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識别《胡先骕全集》圖版曆史人物的過程中，有張照片最考驗我們的智慧：旁邊的人都認出了，卻偏偏認不出最突出的C位！
中國科學社第十四次年會攝影，1929年，北京燕京大學（編号為作者所加）
帶頭大哥
1929年8月21日下午6點，中國最重要的民間學術團體——中國科學社的第十四次年會，在北京西郊燕京大學的貝公樓前留下了這張六十一人的大合影。有了兩年多辨識民國曆史人物照片的經驗，我們總共認出了其中的四十多位。第一排尤其認得全：1号吳雷川，2号任鴻隽，3号姜立夫，5号翁文灏，6号竺可桢，9号俞大絪，10号曾昭燏，11号黃人望，12号何魯，13号胡經甫，可正中間的7号是誰？
這位不知名的7号先生身材高大，平頭華發白須，年約六十，不戴眼鏡、布衫布鞋、肚子微腆，臉上挂着憨厚的笑容，似有一股粗樸的武夫之氣，在一大群細細瘦瘦、文質彬彬的年輕人中間很是突兀。于是我們管他叫“帶頭大哥”。
種種努力
照片源自1929年11月的《科學》雜志第十四卷第三期。正文《年會記事錄》裡給出了先後到會的七十餘名科學社社友名單。對照名單，我們一一核對了他們的形象，并不見“帶頭大哥”！是以我們判斷他并不是中國科學社的社員，這倒也符合我們初步的觀感。
中國科學社第十四次年會到會社友名單
既然不是社員，會是主人麼？1929年恰逢燕京大學建校十年，并正式建立文、理、法三學院，成為綜合性大學。燕大對本屆科學社年會極盡地主之誼，“吳雷川校長、司徒雷登教務長”出面“對于本社社友，皆表熱烈歡迎”。校内“胡經甫、韋爾巽、李汝祺諸教授”也都是中國科學社的正式會員。除了司徒雷登，我們在合影中找到了《記事錄》裡提到的全部燕大人物，那麼隻好暫時排除“帶頭大哥”是燕大教授的可能性。
既然不是主人，會是嘉賓麼？《記事錄》裡說“到會來賓有北平研究院院長李煜瀛，中央研究院曆史研究所所長傅斯年”。傅斯年身矮體胖，肯定不是。李煜瀛（字石曾，1881-1973）是國民黨四大元老之一，故宮博物院首任理事長，并兼任中法大學代校長。李石曾到會并發表了演講，如果參加合影，理應被尊于C位。是以有幾個朋友堅持認為大哥就是李石曾。但這兩人氣質迥然不同，李石曾霸氣十足，大哥憨厚可掬。李石曾在1926年遭北洋政府通緝而逃亡，于是有朋友猜測他是以而改變發型，逃亡又導緻容貌憔悴。但這個推測實在牽強。李石曾在演講裡提到“近以多病，不能大聲說話……故不能多講。”開幕典禮曆時兩個小時，李石曾應該是講完話沒等到合影就離開了。
“帶頭大哥”（左）與李石曾（右）照片對比
“帶頭大哥”站在C位卻不被列名，頗為反常，胡曉江老師由此猜測：“也許是科學社年會組織者迫不得已請他參會，但學者們不喜歡他，是以記錄中連名字都不提。”那麼，學者們一般不喜歡誰呢？自然是政客。
于是我遍查1928年到1937年間的北平十任市長：何其鞏、何成浚、張蔭梧、王韬、胡若愚、周大文、袁良、宋哲元、秦德純、張自忠。又把北洋直、奉、皖各系軍閥的影像資料，以及北洋政府和民國政府的所有教育官長捋了一遍。結果發現了很多“有點像”的人。如1928年的北平市長何其鞏、軍閥吳佩孚和徐世昌，1925年段祺瑞臨時政府的教育總長王九齡、陸徵祥内閣的教育總長陳振先等等。單看某人的某張照片，都能找出與大哥某些相像的地方，但找出此人更多的照片來對比，就又不像了。再結合這些人在1929年8月的行蹤，最後全部否決。
左起：何其鞏，吳佩孚，徐世昌，王九齡，陳振先
