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轲刺秦的主要起因是受太子丹指使。太子丹為質鹹陽多年，聽到并看到秦王嬴政無情殺死自己的弟弟、鸩死自己的仲父、流放自己的母親，還濫殺無辜、屠戮大臣，并一舉兼并韓、魏、趙、楚諸國，是以内心對嬴政充滿了恐懼。
是以當他從秦國逃回燕國後便深感不安，再加上當時趙國已亡，秦軍的下一個目标就是燕國了，是以他必須想辦法自保或者反抗，但是以軍力對抗無異于“以卵擊石”。太子丹經過夜以繼日地冥思苦想，終于想到了一個險招——刺殺嬴政。
他認為刺殺嬴政的人選，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勇敢無畏，二是得對秦國有深仇大恨。太子丹依照這兩個原則廣納“賢才”，誰知大家一聽刺秦二字，無不黯然噤聲。秦王嬴政可是殘暴成性的“暴君”，且本人力大如牛，武藝高強，一般人聞風喪膽，哪有膽量去刺殺？
此時荊轲出現了。荊轲先世原是春秋時期齊國的大夫慶封，後與政敵較量失敗後逃亡到吳國，為楚王所殺，其子孫又逃到衛國。後來衛亡于魏，荊轲做了魏國的遺民，再後來秦攻打魏國，他便逃到燕國。
荊轲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于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荊卿。 荊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于野王。 ——《史記.刺客列傳》
祖先的榮耀在戰國末世已經蕩然無存，荊轲雖半生處于颠沛流離中，過着屈辱的生活，但從來沒甘心過。雖說恢複祖先的榮光已無可能，但是他一直想通過手中的劍為自己的家族掙回尊嚴。
那麼此時的秦王嬴政不可一世，視天下如無物且殘暴成性，若是用自己的劍斬殺秦王，便是揚名立萬的最佳時機了。剛剛好，燕太子丹把這樣一個絕佳的機會送到了眼前，是以他隻有感激，便不願索取任何報酬。
“家散萬金酬士死，身當一劍答君恩！”太子丹疏财招募死士，荊轲欲以身當劍刺殺強秦。這場刺殺就此達成共識，接下來就看荊轲的手段了。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複還
荊轲為了能接近秦王，以達到刺殺之目的，想到用秦王最喜歡的東西和最痛恨的人來作為近身秦王的條件：一是燕國最肥沃的土地，二是秦國叛将樊於期的人頭。
為了配合他的刺殺大計，給出土地對于燕太子丹來說不是什麼難事，但是大将樊於期的人頭可就稍顯為難了，于是荊轲自己找到樊於期，憑借三寸不爛之舌曉之以情動之以理，樊於期最終拔劍自刎，獻上人頭。
司馬光在荊轲刺秦王的故事後寫了一大堆的評論來說明自己的觀點，以史為鑒先把原文列在下面，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寫的原文：
臣光曰：燕丹不勝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輕慮淺謀，挑怨速禍，使召公之廟不祀忽諸，罪孰大焉！而論者或謂之賢，豈不過哉！夫為國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禮，懷民以仁，交鄰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節，百姓懷其德，四鄰親其義。夫如是，則國家安如磐石，熾如焱火。觸之者碎，犯之者焦，雖有強暴之國，尚何足畏哉！丹釋此不為，顧以萬乘之國，決匹夫之怒，逞盜賊之謀，功隳身戮，社稷為墟，不亦悲哉！夫其膝行、蒲伏，非恭也；複言、重諾，非信也；糜金、散玉，非惠也；刎首、決腹，非勇也。要之，謀不遠而動不義，其楚白公勝之流乎！荊轲懷其豢養之私，不顧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強燕而弱秦，不亦愚乎！故揚子論之，以要離為蛛蝥之靡，聶政為壯士之靡，荊轲為刺客之靡，皆不可謂之義。又曰：“荊轲，君子盜諸！”善哉！——《資治通鑒-秦紀-第二》
