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定醫院兒科主任何凡的門診，半天就有40多人前來就診，三分之二和抑郁焦慮有關。她所在醫院兒科住院部，有抑郁和焦慮障礙的孩子超過一半，且基本是重度患者，大多有自傷自殺傾向。
今年10月公布的首次“中國兒童青少年精神障礙流行病學調查”顯示，在73992名被調查的17歲以下兒童與少年中，3.2％被确診抑郁障礙，4.8％被确診焦慮障礙，患病率是精神分裂症和孤獨症的幾十倍。據2019年資料，中國全部人群抑郁症患病率為2.1％，焦慮障礙患病率為4.98％。
除了這些确診者，擁有消極情緒的青少年範圍可能更廣，一些量表調查顯示，2020年，中國青少年抑郁檢出率達24.6％，而鄉村兒童的抑郁檢出率為 25.2％。
當孩子從學校掉隊，甚至想放棄生命時，越來越多家長意識到孩子可能是生病了，而不是“矯情”。當孩子被确診後，總希望醫生解答“為什麼”。面對這些急切的詢問，何凡很難給出簡單又确定的答案。她向《中國新聞周刊》承認，在青少年的諸多心理問題中，抑郁和焦慮受社會文化環境因素影響更大，但并不能簡單歸因于某個因素。“抑郁症是時代病，我們的家庭、學校和社會組成的生态系統出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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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易識别的兒童抑郁症
何凡說，過去，因抑郁焦慮而來求診的孩子沒有那麼多。就在五年前，他們醫院兒科病房住的也還主要是患有精神分裂、智力發展障礙等問題“更嚴重”的孩子。現在，越來越多的家長帶着孩子來看抑郁。
與成人相比，兒童和青少年的精神障礙在行為上展現的更加“非典型”，也更難被發現和診斷。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兒童精神科醫生林紅介紹，根據美國精神病學會制定的《精神疾病的診斷和統計手冊》，在兒童和青少年中診斷重性抑郁障礙（MDD），需要至少兩周持續的情緒變化，具體表現為悲傷或易怒，缺乏興趣或快感缺失，這些症狀需要給患者帶來功能上明确的改變。“其中兒童和青少年可能比成年人表現出更多的焦慮和憤怒，更少的植物性神經症狀，以及更少的絕望言語”。
林紅指出，在上述手冊中，還提到了持續性抑郁障礙，包括慢性重度抑郁障礙和惡劣心境（DD）。這是一種慢性疾病，在一天中的大部分時間裡，患者以抑郁和/或易怒情緒為特征，并伴随着食欲不佳、睡眠問題、精力不足、自尊低下、注意力不集中和無望感等症狀，持續至少一年。
北京安定醫院兒童精神障礙團隊領銜專家、教授鄭毅說，對成人來說的怪異現象，如自語自笑，對正處于生長發育期的學前兒童可能就是正常的，是以診斷兒童精神疾病更加困難。以抑郁症為例，鄭毅說，成人患抑郁症候的典型表現為“三低”，分别是情緒低落、思維遲緩和活動減少，伴随着食欲下降和睡眠障礙，而對兒童來說，可能就隻是表現為“煩”。
“兒童就是以煩、以行為異常為主，少有唉聲歎氣和流淚的表現。”鄭毅指出，兒童患抑郁症後很少會哭泣或表達消極想法，反而時常表現出易激惹、發脾氣、離家出走、學習成績下降和拒絕上學。但麻煩的是，“兒童死的念頭很突然，沖動間就出問題了”。
兒童在12歲左右會進入青春期，直至18歲成年。這期間抑郁也以更高頻率出現。
孩子的突然長大，總是令家長措手不及，也會對可能的病情存在誤解。在何凡的診室裡，一個黑瘦的中年男子獨自坐火車趕到北京，傾訴最令他苦惱的孩子“網瘾”。幾天前，因為被沒收了手機，上初三的兒子沖動地打人，把自己鎖在房間，摔完東西後吃了一整瓶藥自殺。
在這位憔悴父親的意識裡，孩子可能病了，但仍有“胡鬧”的成分。他特意向何凡提起，孩子被送去洗胃後，血液裡的藥物濃度并不高，他認為孩子沒有吃完整瓶的藥，不是真的想自殺。“孩子馬上中考了。”他心存僥幸，稱自己打算請班主任好好勸勸孩子，争取讓孩子參加半個月後的英語聽力考試。他還問何凡，有沒有藥能治孩子的“網瘾”。對方告訴他，沉迷網絡隻是現象，孩子其實是情緒出了問題，喜歡玩手機是因為覺得和人交流沒意思，她認為孩子已經有生命危險了，建議孩子休學住院。
在孩子成長的過程中，一些家長會忽視孩子真實的想法，沒有尊重和了解孩子的感受。圖/視覺中國
這位父親不斷問“孩子為什麼會這樣？‘心結’在哪裡？”何凡提高了聲音回答：“問題就是孩子抑郁了，你要意識到這是個病，原因很複雜。”她強調說，“骨折也要治療，不會努力一下就長好的。”
許多青少年患者身上抑郁與焦慮共存。何凡說，焦慮展現為對上學和成績的擔憂，抑郁則是心情低落。“焦慮抑郁就像兩個孿生姐妹，長得很像，又成對出現。一個人抑郁的時候，必然會有焦慮的情緒，而焦慮得不到緩解，必定會越來越抑郁。