于是我們再一次祭出頭腦風暴，胡曉江老師想到：“該不會是前清遺老？”可是，科學社年會裡怎麼會出現八旗王爺？接着我們馬上想到，胡先骕在1950年《京師大學堂師友記》裡回憶過不少當年的老師。于是我又用了一天時間查閱此文中提到的老先生，如孫家鼐、張百熙、柯劭忞、林琴南等。但他們要不早早去世，要不臉型不似，要不經曆不符，仍然無解。
之後，我們請紀錄片《北洋大時代》團隊幫忙，無果。隻好寄希望于名人圖冊。先查《中國近現代名人圖鑒》（熊治祁主編），該書收錄了鴉片戰争到新中國成立之前“政治人物為主，旁及軍事、文化、經濟、科學等各方面的代表人物”近六百位，沒有收獲。再看《中國近現代人物像傳》（南京圖書館編），内含四千多位近現代曆史人物的照片或畫像，收錄數量是同類圖書之冠。結果發現其中金嶽霖、張樹森/張樹桐的照片有誤，範源廉和夏瑞芳的文字介紹有錯，卻還是認不出帶頭大哥。
看到這個份上，真可謂“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
蒼天不負
幾個月折騰下來，近乎技窮。我們好幾次打退堂鼓，互相寬慰道：“算了算了，已經認出四十多位了，留點工作有待高明去做。”“C位人名空着就空着吧！”但說歸說，終究意難平。我們連合影後排李石曾的女婿都能認出來，難道真的認不出“帶頭大哥”麼？更何況我們不做，又有誰會去做呢？
再次凝視“帶頭大哥”，他面相憨厚，但氣場強大，而且還似曾相識。他既然出現在這張合影裡，那為什麼不能出現在同時代另外的合影裡？于是，我翻出了家裡幾十大學學家及文史學人圖傳，作最後一搏。
蒼天不負有心人！在看了一打學人圖傳後，我在《陳垣圖傳》（劉乃和等編，北師大版）第41頁看到了這幅并不清晰的合影。電光石火之間，我确信找到了，前排右五的白發男子就是“帶頭大哥”！
輔仁大學史學系教師和應屆畢業班同學合影，1931年
此書隻明确了陳垣在前排右三，但同時給出了蔣夢麟、馬衡、張星烺的名字。蔣夢麟和馬衡的形象爛熟于心，看到“張星烺”的名字，我馬上記起曾在《現代學林點将錄》（胡文輝著）裡見過他的标準像。幾處一對，一拍即合，哈，原來大哥就是張星烺！
大哥揭秘
張星烺（1888-1951），字亮塵，江蘇桃源（泗陽）人，著名中西交通史專家。他的人生頗為傳奇，十八歲入哈佛大學學化學，後來去柏林大學學生理化學，但閑暇時“以作史地研究為樂”。回國後在漢陽兵工廠、江蘇公署工作，複受聘北京大學預科擔任化學教員，兼國史編纂處特别纂輯員。1917年去日本治病時，被蔡元培委托搜集國史材料。張星烺在日本東京帝國圖書館看到外國學者出版了很多關于中外交往曆史的專著，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古籍浩如煙海，卻沒能充分利用。民國以後，西方漢學及東方學迅速發展，推動了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但中國甚少這方面的專家，以緻于中國版圖之内的問題也隻能“待他人為之解決”。此種現狀刺痛了張星烺，他于是投身其中。1922年至1926年任青島四方機車廠化驗室主任期間，在工作之餘完成了《馬哥孛羅遊記導言》（中國地學會，1924年）與六冊一百二十萬字的史學代表作《中西交通史料彙編》（輔仁大學圖書館，1930年）。
《中西交通史料彙編》是明末以前中國與其他國家交往的史料摘編，涵蓋了古代中國與歐洲、非洲、阿拉伯、亞美尼亞、猶太、伊蘭、中亞、印度的交往。張星烺同時使用中外文獻，從海量的史籍中“發現了很多此前無人知曉，或僅憑猜測的中外關系史實。”（奧圖爾：《中西交通史料彙編》英文序言，轉引自顧鈞：《中西交通史料彙編》的“Preface”）。例如張星烺從《隋書·北狄傳》裡找到可靠證據，證明了匈牙利人是匈奴人的後裔；在《支那名号考》裡，他将九種文字的外文文獻與《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大唐西域記》《新唐書》《宋史》等古籍進行對照，考證出“支那”實為“秦”字之轉音。
