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戰國時期，人才思想特點及流動形式？異國仕官被諸侯列國所接受，儒家、法家、墨家尚賢思想
戰國時期，諸侯之間的戰争不僅是軍事的戰争，經濟的較量，綜合國力的競争，更是人才戰争，秦國之是以能夠取得成功，除了出現多代明君外，也與其引進的人才是分不開的。戰國時期，在人才流動方面曾有這樣的一個現象，“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為趙趙完，畔魏魏傷”，而秦國自商鞅之後開始圖謀霸業，而商鞅是衛國人，秦惠文王重要張儀，在合縱連橫中崛起。
其他人才，例如樓綏是趙國人，魏冉、範雎也是魏國人，蔡澤是燕國人，呂不韋是南韓人，李斯則是楚國人，這些都被秦君所重要，用人不疑，由此可見，人才在秦國統一過程中的重要性，那麼戰國時期人才在思想上有哪些特點？
戰國時期人才思想特點
對士人的選拔和任用是本着“尚賢思想”、“用人唯賢”原則進行的，但對于“尚賢”理論，當時對社會主流思想影響很大的儒家、墨家、法家都根據時代要求提出了尚賢理論。
儒家尚賢思想
儒家尚賢思想，起始于孔子提出“舉賢才”，但孔子的尚賢、尊賢思想是以周禮為基礎的，其目的是維護奴隸社會的君王統治，已經不能适應于當時社會發展的現實；到了戰國中期，孟子對孔子的尊賢理論進行了繼承發展，他提出“尊賢使能”，并把尚賢提高到國家存亡的高度，甚至強調君主不用賢，國家危亡也。
到了戰國末期，荀子又對孟子、孔子的尊賢思想進行繼承和完善，他提出可以破格用賢的思想，雖然在對待親友上仍有一定傾斜，但這比孔子、孟子的尊賢、尚賢思想有了實質性的進步，此時的儒家尚賢思想已經不從維護君主統治的奴隸制度，而是為适應社會發展新的制度做準備了。
墨家尚賢思想
墨家代表人物，墨子的用賢标準包括德行、學問、才能等三個方面，其中德行是最重要的條件，人不僅要有才華，更要有品德，德才兼備才是墨子心中理想的賢者。墨子認為，尚賢是為政之本，君主有賢者輔佐，可以更好地治理國家，尚賢對老百姓有利，賢者管理老百姓，可以使其休養生息，豐衣足食；尚賢對國家有利，國家隻有在賢能之人的治理下，才能發展壯大。
賢者是國之珍寶，社稷的中流砥柱，賢者對于君主、國家、百姓都是至關重要的，是以，墨子主張要廣納賢才，要賦予賢者重權、美名、高官、厚祿，這樣才能吸收更多的賢能之士，因為賢能之士的數量決定了國家的強盛興衰。在用賢原則上，也就是選拔人才的原則上，墨子否定傳統的世卿世祿制度，唯才是舉，無論貴族還是貧民，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把舉賢用賢的範圍擴大到了整個貧民階層，這就為社會下層人士登上政治舞台制造了輿論。
法家尚賢思想
法家的尚賢思想與儒家、墨家不同，主張廢除舊制度，推行量能授官，任人唯賢，因功賜祿的人才選拔、選官制度，将人的行為結果作為論賢的标準。例如，商鞅以實際的功勞取人，提出“民盡力而爵随之，功立而賞随之”。
法家的另一個代表人物，韓非子也同樣反對以德取人，他主張“記功而行賞”，提倡“程能而授事”，将實際的才幹納入考核體系，糾正了商鞅一味地重功勞而不顧職能的偏差，這也吸取了儒家、墨家尚賢思想理論的智慧。在法家尚賢理念中，重視以實際行動為社稷做出貢獻的人，顯然，在諸侯争霸，變法圖強的戰國時期，法家的尚賢更有助于各諸侯國實作“富國強兵”的目标，秦國之是以能夠圖強，法家思想起主導作用。
戰國時期人才流動形式
春秋戰國時期，社會處于大動蕩、大變革階段，周室衰微，國家意識逐漸淡薄，各諸侯國之間交往頻繁，使得人們意識中的國界也不在分明，這一時期的人才，服務意識有所轉變，并不認為自己隻能為宗主國效力，當時的社會價值取向已經變為士為知己者用；是以為了施展自身才華，逐漸遊走在列國之間，此時，人才流動已形成規模。
異國仕官被諸侯列國所接受
春秋時期的“異國仕官”，往往是由于特殊原因，要麼是被本國迫害逃亡他國，要麼是在朝政鬥争中失敗而出奔，這些仕官的身份大多都是皇室貴族，甚至是國君；他們離開宗主國後，投奔的國家，參照他們原有的身份和地位，授予相應的官職及祿位，總之，春秋時期的“出奔”開啟了“異國仕官”的先河，也開啟了人才流動的第一步。
到了戰國時期，異國仕官已經普遍被列國所接受，但其仕官的身份悄然發生了變化，除了失敗出逃的貴族外，還有大量的士人加入到這個隊伍中來。主要原因是，新的中央集權制度剛剛萌芽，君為臣綱的意識還未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在諸侯争霸的兼并鬥争中，大量的小國被吞滅，戰國七雄割據的局面脫穎而出，客觀上促進了民族交流和融合，促進了各諸侯國之間的頻繁交往。
這一時期，雖然很多諸侯國在政治上存在對峙局面，但人們在思想上，各國之間的界限早已經模糊不清了，周天子雖為天下共主，但名存實亡，各國君主也不會因為是異國人才而加以排斥。例如，吳國伍子胥是楚國人，兵聖孫武為吳國服務卻是齊國人，越國的範蠡、文仲是楚國人，燕國的樂毅是魏國人，曾服務于楚、魏兩國的吳起是衛國人，至于被秦國招納的異國人才更是數不勝數。
戰國時期人才流動漸成規模
總的來說，戰國時期人才流動的主體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是“遊士”，他們遊走于列國，通過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和治國方略，如果有幸得到君主賞識，就會被留下來輔佐君主治理國家；第二種是逃難到他國的貴族，他們被迫離開宗主國，一是為了避難，二是尋求發展；第三種是諸如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學派大師及其弟子的有學者，他們遊曆各國傳播自己學說。
以上三種人才流動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在國與國之間流動，這是基于人才施展才華的渴望，以及各諸侯國為了富國強兵而對人才的訴求；各國為了能在諸侯争霸戰争中，生存、壯大、發展，迫切需要招攬人才。
第二種是在自身所屬的社會階層流動，即人才從社會等級的一個階層流動到另一個階層，即改變自己的身份地位，戰國時期，由于宗法、血緣、身份界限被打破，貴族以為的底層人才也可以跻身仕途。他們可以不論出身，隻要有一技之長，就有機會被破格提拔重用。這種人才選拔原則，使得人才可以上下流動，為人才發揮技能提供了最大機會，真正做到了人盡其才，才盡其用。
此外，戰國時期人才流動方向主要有三種，一是向文化發達，經濟富裕的地區流動，例如齊國經濟發達，其稷下學宮就聚集了大量賢能之士。二是向重視人才，禮遇人才，尊重人才的國家流動，例如奔向秦國的孟嘗君、範雎、商鞅、李斯等，鄭國人申不害奔向南韓實行改革，魏國樂毅來到了燕國進行改革，衛國人吳起則在楚國進行變法……。
參考文獻：《墨子》、《史記》、《戰國策》、《韓非子集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