兵。
軍政部第二俘虜收容所剛開始是在湖南常德的鹽關成立的，由于這裡靠近作戰前線，時常會遭到日軍飛機的轟炸。于是，在1939年3月搬遷到了貴州鎮遠，不久後又在重慶設立了分所，鎮遠的收容所成為“和平村”，重慶的收容所稱為“博愛村”。
此時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已經遷到了重慶，日本籍人士鹿地亘決定建立反戰同盟總部的計劃，就選擇在博愛村開始展開。
博愛村的收容所所長由軍政部第二俘虜收容所所長鄒任之兼任，主任管理者沈起予則負責日常的管理工作。
沈起予是我國現代著名的作家和翻譯家，由于早年曾經在日本留學，是以就被派到了博愛村俘虜收容所來做日軍戰俘的說服。
鹿地亘
在收容所工作期間，
沈起予寫下了一篇報告文學《人性的恢複》，在書中詳細記錄了日軍戰俘剛被送過來時的場景：
“他們面孔上的須髭，就像野草似的長着，各自打起赤膊蹲啊坐的。但是，外表的落魄，并不代表他們放下了内心的武器。”
在對日軍戰俘進行了全面的調研之後，沈起予發現，戰俘中的大部分人都沒有國際常識。于是，他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想法，那就是
“在博愛村不采用監獄式的管理，而是使用學校式的訓導”
。
每天的早上，這裡都會準時響起日軍俘虜起床做操的号子聲。吃完早飯後，他們還要進行學習，學習的内容包括有《時事解說》《日本資本主義發展史》《社會科學淺說》等課程。
除此之外，沈起予還把自己收藏的幾箱子日文書籍拿出來，分發給日軍俘虜們閱讀。漸漸地，他們的精神面貌得到了很大的改變。
日軍戰俘
1939年9月，桂南會戰打響的前夕，鹿地亘接到了白崇禧發來的電報，要求他緊急傳回桂林，前來組建反戰同盟西南支部。
臨出發之前，鹿地亘專門從博愛村挑選了兩位日軍戰俘，來擔任籌建反戰同盟總部的幹事。就是這個草率的決定，引來了一場大麻煩。
鹿地亘剛一離開博愛村，就出現了奇怪的事情，戰俘們懶洋洋地躺在床上，不做操，不學習。更讓大家感到人心惶惶的是，博愛村傳出了
“反戰同盟總部成立時要殺人”
的言論。
經過一番調查，沈起予終于從一名日軍戰俘口中得知事情的真相，原來問題出自于鹿地亘臨走前任命的幹事之一三船薰的身上。
三船薰是博愛村第二俘虜收容所的第一批被送來的日軍戰俘，他參加反戰同盟的目的就是想提高自己的地位。是以，他剛一上任，就私下煽動其他俘虜不準上課，以此來樹立身為一名上司者的形象。
不僅如此，三船薰還經常與其他日軍戰俘進行明争暗鬥，甚至編造
“反戰同盟總部成立時要殺掉俘虜”
的謠言，來脅迫大家服從他的指令。
這一年的年底，三船薰偷偷喝了一個大醉，當一名好心的職員扶他回屋時，他卻揮起拳頭将這名職員打倒在地。三船薰本身就是一個俘虜，竟敢襲擊收容所的管理人員，一下子驚動了整個博愛村。
酒勁一過去，三船薰開始害怕了起來，他立即寫下了長達兩頁的檢讨書，跑到沈起予的辦公室裡自首。沈起予對他說說：
“我們不必談什麼處罰的話吧，不過我看你近來的心境很不好，是不是？”
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婦（1939年攝于重慶）
兩個人在辦公室聊了很長的時間，沈起予開導三船薰說：
“鹿地亘早晚還會回來，現在反戰同盟總部還沒有正式建立，你還有機會。若是繼續錯下去，你将徹底失去參加反戰工作的可能。”
盡管很多人都建議嚴肅處理三船薰，但沈起予依然堅持要再給他一次機會。經過這次事件，三船薰也确實老實了很多，在工作上勤勤懇懇。
1940年1月，國民黨軍隊在昆侖關取得大捷後，鹿地亘再次傳回重慶，在得知了事情的原委，免去了三船薰的幹事職務。
與此同時，鹿地亘在博愛村頻繁組織大會，并與日軍戰俘一個一個地進行談話。功夫不負有心人，他最終獲得了大多數俘虜們的支援，博愛村的反戰熱情再次被點燃了起來。
昆侖關戰役
直到這個時候，鹿地亘精心籌劃的反戰同盟總部，距離正式成立的時間已經不遠了。
抗日戰争時期，日本關東軍在中國成立了株式會社滿洲映畫協會，并相繼拍攝了《建國之春》《支那之夜》等掩飾其侵略罪行的電影。而中國的電影制片人也開始針鋒相對，提出了“一寸膠片等于一粒子彈”的口号，隸屬于國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廳的中國電影制片廠推出了《八百壯士》《保家鄉》等鼓舞抗戰士氣的電影。
這一年的年初，中國電影制片廠的導演何非光來到了博愛村，與這裡的日軍戰俘一起生活了38天，并拍攝了電影《東亞之光》。