“中西交通史在國内具有相當創新意義，引起史學界的重視，北平各校史學系紛紛相邀講授此類課程。”（李樂：《張星烺與輔仁大學史學系》）1927年，輔仁大學校長陳垣聘請張星烺到輔仁大學曆史系任教，并擔任系主任。張星烺與陳垣、向達、馮承鈞、方豪等人，一同開創了中西交通史的體系。1929—1940年間，張星烺在燕大主講中西交通史、宋遼金元史等等（《燕京大學史稿》）。此外張星烺還在北平師範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高校兼授史學課。
據張星烺的兒子張至善回憶，1928年張星烺還曾在北師大開過高等有機化學課，史學家牟潤孫盛贊道：“一人而曾任文理兩科教授，大概以張亮塵先生為第一人。”張星烺“在講曆史課時也常融合文理。有一次他把我國古代發明的火藥和現代火藥相比時，信手在黑闆上寫了許多化學反應式，詳細解釋，讓聽講的文科生不禁瞠目相對”（來新夏：《鶴發童顔亮塵師——記張星烺老師》）。
張星烺出身化學卻鐘情于史地，無疑受到了父親張相文的影響。張相文（1867-1933）是中國現代地理學初起時的代表人物。他編寫了中國第一本地理學、第一本自然地理學和第一本地質學教科書，今天常用的“教科書”一詞即發轫于此。張相文于1909年發起了中國第一個地理學術團體中國地學會，并長期擔任會長，還創辦了中國第一種地理學術期刊《地學雜志》。張星烺所選擇的“中西交通史學”，完美地展現了他的地學家承與史學愛好。
半路出家的張星烺能登上曆史學講台，除自身努力外，還得益于陳垣的慧眼識才。史學大家陳垣在幾十年的輔仁校長任上，“超越學派觀念，極力揄揚不甚知名的飽學之士”（牟潤孫：《敬悼先師陳援庵先生》），聘用了一班“不經審查，沒有教學資曆，或者學位”的人：史學系主任張星烺沒有文科學位；國文系主任餘嘉錫是前清舉人，什麼學位都沒有，但是擅長“研究目錄之學及古今著述體例、學術源流”（見袁一丹：《陳垣與輔仁學派》）。舊京“有許多人，靠着微薄的薪俸以維持其生活，而将治學研究作為生命的寄托，理亂不聞，自得其樂，一旦被羅緻到大學來，皆能有所貢獻”（台靜農：《北平輔仁舊事》）。輔仁學派由此産生。
鶴發童顔
張星烺參加1929年中國科學社年會時僅四十一歲，并非先前猜測的年近花甲。從張星烺各時期的照片可以看出，他很早就白了頭發，并且他的老相在當時已經相當有名。
張星烺各時期像（左至右：約1928年四十歲，1929年四十一歲，1931年四十三歲，1938年五十歲，時間不詳）
輔仁大學校長秘書台靜農在回憶文章中提到：“亮丞先生因病的關系，不到四十歲，須發皆白，面孔又異于常人的紅潤。一次他搭膠濟火車，沒得座位，張宗昌的兵看他那樣的老，居然讓座給他。援庵（陳垣）先生喜拿這事向他開玩笑，說他鶴發童顔，張宗昌的大兵都被感動了。”（台靜農：《北平輔仁舊事》）1937年夏，柳诒徵在鎮江遇到久别的張星烺時，發現他已白發朱顔，酷似其父張相文。另外，輔仁大學曆史系1942級新生來新夏，對張星烺的第一印象就是“鶴發童顔，慈眉善目”，“面上總是帶着一絲笑意”（來新夏：《鶴發童顔亮塵師——記張星烺老師》）。
厚德師長