首先，司馬光指責的是刺殺秦王的主使者-燕太子丹。
燕太子丹當人質的時候在秦國受了不少委屈，于是偷偷跑回燕國就想着為自己雪恨報仇，這才有了荊轲刺秦的故事。
但是随着荊轲的失敗，燕太子丹反而加速了燕國的覆滅和自己的死亡。于是司馬光很尖銳的指出燕太子丹是一個“輕慮淺謀”之人，為了自己一時之快，根本不考慮當時的國際形勢。結果導緻燕國滅亡，太子丹可以說是罪魁禍首，根本不能稱之為賢明。
其次，司馬光指出真正賢明的人應該如何應對太子丹這種情況。
司馬光提出了四個辦法“任官以才，立政以禮，懷民以仁，交鄰以信”。
也就是對内選賢任能，讓有本事的人當官；治國理政要有禮，也就是有規矩、有章法；對老百姓要懷有仁慈之心，讓老百姓能活下去；對外要講究信譽，不能朝令夕改。
但是做到這四點真的能達到外敵入侵的時候“觸之者碎，犯之者焦”嗎？
我們現在完全可以指出司馬光的不足之處，缺少技術的進步和強有力的軍隊，隻做到仁是萬萬不夠的，看看如今的世界局勢，叢林法則在如今世界依然是西方世界尊崇的理念，空口說仁，别人誰會相信的呢？
其實這四點可以說是儒家治國理政的基石，無論哪個朝代，隻要涉及治國理政，你說這四句都是絕對政治正确的，沒有人敢反駁的。這也是曆代儒生對于君主的最高期望，司馬光希望曆代皇帝都能吸取太子丹的教訓，不要幹出暗殺對方這種事情。
因為暗殺無論成敗都會把自己擱到一個極為負面的影響上，特别是一個“萬乘大國”，這是“決匹夫之怒，逞盜賊之謀”，而不是大國堂堂正正的王霸之道的做法。
太子丹在史書中以賢明著稱，代表案例就是太子丹對于人才那是極為恭敬的。
比如對待燕國著名的智勇雙全豪俠——田光，太子丹的做法是，親自出宮迎接，為田光執辔下車，然後倒退着走為田光引路，跪下來拂拭座位給田光讓坐。
太子丹聞田光至，親出宮迎接，執辔下車，卻行為導，再拜緻敬，跪拂其席，田光年老，偻行登上坐。——史記
比如對待荊轲，那是傾國之力巴結荊轲。直接給荊轲為燕國上卿，僅次于太子和燕王的職位；給荊轲安排最上等的豪宅，吃最豐盛的宴席，乘坐的是豪華馬車，燕國的美女随便荊轲享用，甚至太子丹每天都要去問候荊轲……
至于送給荊轲的什麼奇珍異寶，更是隻要荊轲想要，就沒有燕太子丹搞不定的。
對此，司馬光嚴厲批判太子丹虛僞，說太子丹匍匐跪地為田光掃榻，這根本不是恭敬；說太子丹屢次對田光強調别說出去自己的計劃，導緻田光自殺明志，這也根本不是講信譽的展現；而給荊轲的大量花費也不是施恩施惠的表現；至于太子丹最後被逼自殺，這也根本不是勇氣；燕太子丹這種謀略不長遠，行動不講道義的做法也就是楚國無謀的白公勝之流的人物。
第四，司馬光批判荊轲是盜賊
最後，司馬光才批判荊轲刺秦王的這種行為其實不但不顧及自己家族的生死，而且用一把一尺八寸的匕首就想削弱秦國使得燕國強勢，這簡直是愚不可及。
是以漢代楊雄直接批評刺客列傳中的刺客說，要離的死跟蜘蛛這樣的蟲子一樣的死亡；聶政的死法是壯士的死法；荊轲的死就是一個普通刺客的死法；這幾個人的死都不能稱為義。楊雄又說，荊轲在君子看來也就是一個盜賊罷了。司馬光認為楊雄說的很對。
其實，以史為鑒認為讓司馬光來評判荊轲就相當于我們評判司馬光，都有把後世理念帶入古人的想法。
荊轲和太子丹所處的時代，正是俠義文化盛行的時代，講究的就是忠人之事，舍生取義。這種俠客文化一直到秦朝、漢初都極有市場，後來因為“俠以武犯禁”，過多的俠客嚴重影響了社會的安定，這才被國家機器大肆打擊。到了宋代，以司馬光為代表的儒家更是堅決不贊同俠客這類社會思想的蔓延，是以才說出來荊轲隻不過是盜賊，太子丹是燕國滅亡的罪魁禍首這樣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