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轲刺秦的主要起因是受太子丹指使。太子丹为质咸阳多年，听到并看到秦王嬴政无情杀死自己的弟弟、鸩死自己的仲父、流放自己的母亲，还滥杀无辜、屠戮大臣，并一举兼并韩、魏、赵、楚诸国，因此内心对嬴政充满了恐惧。
所以当他从秦国逃回燕国后便深感不安，再加上当时赵国已亡，秦军的下一个目标就是燕国了，所以他必须想办法自保或者反抗，但是以军力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太子丹经过夜以继日地冥思苦想，终于想到了一个险招——刺杀嬴政。
他认为刺杀嬴政的人选，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勇敢无畏，二是得对秦国有深仇大恨。太子丹依照这两个原则广纳“贤才”，谁知大家一听刺秦二字，无不黯然噤声。秦王嬴政可是残暴成性的“暴君”，且本人力大如牛，武艺高强，一般人闻风丧胆，哪有胆量去刺杀？
此时荆轲出现了。荆轲先世原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大夫庆封，后与政敌较量失败后逃亡到吴国，为楚王所杀，其子孙又逃到卫国。后来卫亡于魏，荆轲做了魏国的遗民，再后来秦攻打魏国，他便逃到燕国。
荆轲者，卫人也。其先乃齐人，徙于卫，卫人谓之庆卿。而之燕，燕人谓之荆卿。 荆卿好读书击剑，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其后秦伐魏，置东郡，徙卫元君之支属于野王。 ——《史记.刺客列传》
祖先的荣耀在战国末世已经荡然无存，荆轲虽半生处于颠沛流离中，过着屈辱的生活，但从来没甘心过。虽说恢复祖先的荣光已无可能，但是他一直想通过手中的剑为自己的家族挣回尊严。
那么此时的秦王嬴政不可一世，视天下如无物且残暴成性，若是用自己的剑斩杀秦王，便是扬名立万的最佳时机了。刚刚好，燕太子丹把这样一个绝佳的机会送到了眼前，所以他只有感激，便不愿索取任何报酬。
“家散万金酬士死，身当一剑答君恩！”太子丹疏财招募死士，荆轲欲以身当剑刺杀强秦。这场刺杀就此达成共识，接下来就看荆轲的手段了。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荆轲为了能接近秦王，以达到刺杀之目的，想到用秦王最喜欢的东西和最痛恨的人来作为近身秦王的条件：一是燕国最肥沃的土地，二是秦国叛将樊於期的人头。
为了配合他的刺杀大计，给出土地对于燕太子丹来说不是什么难事，但是大将樊於期的人头可就稍显为难了，于是荆轲自己找到樊於期，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樊於期最终拔剑自刎，献上人头。
司马光在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后写了一大堆的评论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以史为鉴先把原文列在下面，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写的原文：
臣光曰：燕丹不胜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轻虑浅谋，挑怨速祸，使召公之庙不祀忽诸，罪孰大焉！而论者或谓之贤，岂不过哉！夫为国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礼，怀民以仁，交邻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节，百姓怀其德，四邻亲其义。夫如是，则国家安如磐石，炽如焱火。触之者碎，犯之者焦，虽有强暴之国，尚何足畏哉！丹释此不为，顾以万乘之国，决匹夫之怒，逞盗贼之谋，功隳身戮，社稷为墟，不亦悲哉！夫其膝行、蒲伏，非恭也；复言、重诺，非信也；糜金、散玉，非惠也；刎首、决腹，非勇也。要之，谋不远而动不义，其楚白公胜之流乎！荆轲怀其豢养之私，不顾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强燕而弱秦，不亦愚乎！故扬子论之，以要离为蛛蝥之靡，聂政为壮士之靡，荆轲为刺客之靡，皆不可谓之义。又曰：“荆轲，君子盗诸！”善哉！——《资治通鉴-秦纪-第二》