再查下去，“帶頭大哥”憨厚的笑容也有了依附。1942年畢業的萬心蕙是輔仁曆史系最優秀的學生。她自幼失怙，家境貧寒，依靠獎學金和親友的資助勉強支付學費。張星烺始終挂念萬心蕙的發展，抗戰勝利後得知燕京大學即将從成都北歸，張星烺急忙從北京鼓樓方磚廠街的家裡一步一步走到東單，去找燕京大學曆史學系的洪業教授，為萬心蕙了解燕大研究所學生院的複員情況。多年之後，洪業告訴萬心蕙說：“張先生對你真是比自己兒女還關心，他步行到我家，把鞋都走破了。”（萬心蕙：《回憶張星烺先生》）在“容顔慈和，實有父母生徒之态”的張星烺幫助下，萬心蕙考上了燕京大學史學研究所，以第一名的成績拿到了哈佛燕京學社的獎學金。萬心蕙後來嫁給了曆史學家王桐齡的兒子王霈。近半個世紀之後的1989年，萬心蕙夫婦在北京師範大學曆史系設立了“王桐齡、張星烺獎學金”，以表達對“為教育獻身的人的一個敬意”和對忠厚師長張星烺的感恩之情。
未解之謎
大哥的身份是解決了，但我們的疑問更大了。中國人合影講究論資排輩，這是中式社會結構和社會文化的具體展現。合影中比張星烺年齡長、資曆深、名氣大的大有人在，為什麼這位四十一歲的曆史教員會站在中國科學社合影的C位呢？
如果張星烺是代表他的父親、中國地學會會長張相文參會，《年會記事錄》不會未作提及。是不是那天張星烺恰巧到燕大送他的《馬哥孛羅遊記》譯稿（同年燕大圖書館資助出版了第一冊，餘稿散佚），或者是因編撰《燕京學報》而去燕大，受到科學社中老朋友竺可桢和翁文灏的邀請而加入合影？也許就是老友們效仿張宗昌士兵讓座的梗，幽他一默，請他站C位？
曆史長河中的這一瞬間，或許舉足輕重，或許無足輕重，恐怕永無答案了。
經驗何在？
文字和圖像是史料這枚硬币上的正反兩面。圖像會提供文字材料無法給予的曆史真相，也會設定文字材料遭遇不到的難題。回顧尋找大哥的過程，充滿了種種意想不到。
有圖有真相嗎？我們後來發現張星烺的單人照片都是戴眼鏡的，但為什麼合影裡卻看不到呢？用事後諸葛亮的眼光分析，那天合影時的光線和角度、照片上的噪點，使他的無框淡色眼鏡消失得無影無蹤。
以貌取人嗎？識圖的題中之意就是“以貌取人”，但偏偏張星烺的相貌如他本人一樣“不走尋常路”。他的“鶴發童顔”，使我們重點查詢的年代直接偏離了二十年。他質樸粗粝的氣質，更是把我們引入了“軍政名人”的歧途。
人以群分嗎？曆史照片是固定下來的曆史情境。如果人物符合情境，答案就簡單很多。而張星烺現身于科學社年會合影，實屬“出圈”。認出張星烺之後，我曾将這張照片示以一位曆史學人朋友，他輕易地認出了張星烺，但完全不認識周圍那些大名鼎鼎的科學家們。如何在大千世界中确定一個人所在的“圈子”，才是真正的難點。
處理浩瀚的曆史材料，是否有技巧可言？其實，作為曆史學家的張星烺已經給出了答案。他翻譯《馬哥孛羅遊記》，“于舉世不為之事，獨任其難，十年以來，锲而不舍。”（柳诒徵：《馬哥孛羅導言》序）為了編著《中西交通史料彙編》，張星烺搜尋了多達兩百七十四種中文文獻和四十二種外文文獻，将“外國記載，證以中國事實；或中國記載，證以外國事實”。張星烺感慨：“至若清理中國舊籍一事，其難（較翻譯西書）何啻十倍……從事搜查，猶之泅海底而探珍珠。往往搜查叢書一部，耗費光陰數月，而所得僅一二條可以适用，甚至無一條可用者，亦有之也……盛暑揮汗，嚴冬呵凍，未嘗辍筆。凄風苦雨，孤燈寒月，費盡心力，始得畢業。書或容有疏漏，而十餘年之心力，瘁于此矣。”（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彙編》序言）
原來，這位“帶頭大哥”早已深谙我們看五千人照片找他的艱辛與樂趣。那麼套用他的話就是，識圖或容有疏漏，而遍覽五千餘圖以尋一人之心力，瘁于此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