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战国时期，人才思想特点及流动形式？异国仕官被诸侯列国所接受，儒家、法家、墨家尚贤思想
战国时期，诸侯之间的战争不仅是军事的战争，经济的较量，综合国力的竞争，更是人才战争，秦国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除了出现多代明君外，也与其引进的人才是分不开的。战国时期，在人才流动方面曾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而秦国自商鞅之后开始图谋霸业，而商鞅是卫国人，秦惠文王重要张仪，在合纵连横中崛起。
其他人才，例如楼绥是赵国人，魏冉、范雎也是魏国人，蔡泽是燕国人，吕不韦是韩国人，李斯则是楚国人，这些都被秦君所重要，用人不疑，由此可见，人才在秦国统一过程中的重要性，那么战国时期人才在思想上有哪些特点？
战国时期人才思想特点
对士人的选拔和任用是本着“尚贤思想”、“用人唯贤”原则进行的，但对于“尚贤”理论，当时对社会主流思想影响很大的儒家、墨家、法家都根据时代要求提出了尚贤理论。
儒家尚贤思想
儒家尚贤思想，起始于孔子提出“举贤才”，但孔子的尚贤、尊贤思想是以周礼为基础的，其目的是维护奴隶社会的君王统治，已经不能适应于当时社会发展的现实；到了战国中期，孟子对孔子的尊贤理论进行了继承发展，他提出“尊贤使能”，并把尚贤提高到国家存亡的高度，甚至强调君主不用贤，国家危亡也。
到了战国末期，荀子又对孟子、孔子的尊贤思想进行继承和完善，他提出可以破格用贤的思想，虽然在对待亲友上仍有一定倾斜，但这比孔子、孟子的尊贤、尚贤思想有了实质性的进步，此时的儒家尚贤思想已经不从维护君主统治的奴隶制度，而是为适应社会发展新的制度做准备了。
墨家尚贤思想
墨家代表人物，墨子的用贤标准包括德行、学问、才能等三个方面，其中德行是最重要的条件，人不仅要有才华，更要有品德，德才兼备才是墨子心中理想的贤者。墨子认为，尚贤是为政之本，君主有贤者辅佐，可以更好地治理国家，尚贤对老百姓有利，贤者管理老百姓，可以使其休养生息，丰衣足食；尚贤对国家有利，国家只有在贤能之人的治理下，才能发展壮大。
贤者是国之珍宝，社稷的中流砥柱，贤者对于君主、国家、百姓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墨子主张要广纳贤才，要赋予贤者重权、美名、高官、厚禄，这样才能吸收更多的贤能之士，因为贤能之士的数量决定了国家的强盛兴衰。在用贤原则上，也就是选拔人才的原则上，墨子否定传统的世卿世禄制度，唯才是举，无论贵族还是贫民，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把举贤用贤的范围扩大到了整个贫民阶层，这就为社会下层人士登上政治舞台制造了舆论。
法家尚贤思想
法家的尚贤思想与儒家、墨家不同，主张废除旧制度，推行量能授官，任人唯贤，因功赐禄的人才选拔、选官制度，将人的行为结果作为论贤的标准。例如，商鞅以实际的功劳取人，提出“民尽力而爵随之，功立而赏随之”。
法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韩非子也同样反对以德取人，他主张“记功而行赏”，提倡“程能而授事”，将实际的才干纳入考核体系，纠正了商鞅一味地重功劳而不顾职能的偏差，这也吸取了儒家、墨家尚贤思想理论的智慧。在法家尚贤理念中，重视以实际行动为社稷做出贡献的人，显然，在诸侯争霸，变法图强的战国时期，法家的尚贤更有助于各诸侯国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秦国之所以能够图强，法家思想起主导作用。
战国时期人才流动形式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阶段，周室衰微，国家意识逐渐淡薄，各诸侯国之间交往频繁，使得人们意识中的国界也不在分明，这一时期的人才，服务意识有所转变，并不认为自己只能为宗主国效力，当时的社会价值取向已经变为士为知己者用；所以为了施展自身才华，逐渐游走在列国之间，此时，人才流动已形成规模。
异国仕官被诸侯列国所接受
春秋时期的“异国仕官”，往往是由于特殊原因，要么是被本国迫害逃亡他国，要么是在朝政斗争中失败而出奔，这些仕官的身份大多都是皇室贵族，甚至是国君；他们离开宗主国后，投奔的国家，参照他们原有的身份和地位，授予相应的官职及禄位，总之，春秋时期的“出奔”开启了“异国仕官”的先河，也开启了人才流动的第一步。
到了战国时期，异国仕官已经普遍被列国所接受，但其仕官的身份悄然发生了变化，除了失败出逃的贵族外，还有大量的士人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主要原因是，新的中央集权制度刚刚萌芽，君为臣纲的意识还未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在诸侯争霸的兼并斗争中，大量的小国被吞灭，战国七雄割据的局面脱颖而出，客观上促进了民族交流和融合，促进了各诸侯国之间的频繁交往。
这一时期，虽然很多诸侯国在政治上存在对峙局面，但人们在思想上，各国之间的界限早已经模糊不清了，周天子虽为天下共主，但名存实亡，各国君主也不会因为是异国人才而加以排斥。例如，吴国伍子胥是楚国人，兵圣孙武为吴国服务却是齐国人，越国的范蠡、文仲是楚国人，燕国的乐毅是魏国人，曾服务于楚、魏两国的吴起是卫国人，至于被秦国招纳的异国人才更是数不胜数。
战国时期人才流动渐成规模
总的来说，战国时期人才流动的主体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游士”，他们游走于列国，通过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治国方略，如果有幸得到君主赏识，就会被留下来辅佐君主治理国家；第二种是逃难到他国的贵族，他们被迫离开宗主国，一是为了避难，二是寻求发展；第三种是诸如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学派大师及其弟子的有学者，他们游历各国传播自己学说。
以上三种人才流动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在国与国之间流动，这是基于人才施展才华的渴望，以及各诸侯国为了富国强兵而对人才的诉求；各国为了能在诸侯争霸战争中，生存、壮大、发展，迫切需要招揽人才。
第二种是在自身所属的社会阶层流动，即人才从社会等级的一个阶层流动到另一个阶层，即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战国时期，由于宗法、血缘、身份界限被打破，贵族以为的底层人才也可以跻身仕途。他们可以不论出身，只要有一技之长，就有机会被破格提拔重用。这种人才选拔原则，使得人才可以上下流动，为人才发挥技能提供了最大机会，真正做到了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此外，战国时期人才流动方向主要有三种，一是向文化发达，经济富裕的地区流动，例如齐国经济发达，其稷下学宫就聚集了大量贤能之士。二是向重视人才，礼遇人才，尊重人才的国家流动，例如奔向秦国的孟尝君、范雎、商鞅、李斯等，郑国人申不害奔向韩国实行改革，魏国乐毅来到了燕国进行改革，卫国人吴起则在楚国进行变法……。
参考文献：《墨子》、《史记》、《战国策》、《韩非子集解》等