家長對孩子身上的負面情緒往往發現較晚。何凡說，當孩子剛出現抑郁和焦慮時，由于沒有影響學習等主要社會功能，容易被家長忽略。“隻是認為孩子變得不聽話”，而當孩子已經無法正常上學，說明病情影響了認知水準，社會功能受損，這時再來就診，已經為時較晚。“對青少年來說，當惡劣心境持續一年，就有可能發展為病變，在社會功能受影響之前，孩子可能有長達半年或幾年的時間，處于焦慮抑郁、或者惡劣心境的狀态”。
青春期孩子的大腦
一個女中學生低着頭，把腰弓進椅子裡。初冬的天氣就像她的心境，冷風凜冽，寒潮降臨。她掀起袖子，新新舊舊的劃痕像蛛網一樣爬滿手腕，站在一旁的家長臉上也寫滿了愁苦。
何凡每周有三個半天門診，這樣的女孩她每次都要見到幾個。她們因無法控制抑郁或焦慮的情緒而自傷，這是自殺的高危因素。兒童在12歲左右将邁入青春期。這是邁向成人社會的第一步，學業壓力陡升，人際關系開始複雜，外表也逐漸成熟，心理問題更加突出。研究表明，青春期的孩子罹患抑郁障礙的比例翻倍，女孩患病比男孩多一倍。
14歲的少女小璐（化名）患有重度抑郁焦慮障礙，但不是因為沉迷網絡。她自認為受到了來自老師的言語傷害。“老師經常對每個學生作出很多的評價和定義，還把我們互相對比。”小璐覺得，這些定義“有時候甚至是輕率的”。她試圖反駁老師，但發現老師不僅不聽解釋，還會對她進行“人格上的貶低”。而老師批評的原因，是她成績的下滑。她渴望老師的表揚，但即使她某次考得好，老師也沒有表揚，“讓我覺得我永遠不夠好”。
小璐媽解釋說，從2021年起，北京實施新中考，将共計十個科目計入中考評判标準。小璐在國中的課間休息隻有5分鐘，每個課時都被擠占得滿滿當當。“分數是老師的業績，老師們也被裹挾其中”。
2012年8月底，福建福州火車站，一些在暑期趕往城裡與父母相聚的兒童，在新學年開學前，如“小候鳥”般紛紛傳回老家上學。圖/視覺中國
内心的壓力有時會外化為身體的傷痕。在何凡11月底的那個半天出診中，青春期女孩都有抑郁和焦慮，其中有四個女孩的手腕布滿劃痕，其中最小的10歲。一項涵蓋美國66家醫院的調查顯示，從2010年開始，女生的自殘率逐年上升，而2015年自殘女生的數量是2009年的三倍。
何凡接診的一名10歲女孩在意媽媽對弟弟的偏心，學校的環境也讓她不自在。何凡提醒家長，孩子病得重，一定要取得老師的了解與支援。“這個時候可能（老師）稍微對她有一點微詞，她可能就被壓倒了。”服藥一陣後，小女孩開朗了些，但仍在找機會傷害自己。父母便将家裡所有尖銳的物品都收了起來，但到了學校，她借同學的美工刀劃手腕，老師發現後，把孩子退回家。因為退學，小女孩又被自罪自責的情緒包圍，“小孩子有時候不一定真想死，但可能會沖動地做出都沒有辦法承受的一個結果。”何凡提醒。
時代病
小璐的個頭已經超過了母親，滿腦子都是自己的主見，但她不敢把心裡話告訴母親，怕遭到責怪。學校裡的事已經讓她筋疲力盡，而她在家裡也無法放松。“我媽對作業品質的要求很高，還給我布置額外的作業，比如背古詩背單詞刷題之類的，這才是讓我崩潰的原因。”她說。45歲的小璐媽坐在旁邊，流起了眼淚。她承認，自己對孩子管教太多，沒能傾聽孩子的聲音，“造成的現在這種結果，我要占2/3以上的責任。”
“女兒從小就是小乖乖的樣子。”她說，過去她是習慣性地推着孩子往前走，認為壓力能讓孩子變好，但直到小璐生了病，她才發現，這是一種自私的想法。“我是把壓力和期待放在孩子的身上，讓她幫我忙去實作，都是為了讓我自己心裡舒服。”
如今，小璐媽不得不停下來往前推的“慣性”，好好思考“為什麼要養孩子”這個基本問題。
“整個社會都處于一種育兒焦慮中，家長都害怕自己的孩子落下。”北京回龍觀醫院下屬的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幹預中心副主任梁紅說，在她接診過程中，許多時候都要幫忙調整家長的心态。“比如家長都想讓孩子乖，不要違背大人的意願，但都忽略了要放低姿态，去溝通和引導孩子。”
對于一些精神疾病患兒，護士發了藥之後需要監督患者把藥吞下并檢查口腔後才能離開。圖/視覺中國
但梁紅也認為，沒必要把過多的責任推到家長身上。某種程度上，家長也是這種社會文化的受害者。“社會發展這麼快，在希冀階層躍遷與擔心跌落的壓力下，家長其實也很疲憊了，情緒很滿了。”她說，但當孩子生病，很多家長會變得非常自責，“甚至于哭得比孩子還上心”。她認為家長也很茫然。“從來沒人教家長應該怎麼做，是以都是在摸索，社會也應該給家長一些資訊資源，讓他們去學習，去學會照顧好自己的情緒”。
在林紅的診室裡，也時常出現比孩子情緒問題更嚴重的家長。“網上都流行說‘父母皆禍害’的說法，但這是不客觀的，我一定要在這裡說清楚，這不是家長的錯。”她說，“兒童心理問題确實和家庭密切相關，家長的行為問題也是傳自上一輩，如果說家長不會經營家庭，也是因為他們沒有學習的機會。”
“兒童青少年出現這麼多的情緒問題，歸根結底，是我們今天的生活方式發生了巨大改變的結果，是一種時代病。”鄭毅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