對于電影《東亞之光》的拍攝，得到了第二俘虜收容所所長鄒任之的大力支援，影片主要描述了戰俘們的日常改造，可以很好地推動反戰同盟的建立。
何非光
當沈起予帶着日軍戰俘前來試鏡時，還專門帶上了三船薰，并順利選為了影片的男主角，導演何非光驚訝地說道：
“這家夥很會演戲啊！”
1940年2月8日，這天正是農曆的大年初一，在影片拍攝過程中，一個片段讓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這一天，重慶街頭到處都是為抗戰獻金的人群，為了拍下這一幕真實的場景，何非光決定給日軍戰俘演員配上槍，走在人群的最前面。雖然槍裡面是沒有子彈的，但槍前面的刺刀卻是真的，同樣會給街上的人群帶來傷害。
慶幸的是，這批日軍戰俘在拍攝影片時，并沒有出現任何的問題。
但是，電影《東亞之光》的拍攝卻引起了日本軍方的關注，他們始終對外界宣稱：
“日軍沒有被中國軍隊俘虜的士兵。”
《東亞之光》海報
與此同時，日軍還派出了飛機，對電影拍攝現場實施了轟炸，導緻《東亞之光》的攝影棚和一部分攝影器材被炸毀，以及兩名從業人員被炸身亡。直到新的拍攝器材運過來，影片才得以繼續拍攝。
重新擷取信任的三船薰很有表演天賦，同時還給拍攝提供了許多好的建議。正當電影有條不紊地拍攝時，身為主角的三船薰卻突然之前死亡了。
經過檢驗，三船薰是死于喉疾，他的死非常蹊跷，因為在之前他的身體都是很正常的。最終，無奈之下，拍攝劇組隻能找到一位替身繼續拍攝，這位替身也是日軍戰俘，外形上也與三船薰相似。
1941年元旦，這一部《東亞之光》電影終于在螢幕上放映。而參與拍攝的日軍戰俘也來到國泰大劇院進行演講，一舉戳穿了日軍聲稱的“沒有戰俘”謊言，反戰同盟也受到了外界更多的關注。當一位日軍軍官看到了這部電影後，表現得十分憤怒，并拔出刀直接将螢幕砍碎。
就在電影《東亞之光》拍攝期間，日軍對昆侖關的國民黨軍隊發動了報複性攻擊，六名反戰同盟西南支部的前線工作隊員陷入了日軍的包圍之中，隻好分為兩組進行突圍。
第一組由櫻井勝、南樸實、佐佐木正夫三人組成，為了不暴露目标，他們将身上的胸章和帽徽全部扔掉。在嚴冬時節裡缺衣少糧，又不敢向中國的老百姓求助。慶幸的是，他們在前往柳州的途中遇到了中國軍隊，才得以獲救。
而另外一組的三人卻沒有那麼好的運氣了，松山速夫在突圍時腿部中彈，鲇川誠二和大山邦男用擔架擡着他繼續突圍。當他們到達廣西上林縣時，遇到了日軍飛機的瘋狂掃射，全部身亡。
三位反戰同盟烈士的犧牲，同時也帶來了意外的收獲，鹿地亘在回憶錄中寫道：
“殉難三烈士擴大了反戰同盟西南支部的影響力，也打開了建立反戰同盟重慶總部徘徊不前的局面。同時，反戰同盟的影響力，也不隻是限于國統區了。”
反戰同盟晉察冀支部
關于反戰同盟西南支部的情況，鹿地亘和馮乃超向周恩來作了詳細彙報，延安方面于1940年7月7日成立了反戰同盟延安支部。
1940年3月29日，重慶反戰同盟總部準備會獲準成立，16名入選的日軍戰俘成員正式擺脫了俘虜的身份，成為了反戰同盟的一員。沈起予在文章中興奮地寫道：
“這一天，金剛坡下的賴家橋村内也洋溢着一股洋洋的喜氣，在我們這算是又要嫁女兒。”
然而，反戰同盟總部的籌建活動受到了何應欽的限制，鹿地亘隻能讓反戰同盟的成員暫停了各種演出活動。
在這種情況下，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郭沫若安排反戰同盟西南支部和重慶總部籌備會的從業人員，以“集中整頓學習”的名義在重慶等待時機。畢竟，有了昆侖關三位烈士犧牲的巨大輿論影響，反戰同盟重慶總部的成立幾乎已經成為了定局。
7月20日，“在華日本人民反戰革命同盟會”總部終于正式成立了，重慶賴家橋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禮堂中人山人海，第三廳廳長郭沫若、科長馮乃超和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表、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理事老舍等人紛紛前來祝賀。
反戰同盟總部成立大會通過了同盟的綱領章程，大家一緻選舉鹿地亘擔任反戰同盟總部會長，同時編輯出版了反戰同盟的刊物《為真理而鬥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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