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儿科主任何凡的门诊，半天就有40多人前来就诊，三分之二和抑郁焦虑有关。她所在医院儿科住院部，有抑郁和焦虑障碍的孩子超过一半，且基本是重度患者，大多有自伤自杀倾向。
今年10月公布的首次“中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在73992名被调查的17岁以下儿童与少年中，3.2％被确诊抑郁障碍，4.8％被确诊焦虑障碍，患病率是精神分裂症和孤独症的几十倍。据2019年数据，中国全部人群抑郁症患病率为2.1％，焦虑障碍患病率为4.98％。
除了这些确诊者，拥有消极情绪的青少年范围可能更广，一些量表调查显示，2020年，中国青少年抑郁检出率达24.6％，而乡村儿童的抑郁检出率为 25.2％。
当孩子从学校掉队，甚至想放弃生命时，越来越多家长意识到孩子可能是生病了，而不是“矫情”。当孩子被确诊后，总希望医生解答“为什么”。面对这些急切的询问，何凡很难给出简单又确定的答案。她向《中国新闻周刊》承认，在青少年的诸多心理问题中，抑郁和焦虑受社会文化环境因素影响更大，但并不能简单归因于某个因素。“抑郁症是时代病，我们的家庭、学校和社会组成的生态系统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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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易识别的儿童抑郁症
何凡说，过去，因抑郁焦虑而来求诊的孩子没有那么多。就在五年前，他们医院儿科病房住的也还主要是患有精神分裂、智力发展障碍等问题“更严重”的孩子。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带着孩子来看抑郁。
与成人相比，儿童和青少年的精神障碍在行为上体现的更加“非典型”，也更难被发现和诊断。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精神科医生林红介绍，根据美国精神病学会制定的《精神疾病的诊断和统计手册》，在儿童和青少年中诊断重性抑郁障碍（MDD），需要至少两周持续的情绪变化，具体表现为悲伤或易怒，缺乏兴趣或快感缺失，这些症状需要给患者带来功能上明确的改变。“其中儿童和青少年可能比成年人表现出更多的焦虑和愤怒，更少的植物性神经症状，以及更少的绝望言语”。
林红指出，在上述手册中，还提到了持续性抑郁障碍，包括慢性重度抑郁障碍和恶劣心境（DD）。这是一种慢性疾病，在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患者以抑郁和/或易怒情绪为特征，并伴随着食欲不佳、睡眠问题、精力不足、自尊低下、注意力不集中和无望感等症状，持续至少一年。
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障碍团队领衔专家、教授郑毅说，对成人来说的怪异现象，如自语自笑，对正处于生长发育期的学前儿童可能就是正常的，因此诊断儿童精神疾病更加困难。以抑郁症为例，郑毅说，成人患抑郁症候的典型表现为“三低”，分别是情绪低落、思维迟缓和活动减少，伴随着食欲下降和睡眠障碍，而对儿童来说，可能就只是表现为“烦”。
“儿童就是以烦、以行为异常为主，少有唉声叹气和流泪的表现。”郑毅指出，儿童患抑郁症后很少会哭泣或表达消极想法，反而时常表现出易激惹、发脾气、离家出走、学习成绩下降和拒绝上学。但麻烦的是，“儿童死的念头很突然，冲动间就出问题了”。
儿童在12岁左右会进入青春期，直至18岁成年。这期间抑郁也以更高频率出现。
孩子的突然长大，总是令家长措手不及，也会对可能的病情存在误解。在何凡的诊室里，一个黑瘦的中年男子独自坐火车赶到北京，倾诉最令他苦恼的孩子“网瘾”。几天前，因为被没收了手机，上初三的儿子冲动地打人，把自己锁在房间，摔完东西后吃了一整瓶药自杀。
在这位憔悴父亲的意识里，孩子可能病了，但仍有“胡闹”的成分。他特意向何凡提起，孩子被送去洗胃后，血液里的药物浓度并不高，他认为孩子没有吃完整瓶的药，不是真的想自杀。“孩子马上中考了。”他心存侥幸，称自己打算请班主任好好劝劝孩子，争取让孩子参加半个月后的英语听力考试。他还问何凡，有没有药能治孩子的“网瘾”。对方告诉他，沉迷网络只是现象，孩子其实是情绪出了问题，喜欢玩手机是因为觉得和人交流没意思，她认为孩子已经有生命危险了，建议孩子休学住院。
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一些家长会忽视孩子真实的想法，没有尊重和理解孩子的感受。图/视觉中国
这位父亲不断问“孩子为什么会这样？‘心结’在哪里？”何凡提高了声音回答：“问题就是孩子抑郁了，你要意识到这是个病，原因很复杂。”她强调说，“骨折也要治疗，不会努力一下就长好的。”
许多青少年患者身上抑郁与焦虑共存。何凡说，焦虑体现为对上学和成绩的担忧，抑郁则是心情低落。“焦虑抑郁就像两个孪生姐妹，长得很像，又成对出现。一个人抑郁的时候，必然会有焦虑的情绪，而焦虑得不到缓解，必定会越来越抑郁。