首先，司马光指责的是刺杀秦王的主使者-燕太子丹。
燕太子丹当人质的时候在秦国受了不少委屈，于是偷偷跑回燕国就想着为自己雪恨报仇，这才有了荆轲刺秦的故事。
但是随着荆轲的失败，燕太子丹反而加速了燕国的覆灭和自己的死亡。于是司马光很尖锐的指出燕太子丹是一个“轻虑浅谋”之人，为了自己一时之快，根本不考虑当时的国际形势。结果导致燕国灭亡，太子丹可以说是罪魁祸首，根本不能称之为贤明。
其次，司马光指出真正贤明的人应该如何应对太子丹这种情况。
司马光提出了四个办法“任官以才，立政以礼，怀民以仁，交邻以信”。
也就是对内选贤任能，让有本事的人当官；治国理政要有礼，也就是有规矩、有章法；对老百姓要怀有仁慈之心，让老百姓能活下去；对外要讲究信誉，不能朝令夕改。
但是做到这四点真的能达到外敌入侵的时候“触之者碎，犯之者焦”吗？
我们现在完全可以指出司马光的不足之处，缺少技术的进步和强有力的军队，只做到仁是万万不够的，看看如今的世界局势，丛林法则在如今世界依然是西方世界尊崇的理念，空口说仁，别人谁会相信的呢？
其实这四点可以说是儒家治国理政的基石，无论哪个朝代，只要涉及治国理政，你说这四句都是绝对政治正确的，没有人敢反驳的。这也是历代儒生对于君主的最高期望，司马光希望历代皇帝都能吸取太子丹的教训，不要干出暗杀对方这种事情。
因为暗杀无论成败都会把自己搁到一个极为负面的影响上，特别是一个“万乘大国”，这是“决匹夫之怒，逞盗贼之谋”，而不是大国堂堂正正的王霸之道的做法。
太子丹在史书中以贤明著称，代表案例就是太子丹对于人才那是极为恭敬的。
比如对待燕国著名的智勇双全豪侠——田光，太子丹的做法是，亲自出宫迎接，为田光执辔下车，然后倒退着走为田光引路，跪下来拂拭座位给田光让坐。
太子丹闻田光至，亲出宫迎接，执辔下车，却行为导，再拜致敬，跪拂其席，田光年老，偻行登上坐。——史记
比如对待荆轲，那是倾国之力巴结荆轲。直接给荆轲为燕国上卿，仅次于太子和燕王的职位；给荆轲安排最上等的豪宅，吃最丰盛的宴席，乘坐的是豪华马车，燕国的美女随便荆轲享用，甚至太子丹每天都要去问候荆轲……
至于送给荆轲的什么奇珍异宝，更是只要荆轲想要，就没有燕太子丹搞不定的。
对此，司马光严厉批判太子丹虚伪，说太子丹匍匐跪地为田光扫榻，这根本不是恭敬；说太子丹屡次对田光强调别说出去自己的计划，导致田光自杀明志，这也根本不是讲信誉的体现；而给荆轲的大量花费也不是施恩施惠的表现；至于太子丹最后被逼自杀，这也根本不是勇气；燕太子丹这种谋略不长远，行动不讲道义的做法也就是楚国无谋的白公胜之流的人物。
第四，司马光批判荆轲是盗贼
最后，司马光才批判荆轲刺秦王的这种行为其实不但不顾及自己家族的生死，而且用一把一尺八寸的匕首就想削弱秦国使得燕国强势，这简直是愚不可及。
所以汉代杨雄直接批评刺客列传中的刺客说，要离的死跟蜘蛛这样的虫子一样的死亡；聂政的死法是壮士的死法；荆轲的死就是一个普通刺客的死法；这几个人的死都不能称为义。杨雄又说，荆轲在君子看来也就是一个盗贼罢了。司马光认为杨雄说的很对。
其实，以史为鉴认为让司马光来评判荆轲就相当于我们评判司马光，都有把后世理念带入古人的想法。
荆轲和太子丹所处的时代，正是侠义文化盛行的时代，讲究的就是忠人之事，舍生取义。这种侠客文化一直到秦朝、汉初都极有市场，后来因为“侠以武犯禁”，过多的侠客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定，这才被国家机器大肆打击。到了宋代，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儒家更是坚决不赞同侠客这类社会思想的蔓延，所以才说出来荆轲只不过是盗贼，太子丹是燕国灭亡的罪魁祸首这样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