家长对孩子身上的负面情绪往往发现较晚。何凡说，当孩子刚出现抑郁和焦虑时，由于没有影响学习等主要社会功能，容易被家长忽略。“只是认为孩子变得不听话”，而当孩子已经无法正常上学，说明病情影响了认知水平，社会功能受损，这时再来就诊，已经为时较晚。“对青少年来说，当恶劣心境持续一年，就有可能发展为病变，在社会功能受影响之前，孩子可能有长达半年或几年的时间，处于焦虑抑郁、或者恶劣心境的状态”。
青春期孩子的大脑
一个女中学生低着头，把腰弓进椅子里。初冬的天气就像她的心境，冷风凛冽，寒潮降临。她掀起袖子，新新旧旧的划痕像蛛网一样爬满手腕，站在一旁的家长脸上也写满了愁苦。
何凡每周有三个半天门诊，这样的女孩她每次都要见到几个。她们因无法控制抑郁或焦虑的情绪而自伤，这是自杀的高危因素。儿童在12岁左右将迈入青春期。这是迈向成人社会的第一步，学业压力陡升，人际关系开始复杂，外表也逐渐成熟，心理问题更加突出。研究表明，青春期的孩子罹患抑郁障碍的比例翻倍，女孩患病比男孩多一倍。
14岁的少女小璐（化名）患有重度抑郁焦虑障碍，但不是因为沉迷网络。她自认为受到了来自老师的言语伤害。“老师经常对每个学生作出很多的评价和定义，还把我们互相对比。”小璐觉得，这些定义“有时候甚至是轻率的”。她试图反驳老师，但发现老师不仅不听解释，还会对她进行“人格上的贬低”。而老师批评的原因，是她成绩的下滑。她渴望老师的表扬，但即使她某次考得好，老师也没有表扬，“让我觉得我永远不够好”。
小璐妈解释说，从2021年起，北京实施新中考，将共计十个科目计入中考评判标准。小璐在初中的课间休息只有5分钟，每个课时都被挤占得满满当当。“分数是老师的业绩，老师们也被裹挟其中”。
2012年8月底，福建福州火车站，一些在暑期赶往城里与父母相聚的儿童，在新学年开学前，如“小候鸟”般纷纷返回老家上学。图/视觉中国
内心的压力有时会外化为身体的伤痕。在何凡11月底的那个半天出诊中，青春期女孩都有抑郁和焦虑，其中有四个女孩的手腕布满划痕，其中最小的10岁。一项涵盖美国66家医院的调查显示，从2010年开始，女生的自残率逐年上升，而2015年自残女生的数量是2009年的三倍。
何凡接诊的一名10岁女孩在意妈妈对弟弟的偏心，学校的环境也让她不自在。何凡提醒家长，孩子病得重，一定要取得老师的理解与支持。“这个时候可能（老师）稍微对她有一点微词，她可能就被压倒了。”服药一阵后，小女孩开朗了些，但仍在找机会伤害自己。父母便将家里所有尖锐的物品都收了起来，但到了学校，她借同学的美工刀划手腕，老师发现后，把孩子退回家。因为退学，小女孩又被自罪自责的情绪包围，“小孩子有时候不一定真想死，但可能会冲动地做出都没有办法承受的一个结果。”何凡提醒。
时代病
小璐的个头已经超过了母亲，满脑子都是自己的主见，但她不敢把心里话告诉母亲，怕遭到责怪。学校里的事已经让她筋疲力尽，而她在家里也无法放松。“我妈对作业质量的要求很高，还给我布置额外的作业，比如背古诗背单词刷题之类的，这才是让我崩溃的原因。”她说。45岁的小璐妈坐在旁边，流起了眼泪。她承认，自己对孩子管教太多，没能倾听孩子的声音，“造成的现在这种结果，我要占2/3以上的责任。”
“女儿从小就是小乖乖的样子。”她说，过去她是习惯性地推着孩子往前走，认为压力能让孩子变好，但直到小璐生了病，她才发现，这是一种自私的想法。“我是把压力和期待放在孩子的身上，让她帮我忙去实现，都是为了让我自己心里舒服。”
如今，小璐妈不得不停下来往前推的“惯性”，好好思考“为什么要养孩子”这个基本问题。
“整个社会都处于一种育儿焦虑中，家长都害怕自己的孩子落下。”北京回龙观医院下属的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副主任梁红说，在她接诊过程中，许多时候都要帮忙调整家长的心态。“比如家长都想让孩子乖，不要违背大人的意愿，但都忽略了要放低姿态，去沟通和引导孩子。”
对于一些精神疾病患儿，护士发了药之后需要监督患者把药吞下并检查口腔后才能离开。图/视觉中国
但梁红也认为，没必要把过多的责任推到家长身上。某种程度上，家长也是这种社会文化的受害者。“社会发展这么快，在希冀阶层跃迁与担心跌落的压力下，家长其实也很疲惫了，情绪很满了。”她说，但当孩子生病，很多家长会变得非常自责，“甚至于哭得比孩子还上心”。她认为家长也很茫然。“从来没人教家长应该怎么做，所以都是在摸索，社会也应该给家长一些信息资源，让他们去学习，去学会照顾好自己的情绪”。
在林红的诊室里，也时常出现比孩子情绪问题更严重的家长。“网上都流行说‘父母皆祸害’的说法，但这是不客观的，我一定要在这里说清楚，这不是家长的错。”她说，“儿童心理问题确实和家庭密切相关，家长的行为问题也是传自上一辈，如果说家长不会经营家庭，也是因为他们没有学习的机会。”
“儿童青少年出现这么多的情绪问题，归根结底，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的结果，是一种时代病。”郑毅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